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纪家老五名叫纪庆元，生于1963年7月。1970年春，纪庆元上红星小学。当时，红星小学设有初中班。他小学毕业后，即在该校读完了初中。从小学到初中，纪庆元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他学习用功，成绩优良，深得校长和老师的喜欢。
1978年秋，纪庆元从红星小学附设的初中部毕业。在此前后，“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那么紧了，人们对天天喊“阶级斗争”也厌倦了。因为人们发现过去虽然把“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挂在嘴上，喊了几十年，但大家依然穷困，并没有比别人多穿上一件，多吃上一口。此时，敦煌县教育局分配给红星学校3个报考敦煌中学高中部的名额。学校批准纪庆元为3个报考者之一。
纪庆元考入敦煌中学高中部后，虽然父母、二哥、三哥天天出勤，参加生产队的集体生产劳动，但年年口粮仍不够吃，全家经常为纪庆元的学费发愁。他点灯熬油，发奋用功，身体素质越来越差。高中3年，纪庆元没见过奶粉与白糖。高三毕业时，纪庆元身体状况愈来愈差，参加高考落第。第二年，他又补习了一段，终因身体不能支持，没有参加高考。
此后，他在生产队参加了半年劳动，即去北京他大哥处医病。在北京，他考虑着今后自己走什么路。此时，纪庆元竟然心血来潮，想当作家。他想，要当作家，不读中外名著不行。但要买齐中外名著，自己又囊中羞涩。他从高中化学老师高鹏翼处借得几十元钱。买名著的钱还不够，他拿上自己的两件衣服去当铺。当铺的伙计说：“算了吧，小伙子，你那两件衣服值不了多少钱。”他大哥见作家梦已使五弟神魂颠倒，便指点迷津，对他说：“搞文学，当作家，与政治连得很紧。几十年来，风云变幻，弄得不好，犯了错误，可不是闹着玩的。老的，丁玲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去北大荒喂鸡，年轻的‘文学神童’刘绍棠、丛维熙、鲍昌、邓友梅……一个个在1957年都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没有好下场。”大哥一席话，吓得纪庆元出了一身冷汗。后来，纪庆元说他当作家的梦，断在紫禁城。
纪庆元在北京的作家梦没做成，回到敦煌。当时，敦煌建塑料大棚种蔬菜的热潮正在兴起。他决定建一座塑料大棚，做一个菜农。他借阅了3年的《甘肃农民报》，认真学习种菜技术，引种了西红柿新品种“甘早黄”，试用了催熟剂“乙烯利”。1984年，纪庆元老老实实做菜农一年，一亩半蔬菜收入4000多元。
1985年，他四哥的鸣沙书画社经营红火，即请纪庆元去鸣沙书画社做书画销售，每月挣70元的工资。他在书画社一待就是7年。在这7年，他开阔了视野，对敦煌的历史文化及敦煌艺术有了较多的认识。他支持四哥的事业。心想，他只有一心一意支持四哥的事业，四哥才能在鸣沙书画社的经营上少操些心，以求集中精力多研究书画艺术。
1992年秋，纪庆元进入北京商学院经济专业进修。同时，他又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自学。1993年4月，纪庆元参加考试，5门课程全部通过，而且成绩优良。他因此获得高等教育自学奖金。同年6月，他又参加6门课的考试，5门成绩通过。纪庆元在京城闯荡几年，既看到了京城的繁华，也看到京城遍地是黄金。1994年春，纪庆元决定在北京创业。他四处借款10万元，在他大哥的夫人王海卫所开办的印刷厂的基础上，增添设备，办起了一个印刷企业，承印刊物书籍。印刷厂新办，人手不够，纪庆元即让妻子牛小玉辞去敦煌工商银行的工作，到北京管理印刷厂。牛小玉不端铁饭碗，是纪家人撂掉铁饭碗的第二人。
1996年秋，纪庆元牵头，几个弟兄入股，以年租金70万元租下北京前门一家招待所，办起了敦煌飞天酒楼。但由于该招待所地方偏僻，改成酒楼后经营不到两年，即赔进去60万元。
1997年11月，纪庆元从银行贷款20万元，从国家专利局买得防伪印章技术专利，在酒泉、嘉峪关和张掖推广，效益较好，弥补了在北京办酒楼的亏空并还清了银行贷款。
1999年秋，纪庆元的大哥从北京传来信息说，全国棉花行情看涨。纪庆元立即抓住这一商机，与北京中恒公司达成合作协议，由中恒公司提供部分棉花收购款，由纪庆元在敦煌负责收购棉花，所收购的棉花由中恒公司包销。这一年，纪庆元获利40万元。
2000年的敦煌棉花收获季节，纪庆元在敦煌、安西租了3个轧花厂，收购籽棉，加工成皮棉销售。当年，籽棉收购价较高。但当籽棉加工成皮棉销售时，皮棉价却一路下滑，纪庆元赔进40万元。这一年，他赊给一家棉纺厂一批皮棉。不久这个厂改制，30万元的棉花款又成呆账。
2001年，纪庆元又回到他四哥的敦煌书画院帮忙做书画销售。几年来，鸣沙书画社、敦煌书画院似乎成了纪庆元从战场上下来舔吮自己伤口的港湾，似乎成了他清理思绪、总结经验教训的课堂，成了他养精蓄锐的憩园。
2003年秋，纪庆元以90万元购进一座轧花厂，以实现纪家弟兄商定的围绕阳关博物馆为中心，在创业上多元互补的战略。厂子购进后，纪庆元又投入30万元对设备进行了更新，建立了鸣沙棉业公司。当年收购籽棉500吨。一购一销，弄了个平账。2004年，纪庆元又新建一处轧花厂，成立了鸣沙棉业公司孟家桥分公司，收购籽棉2300吨。
纪庆元在商海中游泳多年，浮沉进退，时起时落，时赔时赚，他的心情都很平静、坦然。在创业的道路上，他跌到了，爬起来，永远坚持不懈地奋斗，高一脚，低一脚，坎坎坷坷，拼搏不息。纪庆元认为这就是他选择的人生道路，这就是他选择的生活。
（七）
