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人们的思想被套上桎梏的年代。我们虔诚地遵循着一个思想，但由此招致的是在以后的20多年里中国思想的极度匮乏，经济的长期落后，人民生活的长期贫困。在1957年至此后几年，那些思想者虽然有的如流星，有的如昙花，其光辉、其异彩仅闪耀了一次就消失了，但他们的言行却是留给我们世世代代后人的精神遗产、思想财富。
自1957年以后，在中国，谔谔之士少了，诺诺之士多了。又过了多少年之后，人们说这就是1966年在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
4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与县长谈话后第二天，敦煌县人民政府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在会上，县长宣布：“秦学仁定为右派，工资停发，送农场监督劳动。”此刻，秦学仁想起了人们评论历史人物时常感叹不已的那句话：“保国的忠臣无下场。”此刻秦学仁还想起了清朝时一位县官离开敦煌时留下的那首诗：
鸣山压龙头，
党水向北流。
人无三辈富，
清官不到头。
当冤屈、痛苦成了秦学仁生命的一部分时，他想到那句话、那首诗。那句话、那首诗对所有立身为公、壮志未酬、在政治上遭受挫折的不幸的人都是一剂绝好的麻醉药。
那个时代的人们，建国初始，两个朝代交替，新旧政权比较，某个领导以革命的名义所做的一切，人们都认为与国家、与民族、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此时，一些大脑多了几个沟回的人如果暗暗地有丝毫的怀疑，他立即就会觉得这是对革命的极大罪过，是对党的极大不忠，他可能坐卧不宁，夜不能寐。第二天早早起来，会痛哭流涕地去找县委书记忏悔、检讨自己革命觉悟不高，没有站稳革命立场，没有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原谅吧，对那个时代的那些纯真无邪的人们！
然而，过了半个世纪之后，回过头来审视我们走过的道路，我们才醒悟，从难忘的1957年开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步入了崎岖坎坷之中。
一夜之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即将被视为“阶级敌人”、洪水猛兽、传染病患者。敦煌县人民政府全体干部会议的第三天，秦学仁不忍与妻儿告别，即背着行李，步行40里，来到黄墩农场报到。秦学仁不与妻儿告别也不无道理。让他们迟一天知道自己成了阶级敌人，他们就少受一天撕心裂肺的痛苦。
秦学仁到黄墩农场报到，被编人基建连。当时的黄墩农场初办，荆棘丛生，枯蓬飘零，四野萧然。基建连从事的全是挖渠、开荒等最苦的工作。基建连全是省、地、县来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些右派分子干着最苦最累的活，稍一怠慢，便有监视者呵斥。他们吃无坐处，刮风下雨都直挺挺地站在露天场子里。晚上睡觉，6个人一小间小屋，睡觉无放腿之处，形如条条僵尸。傍晚收工回到住地，天天站队，聆听极尽辱骂之词：“你们都是坏蛋！你们不好好干活，小心着！”秦学仁有腿疼的老毛病，上工下工，总在人后。此刻，管教连长声色俱厉地喝斥：“你装蒜，谁叫你不当官要当右派？”右派分子个个衣衫褴褛，足无适履。每逢刮风下雨，满身满脸沙土，劳动归来，无水以洗。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心情沉重，牛马不如。
生命之火不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们盼望着苍天睁眼，解他们于倒悬。总算熬到了过旧年除夕，秦学仁壮着胆子去到刘连长处请假，希望回家看看妻儿老小。刘连长喝斥：“不行，滚开！”秦学仁顿时泪满衣襟。“难道真是下架的凤凰不如鸡，下山的老虎被犬欺？”此刻，秦学仁悲痛欲绝。正当他泪如雨下之际，土改时认识的管教干部卢占甲慨然应允：“你回家过年吧，初四早上一定回场报到。”天黑时，他离开黄墩农场向县城走去。他行至闸坝梁，路尚认得。但到了阶州湖却迷了路径。他在阶州湖转了一夜。直到鸡叫时，他才辨明回城的方向。他进城时，已是大年初一的早上。这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
