这就是张撝谦的亲笔供词！此刻，张撝谦已将自己的安危和生死置之度外，他在实践自己人生在世“除死无难事”的信条。在此之前，张撝谦对1957年一夜成名的全国大右派分子章伯钧及其言论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章伯钧不是右派分子，他根本没有推翻共产党的意思，几句话还能把共产党推翻了？这是小题大做。”对1957年发生的倍受世人关注的匈牙利布达佩斯暴乱和波兰革旦斯克罢工，张撝谦说出了自己的见解：“世界范围的斗争是两大阵营的对立，是苏联和美国的斗争。因为美国和苏联是两个阵营的头子。匈牙利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但一个罢工，一个暴乱，就把政权搞乱了。这就证明他们的力量很差。波兰一罢工，政权就垮了。我对那些民主国家很怀疑，帝国主义一进攻，保险垮台。我想，国家政权要巩固，得经过长期锻炼，白手起家怎能行呢？中国、苏联就不然，正因为经过了战争的锻炼和考验，才能经受风险。那些国家是苏联解放的，摇身一变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而内部思想却很混乱，资本主义思想还没有变过来。我就感觉这样白手起家的纸老虎式的国家是不行的。”
任何事物都要经过时间的考验，任何真理都要用实践去检验。中国已经逝去的历史证明，张撝谦在1957年的批斗会上直言的关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的意见和建议，对某些人物的断言，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也接受了实践的检验。
就在1957年马寅初被一伙人扣上“马尔萨斯新人口论”的“帽子”时，张撝谦也说应“提倡节制生育”。他在鸣放会上还预言：“再过十年，中国人在地球上就放不下了。”而直至上世纪70年代初，当我们背上8亿人口的沉重包袱后，才提出了计划生育。
当我们把张撝谦关于办农业是办大社好还是办小社好的由表及里的分析意见斥为“右派言论”之后，敦煌人民经历了一县一社的抽肥补瘦、削峰填谷的平调。“乌托邦”式的敦煌县人民公社，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使敦煌人民付出3年的饥馑、流离和死亡的代价。直至1961年冬，中共中央才痛苦地意识到“大有大的难处”，遂向全国发出在农村所有制上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划小经济核算单位的指示。在张撝谦提出工资级别由30级减少到20级，职工工资实行工龄工资、奖励工资、地区津贴等多成分构成以体现多劳多得、工种、地区等区别的建议后20年，我们创造了工资冻结10年的“奇迹”。我们执迷于高积累、低分配能快速发展生产的一厢情愿，执迷于以人头定量配给——什么生活资料紧张，就按人头发什么票证，从粮食、棉布到肥皂、火柴，都按人头发过票证。认识不到发展生产的规律，认识不到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它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动力。加大国民收入的消费部分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造成市场紧张，又可以促进生产发展。在那个高度计划经济的年代，我们年年都要自欺欺人地向全世界及国人炫耀“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虚假景象。高积累、低分配的结果，是给全国人民分配了绝对的贫困。直至上世纪90年代，我们才提高了国家收入中的人民消费部分，我们的工资中才包含了工龄工资、奖励工资、地区津贴、知识分子津贴等部分，否定了“铁饭碗”，否定了“大锅饭”。
就在张撝谦提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要合作共事，不要打击他们排挤他们，要平等相处的意见后不几年，我国的民主党派就坐到了冷板凳上。我们在于部人事制度上实行了三十多年的“拉郎配”和权力垄断的政策以后，直至上世纪90年代，才实行了上世纪50年代张撝谦说的“在人事工作上开放一部分自由市场”的意见，开设了“人才市场”，实行了专业人才供需见面，双向选择，自由择业。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地球上的红旗一面面落地后，我们才痛苦地意识到对匈牙利、波兰事件的评论及其深意。
张撝谦是1957年那个时代敦煌思想的先驱者。他冲破了那个时代禁锢的思想的桎梏。
1958年3月20日，中共张掖地委整风领导小组研究批准张撝谦为右派分子。4月10日，敦煌县人民法院以“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暗地进行反革命活动，更恶毒的是趁党整风之机大肆向党进攻，诽谤咒骂党的领导及社会主义各项制度，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妄图资本主义复辟”罪，判处张撝谦有期徒刑14年。在此前一天，合议庭的决定是判处张撝谦有期徒刑6年。由6年加重为14年，显然是由于敦煌的长官以言代法，发泄了一次个人的淫威。之后，张撝谦被解送安西县十工农场服刑。
