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没有创造出自己的舞蹈，它已先我而存在。但它休眠着，我只不过发现了它，并将它唤醒。
——邓肯
邓肯下定决心赶往欧洲，她把第一站定在伦敦。
邓肯一直向往着伦敦，向往着在那边可能遇到的作家和画家，乔治·梅雷迪克、亨利·詹姆斯、瓦茨、斯温伯恩、伯恩·琼斯、惠斯勒等，这些名字多么富有魅力。而在纽约的全部经历中，邓肯没有发现任何人对她的理想表示认同和赞助。
1900年5月27日，邓肯全家从赫尔坐火车到达伦敦。
她长大了，面对这座历史悠久的大都会，她非常高兴和新奇。邓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我要在此获得新生。”
初到伦敦的头几天，他们乘坐公共马车到处游逛，心里有说不出的欣喜，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新奇悦目，忘记了剩下的钱已为数不多。
他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大英博物馆、南肯辛顿博物馆、伦敦塔等地玩了好久，又参观了国立植物园、里奇蒙公园和汉普顿宫，然后兴奋而又疲惫地回到小旅馆。
活像是有阔绰的父亲从美国汇大宗款子来的观光者。几星期后，客栈主妇怒气冲冲来索账，才把他们从游览梦中惊醒过来。
一家四口最后被客栈主妇赶了出来，他们在伦敦举目无亲，甚至晚上没有歇宿之处，只好在街上流浪，试了两三家旅馆，但店主看到他们没有行李，坚持要预付房租。他们又试了两三家供夜铺位的房屋，那些房东太太都表现出同样的冷酷无情。最后，他们只好去跟格林公园里的长凳打交道，然而来了个恶狠狠的警察，喝令他们滚蛋。
在这种处境下，邓肯还是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抛掷在大英博物馆、库柏学院等地。
雷蒙德笑着问：“饿着肚子读书是啥滋味？”
邓肯回答说：“你要真在读书，是感觉不到肚子饿的，读书才真是抵御饥饿的最好办法。一个失业而又不失学的人，会有大出息的。”
一次，当邓肯读温克尔曼的《雅典旅行记》时，根本忘却了自己的处境而哭了起来。她不是为自己的不幸，而是为温克尔曼从他所热衷的探险归来后不幸身亡而失声痛哭。
这种情况持续到了第四天，无论如何维持不下去了。邓肯漫无目的地到处游逛。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她只有这样碰碰运气了。她让母亲、雷蒙德和伊丽莎白一声不吭地跟着她走，大模大样地跨进伦敦一家最豪华的旅馆。叫醒了半睡半醒的夜班侍者，说他们刚乘夜班火车来到这儿，行李即将从利物浦运来，快给他们开几个房间，并且把早点送上楼来。
那天，他们在舒适的床上睡了一整天，还不时地给楼下的侍者打电话，厉声指责行李怎么还没运到。晚上他们就在房间里吃饭。
第二天拂晓，他们感觉这个把戏必须结束了，就像来时那样，大模大样地走出了旅馆。当然这次没叫醒那位夜班侍者。
走到街上，邓肯感到神清气爽，完全可以再次应付后面的日子了。一直走到了切尔西老教堂的墓地里。邓肯心里不禁一惊：“上帝是怎么安排的？一切都还没有开始呵。不会，不会的，上帝是想试探我生存的勇气。我不怕。”
正胡思乱想着，邓肯低头看到了地上的一张破报纸。她俯身拾起，看到报纸上有一张熟悉的贵妇人的照片。她仔细一瞧，她肯定，以前在纽约时，曾在她家里跳过舞。
邓肯读到旁边的报道说：美国某夫人在格罗夫纳广场买了一幢房子，将在那里大宴宾客。
邓肯于是灵机一动：“你们在这儿等着！”然后马上登门拜访这位夫人，她不费力气就找到了格罗夫纳广场那位夫人的家。
那位夫人还认得她，见面十分友好。邓肯应允在星期五晚上的宴会上来跳几段舞，同时婉转地暗示，要能如约前来，稍许预支一笔钱是不可少的。那位夫人立即签了一张10英镑的支票。
邓肯拿着这张支票，径直奔回切尔西墓地。
到了那儿，她对大家说：“星期五晚上我要到格罗夫纳广场一位夫人家去表演舞蹈，威尔斯亲王可能莅临。我们肯定要交好运了！”说着，她把支票拿出来给他们看。
雷蒙德说：“我们得拿这笔钱去找一间工作室，预付一个月房租，再也不能忍受那些卑下的房东太太的凌辱了。”