纪家老六名叫纪平元，生于1966年8月。1976年秋，他在兰厅小学上四年级。其时，他大哥从北京回家探亲，看到乡间小学经常不上课，让学生劳动，就说老六看来脑瓜子还行，让他到城上的东街小学五年级就读吧。在此校读一年后，他的学习成绩名列全班前茅。小学毕业后，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敦煌中学。小学两年，因家贫，纪平元连一个冰棍都没吃过。中午放学后，城里娃娃都吃过饭躺在炕上睡觉了，他却还在回家的路上汗流浃背地跑着。他的四哥常开导他，要他以大哥为榜样，好好用功，以图将来有个出路。此时，他大哥也从北京常常来信劝导小弟严格要求自己，在学习上闻鸡起舞，下苦功，尽管升学无望，但即使当个庄稼汉，有点文化总是好的。其时，纪庆元的二哥、三哥、四哥及姐姐都已参加队上的集体生产劳动。别的人吃差些，穿差些，父母总想方设法给老六弄好些。
1979年，经邓小平提议，中国恢复高考制度。这给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希望。
1985年，纪平元作为敦煌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英语成绩第一名，语文成绩第一名，全部高考成绩第二名，顺利考入兰州大学生物系细胞生物专业。纪平元是“文革”后敦煌中学第一批考入全国重点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兰州大学早年以注重基本理论、基础训练、基本技能见长于兄弟院校。在大学，学生的自由度多了。他在努力学好规定的课程外，对政治、哲学、宗教、文化等领域的著作都有涉猎。在大学四年，纪平元考虑最多的是学一点真本事，为党为人民做出贡献。
1989年秋，纪平元从兰州大学毕业。当时，国家规定大学毕业生必须到县以下的基层部门工作。因此，纪平元被分配到敦煌市七里镇人民政府当干部。他长年在鸣山脚下的李家墩村住队。在七里镇当干部两年，他与一般的农村基层干部一样，长年累月做的是“催粮要款，结扎引产”的天下第一难事。每当夜深人静时，他总扪心自问：我虽受了高等教育，今天做的工作与众有何不同？他企盼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自由创造的天地。在七里镇人民政府工作两年后，他被调入敦煌市科委。在市科委，他做科技研究和推广项目的筛选、调查、立项工作。
在敦煌三年，纪平元的心实际上没在敦煌。他似乎是一只鸟，总嫌林子太小，总想干一点别人干不了而自己则得心应手的事，干一番创造性的事业。
1992年冬，纪平元的一位同学邀他同去海南省闯荡。这一提议，正中他的下怀。他没多思索，即与敦煌市科委不辞而别，丢掉公职，加盟深圳中厨集团公司。半年后，纪平元任该公司生产部经理。每天，他与工人一同上班，忙碌在生产车间。和在敦煌政府部门里当干部相比，自由创业的艰辛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
纪平元在中厨集团公司期间，又去上海交通大学工业外贸研究生班学习两年，取得了结业证书。在此期间，为了生计，他向四哥借款3万元，在海南与家乡的驼铃饭店合伙开了一家酒楼。结果，3万元借款赔了个净光。
几年奔波，纪平元才体会到，在商品生产的大潮中，自己不过是劳务市场上的一件商品而已，面对社会，面对竞争，如何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如何重新塑造自我，则是永远摆在自己面前的课题。他体会到，向往自由创业，把一切都理想化，走自己的路，并非一帆风顺的事。
纪平元读完上海交大的研究生班后，即去北京寻找发展机遇。1995年冬，他到大连做保健品开发。不久，他即任北京大学方圆生命科学工程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的总经理，建立了沈阳、大连、鞍山三个市场部，公司员工扩展到60多人，保健品销售额每年在2000万元，占全公司第三位。
1999年，纪平元任九天制药厂营销部副总经理。
2000年，纪平元成立了自己的九天营销策略咨询公司，代销三九制药厂及其他厂家的产品。
2004年，纪平元又着手成立今生药业有限公司，计划从事药品生产和销售业务。他打算以自己多年积累的药品营销经验和营销网络，帮助甘肃省的制药企业把自己的产品打到全国去。他打算在生物药品的创制上和改制上有所作为。
在纪平元面前，创业、开拓的路仍很漫长。但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将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下去。他有时可能陷入苦闷、彷徨之中，但也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
纪平元今生选择了一条创业的路子。这是一条艰难曲折的路。纪平元说：“抱着铁饭碗，胸无大志，随遇而安，随波逐流，往往使人最终走向平庸”。
创造者的多寡，标志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活力。创业者的多寡，标志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希望。中国人从古至今，最缺乏的就是这一点。
纪平元说：“自由创业往往使人陷入苦闷、彷徨之中。但当你付出了艰辛，得到了成功时，你才会由衷地感到自由是如此可贵。”
思想由禁锢到解放，到自由，就是我们国家有今天的根本原因。因为思想的自由、参与的自由，是人们获得创造性、主动性的基础，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基础。所以马克思曾说，将来代替阶级对立的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