黄墩农场至敦煌县不过40里路之遥。况且秦学仁支前、任巡回法庭审判员、搞农业合作化时都是轻车熟路的，何以会迷路呢？此时我们揣想，那是秦学仁并没有辨认自己脚下的路，在黑夜里，他只想着自己今后的路。信马由缰，六神无主，怎能不迷路呢！
“家贫思贤妻，国乱思忠臣。”秦学仁在阶州湖转了一夜，终于回到了岳母家。与岳母见面，双双痛哭一场。泪水未干，县委通讯员即来找，请他立即往敦煌县委，县委书记黄仕福、县长张福生在等他。到了县委，他们握手问好，询问长短。此刻秦学仁热泪盈眶，唏嘘不已。书记、县长对秦学仁又让烟又让茶，沉默无语。最后，两位领导说：“过年后，你黄墩子农场就不去了。”随后秦学仁回到新店台家乡。到了家，妻子痛哭，稚子抱父膝亦哭。年后初四回城，县长、书记让秦学仁去驻敦煌的石油工业部运输公司医院治腿病，吃、住、坐车费用到县政府报销。此刻，我们应该感到革命队伍里人情味尚存。到了5月，秦学仁不愿冉连累县委书记和县长了，提出仍去农场劳动。县委书记、县长说：“黄墩农场你别去了，经县上研究，你到县园艺场参加轻体力劳动。其他问题以后再说。”这个决定是有政治风险的。如果有人向上反映他们同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那他们就会遇到麻烦。然而，他们还是那样做了。县长张福生还到园艺场，叮嘱要对秦学仁给予照顾。因此，秦学仁任副科长时的下级、县园艺场书记张建仓、场长刘生玉、会计牛均、出纳边文龙等，都对他寄予同情，让他管理温室，从种到收，除草、浇水都是他一个人的活。
“放开肚皮吃”的“共产主义”生活还没过上几天，人们饥馑的厄运已险象环生。到了1959年秋，敦煌县园艺场工人每人每天供给1斤原粮。工人每天从食堂打来的是和着萝卜条、红薯条的米汤，从食堂打来米汤后再加上地里捡来的菜叶、菜根以维持温饱。饥饿已威胁到人们的生存。秦学仁在场单身一人，又是带着右派分子“帽子”的阶级敌人，更使他的处境雪上加霜。那是可以活命的萝卜，他不能顺手拿一个。那是可以充饥的葫芦，他不能吃上一口。否则，“破坏生产”、“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帽子”又会扣在他的头上。
人民并不买所谓“政治标准”的账。他们心中有自己评定是非的标准。他们评定一个人的标准是这个人还算不算是一个人。他们通过自己的标准判断，秦学仁不但是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好人。种菜的工人陈瑞凤给秦学仁送菜让他充饥。运甜萝卜的马车从温室边走过时，程道康有意从车上蹭下一些甜萝卜让他捡拾。当队长的张万成偷偷把萝卜送到他家。运瓜的路过温室时就给他留几个瓜，当老师的肖金妹偷偷给他送两个鸡蛋。上海盲流来场的工人龙珠女给他省下半块油炸馍让他充饥。他的老同学程时老两口常给他留下半块馍或半碗汤。老岳母省吃俭用，也给他送点吃的。他的同学刘永平常去园艺场给他送衣、送食、送烟。来园艺场前，县政府食堂炊事员卢堂、张世存常示意他等别人走后再去，想让他吃饱，再给他几个馍带给孩子。
此时的秦学仁身处逆境，头戴重如千钧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腹中忍受着饥饿的痛苦，但他的精神支柱没有倒。他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心。他参加革命工作十年如一日，风里来，雨里去，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天地可鉴。他于党于国于民无愧之心可昭日月。他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品格，凡正直之人都予以称道。他的信念是：“人民群众没有抛弃我”。他以农为业，以农为乐。他没有自惭形秽，自暴自弃，他走在敦煌街上仍是昂首阔步。当1960年饥饿、浮肿、流亡及死亡向敦煌人民袭来时，他恨自己面对人民的灾难无手可援。此时，他的妻子祁效兰在敦煌鞋厂锥帮纳底，靠每月的40元工资养活一家四口。秦学仁在园艺场每天发生活费7角，这点钱缴了伙食费后所剩无几。
