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告父母，妇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听而弃告者市。”魏律：“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而且，子孙也不得在法庭上作证。东晋元帝时，晋王大理卫展上书曰：“今施行诏书，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近主者所称《庚寅诏书》，举家逃亡家长斩。若长是逃亡之主，斩之虽重犹可。设子孙犯事，将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孙，而父祖婴其酷”；南朝刘宋时，济阳考城人蔡廓建议：“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此为大。自今但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鞫之诉，便足以明伏罪，不须责家人下辞。”朝议咸以为允，从之。
可见，法律为了伸张孝道，不惜屈法而行，对儒家所提倡的“父子相隐”给予认可，规定法律要遵循亲属相容隐的原则。这样，尽管“以礼入法”使法律的严肃与公正遭到了破坏，但这并没有违背礼法制定的初衷，最终还是为了维护皇权的持久稳固。正如东晋元帝大理卫展上书所言：“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生矣。”这实际正是统治者大力提倡“亲属相隐匿”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猿）亲属代刑、免刑、缓刑。这是以礼入法的又一充分体现。法律具有强制性，触犯法律当依法受刑，但往往会因犯人子孙兄弟请求代刑而听其代，或加以减免，使得孝悌仁义的伦理道德观念与法制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以共同维护家族关系的亲情色彩。
自秦以来代刑已合法化。秦律规定，可以通过立功获爵，以爵位赎免为隶臣妾的父母兄弟姐妹；也可以去戍边，以换取为隶臣妾的父母兄弟姐妹获得自由民的身份。因此可以说，代刑合法化秦代已发其端。在汉明帝时诏：徙边者，“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安帝永初中，尚书陈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务在宽详。奏上“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以后代刑历行于世。北魏时有诏：“犯罪不问轻重，而藏窜者悉远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徙。”代刑在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认可和鼓励后，历代亲属相代的案例不绝于书。例如：北魏勃海人封玄之，“坐与司马国璠、温楷等谋乱，伏诛。临刑，太宗谓之曰：‘终不令绝汝种也，将宥尔一子。’玄之请曰：‘弟虔之子磨奴，字君明，早孤，乞全其命。’乃杀玄之四子，而赦磨奴”。
而代刑的执法又很不严格，常常出现法外施仁，更加反映出法律对家族孝悌亲睦关系的维护。从文献记载来看，亲属争相代罪受罚而为政府旌表，并对其罪行予以减免的案例俯拾皆是。如：晋建康人张悌，因家贫劫邻富人，“县抵悌死罪。悌兄松诉称：‘与弟景是前母子，后母唯生悌，松长不能教诲，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长，后母唯生悌。若从法，母亦不全。’亦请代死。母又云：‘悌应死，岂以弟罪枉及诸兄。悌亦引分，乞全两兄供养。’县以上谳，帝以为孝义，特降死，后不得为例”；北魏时，“有敕勒部人蛭拔寅兄地于，坐盗食官马，依制命死。拔寅自诬己杀，兄又云实非弟杀，兄弟争死，辞不能定。高祖诏原之”；北周陇西人李穆，“及（兄）远子植谋害晋公护，植诛死，穆亦坐除名。时植弟基任淅州刺史，例合从坐。穆频诣护，请以子惇、怡等代基死，辞理酸切，闻者莫不动容。护矜之，遂特免基死”；南朝刘宋时彭城人孙棘，“世祖大明五年，发三五丁，弟萨应充行，坐违期不至，依制，军法，人身付狱。未及结竟，棘诣郡辞：‘不忍令当一门之苦，乞以身代萨。’萨又辞列：‘门户不建，罪应至此，狂愚犯法，实是萨身，自应依法受戮。兄弟少孤，萨三岁失父，一生侍赖，唯在长兄，兄虽可垂愍，有何心处世。’”太守张岱疑其不实而分置询问，果如其然，故张岱依事表上，世祖诏曰：“棘、萨氓隶，节行可甄，特原罪”，州加辟命；义兴临津人蒋恭，“元嘉中，晋陵蒋崇平为劫见禽，云与恭妻弟吴晞张为侣。
时录晞张不获，禽收恭及兄协付狱科罪。恭、协并款舍住晞张家口，而不知****。恭列晞张妻息是妇之亲，亲今有罪，恭身甘分，求免兄协。协列是户主，求免弟恭。兄弟二人争求受罪，郡县不能判，依事上详。州议以为并不合罪。后除恭义成令，协义招令”。
还有缓刑。北魏时有《法例律》规定：“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免刑。荥阳开封人郑鲜之在与群僚博议时曾对禁锢亲属的制度提出非议，言“时新制长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锢三年”，以此“悖义疾理，莫此为大。谓宜从旧，于义为允”，于是桓玄议定：“自二品以上父母没者，坟墓崩毁及疾病族属辄去，并不禁锢”，重定了族中亲属去官而不禁锢之法。