1979年4月8日，中共敦煌县委员会对张撝谦的右派问题进行了复查，仍认为该张在1957年整风鸣放时的有些言论是错误的，“属可划可不划右派，经研究决定不划，予以改正。”
同年5月26日，敦煌县人民法院撤销了该院1958年4月10日对张撝谦的判决，宣布张撝谦无罪。
其实，张撝谦早已于1960年7月19日在安西县十工农场死亡。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
（作于2003年6月）
马秉华
马秉华，1936年12月出生，张掖人。其父马绍庭于甘肃法政专门学堂（兰州大学前身）毕业后，曾任张掖县政府政法科科长，张掖中医联合诊所医生。1947年，马秉华在读小学五年级时即由校长刘泽介绍，集体加入了三青团，当时他13岁。为符合入团的年龄规定，刘泽还给他长了两岁。1950年春，他考入张掖农校高级农艺科就读。1951年暑假，他曾由学校组织下乡，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
1955年7月，马秉华从该校毕业后分配到敦煌县农业技术推广站，任三级助理技术员，参与推广七寸步犁、双轮双铧犁、化学肥料、棉花C373新品种等工作。1956年春，他被派驻南湖乡，做洋芋摘花、试种棉花等工作。
南湖乡与敦煌县城仅相距70公里。然而，马秉华却对1957年在北京、省城及敦煌城发生的“大鸣大放”少有听闻，在自己的思想上也少有触动。这可能是他只醉心于自己的工作，又时时刻刻想着如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的缘故，他实际上也把南湖当作了“世外桃源”。
1957年6月，敦煌县人民政府农牧科常永贵科长（副科长为秦学仁）通知他回城汇报工作。马秉华回城后，即令他参加全县干部批斗文教科副科长李森夫的大会。在这个会上，马秉华看到了人们给被批斗者罗织罪名，“干墙上钉橛”，无所不用其极的伎俩。在这个会上，他看到了批斗者拳打脚踢，被批斗者鼻青眼肿、进退维谷的惨景。望着县政府大院里处处是揭发、指控李森夫、张仲的大字报，他百思不得其解。昨天都还是好好的革命同志，今天怎么就成了反革命分子？他向县农牧科领导声言：“这样的会，我今后不参加了，我厌恶这一切。”他要求去南湖乡做他的试验工作，县农牧科领导不准。
当时，与县农技推广站仅一步之遥的县畜牧兽医工作站里，有一位从陕西畜牧兽医学校毕业的干部叫王秦鲁。马秉华与王秦鲁常结伴下乡，他搞他的农技推广，王搞牲畜防疫。王写了一张大字报说，1955年从河南三门峡、灵宝来敦煌安家落户的移民回流严重，敦煌县移民办公室不认真解决移民提出的各种困难问题，反而派人东堵西截，还不如在北湖打一截长城。为此，全县农林系统即对王展开批判斗争，指控王秦鲁含沙射影，将毛主席比作修建长城的暴君秦始皇。同时，还指控王秦鲁与马秉华一同去肃州，将装有一根50毫升注射器的包绑在自行车后座上，致使注射器颠断的事是有意识，破坏生产的反革命行为。王被众人冤逼得走投无路之时，要求让马秉华证明，马即挺身而出，说明了事实真相。此时，人们掉转头指控马秉华是站在右派分子的立场上，替右派分子说话，给右派分子撑腰壮胆。在那个时代，实事求是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时，马秉华是一位良心犹在、良知未泯之人，出于义愤，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给王秦鲁写信，支持王对一些人的颠倒黑白进行反驳，要求王对别人的揭发要实事求是，有的就承认，没有的就坚决不承认。在信的末尾，他还写诗一首，将王称赞为“马尾松”，“长青不老”，将那些颠倒黑白、捏造事实，为了自己的顶子而给别人罗织罪名的人比做“狂犬”，只要看见一根骨头，他们就会“嗷嗷乱叫。”。他还给王秦鲁打气：“时间会证明一切。”此信发出之前，马秉华给一位同事过了目，征求这位同事的意见。谁料一夜过后，这位同事将此举全盘向领导托出。从此，马秉华成了敦煌县农林系统反右整风中被批判斗争的重点对象。
在批斗马秉华的会上，有人质问他：“领导是咋来的？”马答：“是上级派来的。”有人即说：“领导是党派来的。你反对党派来的领导，就是反党。”这是强加到马秉华头上的第一条罪状。
马秉华思想活跃，富于才华。他来县农技推广站后，一次与同事闲谈时，曾问：“单位行政领导说话，不经过党的书记，为什么就没作用？”这句话到整风反右时被揭发出来后，经人们上纲上线地分析批判，就成了马秉华攻击“以党代政”的第二条罪状。
同情右派分子王秦鲁，是马秉华的第三条罪状。
强加给马秉华的第四条罪状，是指控他“破坏农业生产”。这条罪状的由来是敦煌县农技推广站有一台12行的小麦播种机长期闲置，无人问津。马秉华曾问：“这台好端端的播种机为啥不用？”有人答：“不会用”。马说：“这简单得很。”1956年春天，小麦播种时，县农技站领导派马秉华带上播种机去给农民播种小麦。一个春天，他用这台播种机给农民播种小麦5600亩，从漳县村种到吕家庄。那时，地块面积小，播种机大，回头、下地时不可避免要留下一小段地无法下种。细心的农户就用麦耧补种。1957年，马秉华被推上斗争台时，有人竟然揭发那一小段地没种上是他有意破坏生产。