1961年春，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简称“西兰会议”）召开，决定抢救人命，扭转西北几省饿殍遍野的悲惨局面。此次会议还决定对1957年以来定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甄别。同年3月，中共敦煌县委决定摘去秦学仁头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同年7月，敦煌县委通知秦学仁到县农科所工作，做一般干部，工资23级（原为19级）。此时的秦学仁已是锐气消磨，沉默寡言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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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历史走着弯曲的道路。中国人民刚吃了几顿饱饭，元气还没有恢复，一场更大的风暴——“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接踵而至，人民刚刚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毛泽东又觉得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偏离了他理想中的航向。
1964年3月，“四清运动”工作组进驻敦煌县农科所。工作组一会儿要干部“向党交心”，一会儿又要干部“引火烧身”。他们把蚊子说成飞机，把蚂蚁说成大象，无限上纲，罗织罪名。他们说秦学仁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右派分子，不让他参加会议，只让他天天参加劳动。他们发动干部出大字报，昧着良心说“西兰会议是黑会”，“秦学仁1961年就不该摘‘帽子’”。同年9月，“四清”工作组宣布，经敦煌“四清”工作团党委批准，给秦学仁重新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遣送回生产队劳动。
给一个人两次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在敦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左派病病入膏肓的人们眼里，在推波助澜、想用人血染红顶子的那些人眼里，摧残一个人不如踩死一个蚂蚁。多少年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们在革命的旗帜下，在革命的号召下，我们撕咬着认定的“敌人”，直至将他们撕咬成碎片；我们声嘶力竭地诅咒着我们认定的“敌人”，直至将他们骂得猪狗不如。然而，我们撕咬、诅咒的结果，却使我们距离革命的目标越来越远。我们撕咬、诅咒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仍是极度的贫穷。
秦学仁第二次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回到漳县二队的家里。妻子为丈夫二次遭难大哭，子女为父亲二次遭难哀号。无助的人们，除了眼泪还能有什么呢？秦学仁此时的心情是：全中国受难者不是我秦学仁一个，不足为奇。好人受难，只能证明敦煌“四清”工作团又一次背离了共产党的宗旨，背弃了敦煌县人民的利益。我并没有错。回队的第二天，秦学仁即扛上锄头向队长报到。社员都说：“回来好，一心一意当个农民，没福没大害。”“给摘了‘帽子’刚上去干了四五年又整掉了，又给戴上‘帽子’了。当初我们劝他不要去，他偏不听。”见秦学仁又一次受难，村上、队里几个专门吃政治饭、运动饭的人则幸灾乐祸。
敦煌农业合作化十年，村村、队队都造就出了几个专门吃政治饭、运动饭的有头有脸的人。这些人老盼着农村或城里来个什么运动。政治运动一来，他们既可以借在村上、公社、县上开会混工分，又可以在政治舞台上露脸，表现自己“立场坚定”、“忠实可靠”。回队之后，他们又要开会传达，研究，既能混上工分，又可洋洋自得地向人们炫耀他们是共产党所依靠的人。农活忙了，农活重了，他们不是“有病”就是“有事”，躲在家里。农活轻了，他们又积极起来。他们专找社员的毛病，并直达“天听”，不把你斗个有皮没毛，也要把你批个体无完肤。他们往往都挂着“党员”、“贫协组长”、“妇代会组长”的头衔，对人对事决定取舍的标准是私利而非公愤。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了，他们都是“积极分子”、“依靠对象”。他们是那个时代、那个农业经济体制下造就的一批寄生虫、蛀虫。憨厚的农民对他们敢怒而不敢言，避而远之。对于戴着“帽子”的秦学仁的到来，他们心里暗喜——因为他们做坏事时又有了一堵遮挡的墙，他们玩猫玩老鼠的把戏时，又多了一只“老鼠”。这一点，被以后十多年里他们对秦学仁处处刁难、心狠手辣的事实所证明。
