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12日，邓肯接到了苏维埃俄国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卢纳察尔斯基拍来的电报：
只有苏俄政府能了解你，欢迎速来，我们帮你建设学校。
邓肯迅即打点行装，至于衣服，她只拿了一件红色的法兰绒短外套。7月13日，邓肯登上“巴尔坦尼克”号航轮的甲板，带着她的学生起航去苏维埃俄国。
邓肯登上“巴尔坦尼克”号航轮时，人们全都以为她在发疯。新闻界的反响虽然说辞不一，但都对邓肯的出走感到匪夷所思。
当轮船向北方行驶的时候，邓肯回头眺望，不禁感到轻蔑和怜悯：“从今以后，我就要在同志们中间，作为一个同志，实现我为人类的这一代人工作的宏伟计划了。那么，再见吧，你那使我办不成学校的旧世界的不平等、不公正的残酷无情！旧世界，别了！让我们欢呼新世界的来临！”
当轮船最后到达目的地时，她的心高兴得快蹦出来了。这一次她的欢欣是为了美丽的新世界，是给予这个同志们的新世界。
以烛光照明的列车沿着无人照管的轨道徐徐前进。她们发现，同车厢的一个陌生人原来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名送急件的机要员。他是一个内向而温和的年轻人，一点也不像图画里画的那种残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
这个年轻人在这群生气勃勃、谈笑风生的艺术家面前，很快就感到如沐春风。在去莫斯科的路上，他不仅是一个很好的旅伴，而且还给了她们很多的帮助。
火车到达了俄国边界，她们看到红军士兵威风凛凛地站在新生的共和国的殷红的旗帜下。她们深深地被这种庄严肃穆的气氛感动得说不出话来。邓肯的舞蹈长期以来正是追求这一境界，她激动得在狭窄的车厢过道里跳起舞来。
邓肯急不可待地希望当场履行入党手续。她要求这位年轻的机要员毫不迟延地介绍她入党。接着，他们好几个小时都在谈论共产党员的奋斗目标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
邓肯一行被人用车从车站直接送到彼得格勒苏维埃总部所在地德安格尔特勒旅馆，那里当局已为她们安排好一个房间。
休息片刻，她们就去游览市区。邓肯对彼得格勒有特殊的好感，但现在它的变化实在太大了！看着空荡荡的久未擦洗的商店橱窗，看着紧抱着一小包一小包食物匆匆而过的行人，她不禁回想起这座城市昔日的奢侈与繁华。
最后，她来到冬宫，知道这座昔日的皇宫如今已用做儿童医院时，她对新政权的信仰油然而生。
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只需14个小时的时间，可她们却足足走了28小时！火车于7月24日早晨4时徐徐驶入莫斯科车站，那天正是星期天。
一进入莫斯科市郊，邓肯一行就感到十分兴奋。但当她们看到没有一个人前来迎接她们时，心就凉了一半。尼古拉斯基车站空空荡荡，漆黑一片。没有欢颜笑语，没有鲜花和拥抱，就连问一声“哪一位是邓肯女士”的人也没有。另外几名旅客走下火车，匆匆走出这个冷冷清清的车站，他们知道目的地已到。
这一行人于是赶往剧院广场。在一度曾是十分豪华的首都旅馆，苏维埃的第二号机构就设在那里。外交人民委员奇切林和他的工作人员就在那里办公。在这些女士们留在车里的时候，那位机要员将各类公文传递箱一一传送出去。
车子的马达声早已停息，广场上万籁俱寂。远处，克里姆林宫高大的围墙耸立在广场的那一边，整个场景就像俄罗斯民间故事里的一幅插图，完全不是现实世界。
邓肯和艾尔玛紧挨着坐在一起。在慢车里经历了3天异常兴奋但又累人的旅行，此时她们已筋疲力尽。她们顿时感到饥肠辘辘。从“巴尔坦尼克”号上登陆以来，她们还没有好好地吃过一顿饭。
她们很快就发现食品匮乏，几乎看不到有什么吃的东西，即使看到了，也不能购买，因为每人都由政府定量配给。早在第一天的火车旅行以前，午餐篮里的食品已经吃完。
车上供应的大粗黑面包，实在无法下咽。她们那由于不正常的进食造成紊乱的消化系统，对此无能为力。
突然在二楼的一扇窗子亮起了灯光，一个男人的身影从窗口探了出来。她们一边拍手一边想，这才是她们见到的第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人影从窗口缩了回去。过了几分钟，一个穿着黑色服装的高大男子朝她们走来。他倾身向前，吻着邓肯的手说：“您还记得我吗？”
邓肯仔细端详了一番，然后想起他的名字来了——弗洛林斯基。1918年她曾在美国见到过他，当时人们称他为弗洛林斯基伯爵。
她们止不住地大笑：“没想到，在莫斯科的心脏里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竟是弗洛林斯基伯爵！”