强加给马秉华的第五条罪状是“对粮食政策不满”。这条罪状的证据是他对食堂经常吃洋芋多有烦言。
从此之后，对马秉华大会斗争，小会批判。他写交代的大字报、材料，成了每日的生活内容。在批斗会上挨打受骂，更是家常便饭。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些人还嫌给马秉华强加的五条罪状不够，又给他罗织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指控他宣扬“马尔萨斯人口论”，指控他“对罗隆基、储安平的右派言论非常欣赏”，指控他说过“党号召鸣放是引鱼上钩”，还揭发他说过县政府批斗李森夫、张仲“过火了”，“张仲是敦煌县人民政府的才子，有本事，能干，为什么要斗争他呢？这不是让我们失去这些有本事的人吗”？
同年10月，马秉华与同事杨澎、王秦鲁被限制行动自由，不准回家，强迫劳动。
1958年4月，马秉华与敦煌全县在整风反右运动中被批斗的70多人一起被遣送黄墩子农场监督劳动。他们干的都是开垦荒地、挖渠、打土坯、修房子、平沙梁等繁重的体力劳动。
同年10月7日，敦煌县委宣布给马秉华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撤销原有职务，取消原有待遇，送安西十工农场监督劳动。而实际是早在3月20日，张掖地委整风领导小组就已经研究批准给马秉华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敦煌县委已于5月20日印制好了文件。只不过当时是秘而不宣罢了。
马秉华年轻力壮，他在黄墩子农场拼尽全力表明自己有悔罪的思想，以求得宽恕，远离那顶可怕的“帽子”。然而，他哪里知道，就在他竭尽全力表明悔罪时，那顶令人恐怖的“帽子”早已铁定在他的头上。
1960年冬，西北局兰州会议后，敦煌县委将马秉华从黄花农场传回，宣布摘去他的右派分子“帽子”，降一级工资，重回县农技推广站工作。1962年春，敦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马秉华作为“摘帽右派”，当然是精简下放的对象了。敦煌县农技推广站发给他450元补助费，他便带上全家到黄渠公社戴家墩大队落户。
1978年冬，马秉华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重回敦煌县农技推广站工作。1984年，他被授予农艺师职称。1997年，退休。
马秉华良知未泯，良心不灭，在伸张正义的路上，仅仅走出了第一步，就被彻底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作于2003年8月）
范积本
范积本，生于1934年，张掖城区人。1955年从张掖农校农学专业毕业后，由甘肃省计委分配到敦煌县农技站工作。那时国家各项建设都缺人。敦煌县农技站虽有十多人，但很少有专业学校毕业的，大多是工农干部和转业军人。范积本、马秉华（张掖农校毕业，与范积本同学）、平正祥（江苏南通农校毕业）的到来，无疑使小小的敦煌县农技站有了一点农技推广专业部门的味道。范积本等3人也觉得这里太需要人了，为党为国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范积本初出校门，犹如刚出蛋壳就扑腾着投入林中的小鸟，全然不知林中还会有暴风雨的袭击，还会有猛禽的伤害。他们每天只知道按领导的指令，工作、下乡、吃饭、睡觉。
1956年8月，范积本调人敦煌县人民政府农业科工作。
1957年初秋，敦煌县党政部门的整风和大鸣大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人通知范积本陪同领导下乡搞农村调查。此前，1955年开始的“审干”和“肃反”已使很多人如惊弓之鸟，昼夜难眠。同年暑假，敦煌全县的中小学教师集中学习，大鸣大放、点名批判斗争以至从1957年春天以来全国对所谓右派分子的口诛笔伐、万炮齐轰的政治形势，范积本竟认为那是他们的事，我们这些刚从校门出来又走进革命之门的青年人是与此无关的。
范积本此刻真是一个不谙世事、天真、纯正的小伙子。
范积本陪同王凤山县长下乡搞农村调查两个月后，县上通知他去兰州参加全省国营农场场长、拖拉机站站长会议。会议结束后，他回到敦煌的第二天傍晚，竟鬼使神差，想去看看在县农技站的老同学马秉华。范积本刚刚步入县农技站院内，左侧宿舍的马秉华就急忙向他招手示意，意思是让他别去会议室，快到自己宿舍来。范积本来到马秉华的宿舍，马秉华以十分惶恐的神态说：“他们正在会议室里开会。”范积本问：“你为何不参加？”马秉华说，他在大鸣大放时为县兽医站的技术干部王秦鲁鸣不平，写了“马尾松与狂犬”的这首小诗，这首小诗被视为“右派言论”，他已被停职隔离，交代问题。
既无防人之意又无害人之心的范积本似乎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外来客”，对自己已踏进“雷区”，已触到“高压电”全然不知，而那些张网待雀，做梦都在想着用人血染红顶子的人，对范积本夜访马秉华却已联想万端。范积本与马秉华闲谈了一阵，又说了些宽慰的话后即告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