在人类历史上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至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因为对生产资料不同数量的占有而决定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形成了对立的阶级，从而把人划分成了奴役者和被奴役者的等级。而到了上个世纪的后半叶，当社会的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公有之后，又把一些心忧天下的敢言之士打入被专政、被侮辱、被损害之列，给他们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这是否是历史的倒退？文明的倒退？
既然秦学仁便被打入了人民的对立面，那被侮辱、被损害、被压迫的苦难命运就成为必然的了。
在生产队，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是右派分子秦学仁的。敦煌无煤。上世纪60年代，人们生活困苦，无力买煤，社员做饭、烤火、队上煮猪食全靠去几百里外的荒滩上挖红柳。每有此活，秦学仁便被派遣无疑。他赶上架子车，早晨从家里出发，下午到东沙门卸车喂牲口。傍晚又上路，走整整一夜，天亮到柴滩边缘。此时，三个石头一个锅，烧水吃馍后，即赶车往柴滩的深处，刨柴装车，风餐露宿。第三天将柴车赶到柴滩边缘。第四天赶车至东沙门村又露宿一晚，第五天才到家。下滩刨柴，冬天冻死，夏天渴死。冬夏两季下滩刨柴，冻渴难忍，社员都不愿去，但秦学仁不敢不去。尤其寒冬腊月，冰冻草枯，寒风凛冽，每下一次柴滩，都将他的手足冻裂，耳朵冻破。1967年冬，生产队调秦学仁独自一人到敦煌闸下滩刨柴，供两辆马车拉运。他背水，刨柴，做饭，露宿荒滩，整整半月。1968年冬，生产队又调他去刨柴。家里缺粮，路过坝梁向亲戚王怀求告，王怀赠给面粉十斤。他饿着肚子，出着大力，在柴滩一干又是半月。长年累月下滩住滩，使他对柴滩大路小路哪里好走，哪里有水有草有柴都了如指掌。社员去柴滩，都愿意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秦学仁结伴前往。因为他路熟、手勤、腿勤、嘴勤，谁都能从他那里得到帮助。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打井抗旱持续多年。那时，打深井、挖大口井都靠人力。挖井坑是重活，立井架、推绞磨、下井管都是危险活，常有事故，伤人死人。打井的活，秦学仁井井有份。一次立井架，他为救人自己被砸伤，社员给他评记一次功。一次修井坑，井墙塌方，他被埋在1米厚的土下，几乎压死。全队浇一次水需费时三天两夜，一年八轮水，轮轮有他。为不招致浇夏田淹秋田、垮坝跑水等“破坏生产”的罪名，他没明没夜，不敢合眼。夏天打场，从小麦捆子上场到场光地净；秋天赶上二牛抬杠犁地，冬天赶上大皮车拉沙拉粪，他没有松套的时候。晚上贫下中农开会学习，他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拉土垫圈。社员不论男女，每天挣8分工，而他与其他戴“帽子”的分子只能给7分工。戴“帽子”的分子常被征去修公社戏台、大队部，一千就是十天半月，一分工不给。秦学仁全家8口，夫妻二人起五更、睡半夜、忍气吞声，仍吃不饱，穿不暖。每年年底分红时总是倒欠，不但一分钱分不上，还欠下口粮钱。买灯油靠的是偷偷卖几个鸡蛋。秦学仁的妻子祁效兰拉上自留地的白菜去卖，小分队说这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把她从市场赶了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