弗洛林斯基把她们安置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弗洛林斯基邀请她们到附近的萨沃乌旅馆去就餐，那里他有一个房间。他用奶油面包卷和不加糖的茶款待这两位饿极了的女士。
旅馆里只剩一个可以出租的房间。当她们进入那个空房间，才发现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床上既无床单，也无枕头。邓肯就睡在这样的床上，艾尔玛凑合着蜷缩在一张小沙发上。让娜后悔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只能坐在唯一一把椅子上。尽管这样，她们也都睡着了。
对于邓肯受到的冷遇，卢纳察尔斯基的解释是：“我们等了她3天，可她突然在晚上到达。”
其实，他的内心里并不相信邓肯真的会抛弃欧洲繁华舒适的大都市生活，来到新生的、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的苏维埃俄国。
邓肯到达的消息一传到这位人民教育委员耳中，他就感到十分内疚，他立即安排邓肯3人住进格尔采尔公寓。
第一个来拜访的客人当然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正在谋求将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搬上舞台。邓肯劝他放弃这种努力，她一贯对歌剧不感兴趣，认为“音乐剧是胡闹，说、唱、跳三者是不能混合的”，两人很友好地争论起来。
3天后，邓肯收到了一封请柬，苏维埃俄国政府将为她设宴洗尘。邓肯兴致盎然，她身着鲜艳的红色上装，系红色发带，穿红色便鞋，出现在会上，理直气壮地宣布：“我是红色的！”
但是，邓肯觉得她所看到的一切，与她理想中的差之甚远。她的心里有些黯然。但卢纳察尔斯基的致词给了她极大的安慰：
邓肯被誉为“动作的皇后”，但在她的全部动作中，她所采取的最近一个行动——不畏长途跋涉，不管担惊受怕，来到了苏维埃的红色俄国，这是最美丽、最高尚的行动，理应受到人们的高度赞美。
欧洲舆论界对邓肯在苏维埃俄国的活动大肆渲染。他们称邓肯为“共产党员邓肯”“红色邓肯”，甚至恶意诋毁说：“一个人老珠黄的芭蕾舞女演员，廉价卖给了布尔什维克。”
艾尔玛和让娜气得哇哇直叫。邓肯笑着说：“不要气，你越气他们越高兴。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低级趣味，他们是无可救药的。”
一天，邓肯带着艾尔玛和卢纳察尔斯基为她配备的秘书伊利奇·什尼切尔，一道去莫斯科河边散步。
在麻雀山下的一片绿荫里，一个身穿军大衣、戴着将军领章的中等个子迎面走来。他脸形瘦削而刚毅，浑身都透出一种坚强的气息，而笔挺的亚麻色的胡须充满了成熟男性和成功革命者的魅力。
什尼切尔介绍道：“邓肯女士，这位是波德沃依斯基，‘十月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主席，攻占冬宫的指挥者，现任体育教育人民委员，正带领一支运动员队伍从事体育场的建造。”
邓肯一听，连忙伸出手去：“我向您表示敬意。自从基督教以来，布尔什维克从事的乃是拯救人类的最伟大的事业。”
波德沃依斯基也热情地说：“谢谢你对我们事业的支持。邓肯同志，我早听说过你了，欢迎你，欢迎你。”
邓肯问道：“我计划来这里办一所学校，您愿意帮助我吗？”
波德沃依斯基回答：“我非常愿意。但我担心你的学校会削弱孩子们刚强的性格。”
说着话，波德沃依斯基带着邓肯几位爬过山冈，指着绿色斜坡顶端的那幢楼房说：“你们的学校将设在那里。”
一群年幼的孩子从树林里跑了过来，他们赤着脚正好向一撮碎玻璃奔去。
邓肯举起手想把他们叫住，却被波德沃依斯基阻止：“未来的革命战士必须学会勇敢，不怕任何险恶与困苦。”
走下山来，波德沃依斯基拉着邓肯的手说：“请跟我来。”
他引导着她走上了一条小路，越往前走越陡。邓肯感到整个人都在向下俯冲，滑倒了好几次，衣服也被树枝划破了。但她没有胆怯。
到家以后，和波德沃依斯基接触仍使邓肯感到非常激动。她坐下来写下了对这位生气勃勃人士的印象。她认为，她应该向全世界宣传这样的人物。
她把稿件寄给了一家英文报纸的编辑。这位编辑不但发表了这篇文章，而且还送给一张支票以支付稿酬。
收到这张支票后，邓肯比以往每次得到舞蹈演出的大笔收入或者她的崇拜者们的热烈掌声还要高兴。
她想长期保存着这一张代表着第一次靠她的写作赚来的报酬，但当食物变得越来越紧张时，她只好将它换成了钱币，用这些钱给她的学校的孩子们买了苹果。
日后，波德沃依斯基成了邓肯终生敬慕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