亲属代刑、缓刑及免刑的规定充分反映出封建统治者对家族关系中孝悌义行的重视，封建法律对礼制观念的遵从与照顾。
（源）关于血属复仇的法律规定。《礼记·曲礼》：“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白虎通德论·嫁娶》：“子得为父报仇者，臣之于君父，其义一也。忠臣孝子所不能已，以恩义不可夺也。故曰：父之仇，不与共天下；兄弟之仇，不与共国；朋友之仇，不与共朝；族人之仇，不与共邻。”可见，礼制不但鼓励复仇，并确定了复仇的范围及复仇责任的轻重缓急。在礼制的倡导下，血属复仇的习惯在古代社会极为普遍。
为了制止仇人相杀，西汉末年出台了血属复仇的法律禁令，以后历朝历代都对此进行限制。汉献帝建安十年（圆园缘年），“令民不得复私仇”；魏文帝黄初四年（圆圆猿年）诏曰：“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所以止杀害也”；北魏武帝太延元年十二月（源猿缘年）诏：“民相杀害，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辄报复，敢有报者，诛及宗族；邻伍相助，与同罪”；北周武帝保定三年（缘远猿年）夏四月，“初禁天下报仇，犯者以杀人论”；梁武帝太清元年（缘源苑年）八月诏：“并不得挟以私仇而相报复。若有犯者，严加裁问。”尽管国家三令五申严禁复仇，甚至施以族刑，欲将生杀权控制在国家手中。但是，复仇难以杜绝。许多人要么去官复仇，要么散家财聚众复仇，甚至宁可挺身受刑，也决不会忘仇不报。因此，这一阶段私自复仇的风气仍是很盛，在史书记载中屡见不鲜。
所见有弟为兄、子侄为叔伯报仇的。如汉哀帝时，“先是涉季父为茂陵秦氏所杀，涉居谷口半岁所，自劾去官，欲报仇。谷口豪杰为杀秦氏，亡命岁余，逢赦出。郡国诸豪及长安、五陵诸为气节者皆归慕之。涉遂倾身与相待，人无贤不肖阗门，在所闾里尽满客”；会稽上虞人魏朗，“少为县吏。兄为乡人所杀，朗白日操刃报仇于县中，遂亡命到陈国。从博士郤仲信学《春秋图纬》，又诣太学受《五经》，京师长者李膺之徒争从之”；敦煌人索？，“尝报兄仇，手杀三十七人，时人壮之”；京兆杜陵人杜叔毗，“兄君锡为循中记室参军，从子映录事参军，映弟晰中直兵参军，并有文武材略，各领部曲数百人。（曹）策等忌之，惧不同己，遂诬以谋叛，擅加害焉。叔毗内怀愤惋，志在复仇。然恐违朝宪，坐及其母，遂沉吟积时。母知其意。谓叔毗曰：‘汝兄横罹祸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殁，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愈更感励。后遂白日手刃策于京城，断首刳腹，解其肢体。然后面缚，请就戮焉。太祖嘉其志气，特命赦之”；南阳新野人来护儿，“未识而孤，养于世母吴氏。吴氏提携鞠养，甚有慈训。始侯景之乱，护儿世父为乡人陶武子所害，吴氏每流涕为护儿言之。武子宗族数百家，厚自封植。护儿每思复怨，因其有婚礼，乃结客数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斩之，宾客皆慑不敢动。乃以其头祭伯父墓，因潜伏岁余”。
还有因为仇恨太深，进行家族复仇的。南朝刘宋时沈林子，“一门既陷妖党，兄弟并应从诛，逃伏草泽，常虑及祸，而沈预家甚强富，志相陷灭。林子与诸兄昼藏夜出，即货所居宅，营墓葬父祖诸叔，凡六丧，俭而有礼”。后值天下动荡，从宋高祖克京城，“沈预虑林子为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与兄田子还东报仇。五月夏节日至，预正大集会，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斩预首，男女无长幼悉屠之，以预首祭父、祖墓”；东晋沈充在败亡吴兴时，误入故将吴儒家，沈充言：“封侯不足贪也。尔以大义存我，我宗族必厚报汝。若必杀我，汝族灭矣。”吴儒遂杀之。充子劲竟灭吴氏；吴兴武康人沈文季，“父庆之遇害，诸子见收，（伯父）文叔谓之曰：‘我能死，尔能报。’遂自杀。文季挥刀驰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昇明元年（源苑苑年），沈攸之反，齐高帝加文季冠军将军、督吴兴钱唐军事。初，庆之之死也，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诛其宗族，以复旧怨，亲党无吹火焉。君子以文季能报先耻。齐国建，为侍中，领秘书监”。
从上述血属复仇法令的执行情况看，执法并不严格，很多家族亲属复仇的“义行”不但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赞扬，甚至还得到了官方的赦宥。这样，在血属复仇问题上，礼与法的矛盾性充分暴露出来。从法律的立场来讲，杀人抵罪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有伤孝子之心，法律的执行违背了传统伦理孝悌之道，故而受到了社会舆论的抨击，就连执法者乃至皇帝也会对孝悌义行进行偏袒并赦宥，因而法与礼常常处于矛盾状态，最高统治者也因而常处于两难境地。因此，国家虽然明令要收回家族这种生杀予夺之权，但在真正执行时，虽然不承认复仇的权利，但如若不威胁到国家政权，有时还是采取听任的态度，以宣扬和维护家族中的这种孝道伦理。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种矛盾，避免复仇事件的发生，国家法律又采取“移乡避仇”的办法来制止。例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