于是他们去找工作室，并在切尔西的国王路附近租到了一小间。那天晚上他们就睡在那里，虽然没有床铺，睡在地板上，可是大家觉得又像艺术家那样地生活了。他们付了工作室的房租，又用多余下来的钱买了些罐头食品作为储备。
邓肯在商店里买了几米薄纱，她得精心为自己设计服装。虽然，邓肯受母亲的影响，从不浓妆艳抹，但穿着乞丐的衣服去王公贵族的沙龙里跳舞总是不妥当的，得给夫人一点面子吧！
星期五晚上，英国王太子威尔斯亲王果然也来了。
邓肯首先跳的是雷文的《拉吉苏斯》，母亲伴奏，伊丽莎白朗诵，雷蒙德则在演出前作了一个简短的讲演，是有关舞蹈和它在未来人类心理上可能产生的作用的。
听的人似懂非懂，却大大增添了宴会的热闹气氛。
邓肯接着又跳了雷文的《奥菲莉亚》。人们交头接耳地说：“这孩子从哪儿学来这样悲哀的表情？”
晚会结束的时候，邓肯跳了门德尔松的《春之歌》。
在这次伦敦名流云集的宴会上，邓肯赤着脚，身披薄纱，翩翩起舞，给在座的客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邓肯一跳走红，从此，她开始接到许多请帖，请她到那些社会名流家里跳舞。英国人有他们特别的地方，他们绝对是世界上最讲礼貌的民族，英国人都是绅士淑女，然而，她们却十分抠门。
邓肯跳一天舞，有时一分钱都得不到，甚至连饭也吃不上。那些女主人还时常眼红她：“您将要在公爵夫人或伯爵夫人面前跳舞。这么多的显贵看您跳舞，您的名字在伦敦将会红得发紫！”
邓肯面对着肉山酒海的盛宴，她却要忍受着饥饿，强颜欢笑，跳着她心爱的舞蹈。
有一次，邓肯在一个慈善募捐演出会上连续跳了4个钟头。所得的报酬只是一位有爵位的夫人亲自给她倒茶，并且给她草莓吃，可是她好几天没有填满肚子，草莓加上奶油吃下去真是难受得要死。
就在这时，一位夫人举起一个装满金币的钱包对她说：“瞧，您替我们盲女院募到了这么多的钱！”
邓肯有气无力地说：“你们太残忍了。”
为了省下钱来穿得体面，装出发迹的样子，他们连应该吃的东西都舍不得吃。他们在工作室里添置了几张吊床，还租了一架钢琴，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大英博物馆里。在那里，雷蒙德给所有的希腊花瓶和浮雕通通画了素描，而邓肯则琢磨着如何用舞蹈来表达。
伦敦的美丽使他们着了迷。邓肯在美国从没机会见识的各种文化美和建筑美，在这儿她可以尽情地欣赏。
7月。邓肯收到了一封芝加哥朋友的来信，信中主要讲了米罗斯基的事。他志愿参加了对西班牙作战，随军前往佛罗里达，在那儿患风寒去世了。
邓肯这一晚通宵未眠，她与米罗斯基彻底分离了。她的心中没有悲伤，反而对自己坚强的个性充满了一种奇特的优越感。应该说，从这一晚起，邓肯也告别了自己的少女时代。
伊丽莎白本来与她从前在纽约的一些学生的母亲保持着通信，现在有一个家长寄了一张支票来，希望伊丽莎白回到美国，继续教她的孩子。
于是，伊丽莎白决定接受这份邀请，回美国办舞蹈学校去。她说：“如果我挣了钱，就可以寄些给你们。不久伊莎多拉一定能够又有名又有钱，那我马上就可以回来跟你们团聚了。”
邓肯马上跑到街上，在百货店里给姐姐买了一件暖和的旅行外套，最后家人送她上了邮船。剩下的3个人回到家里，以后几天都跟掉了魂似的。
送走温柔热闹的伊丽莎白，邓肯和哥哥、母亲迎来了冷寂萧条的10月。伦敦的浓雾满载着烦闷，重重地笼罩在这心情压抑的一家三口心头。
天天喝廉价的羹汤也许已使他们患了贫血症。连大英博物馆也失去了它的魅力，有好些日子他们甚至没有勇气出门。裹着毛毯，坐在工作室里，用一块块纸板在临时凑合的棋盘上下跳棋。
伊丽莎白回到纽约后，在第5号街的柏金汉旅馆开了一所学校，一切都很顺利，不久就给邓肯他们寄了一笔钱来，这总算解了一家人的燃眉之急。
邓肯咬着牙对自己说：“不能这样下去了！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
一个深秋之夜，邓肯对雷蒙德说：“走，我们到公园跳舞去，老躺在床上，都快成植物人了。”
舞跳得很尽兴，虽然没有观众，没有掌声，但场地阔大，草木殷殷，晶莹的露珠儿像无数溜圆的眼睛，默默地品味着这场舞蹈。
当然，不止是草木和露珠，一个头戴大黑帽、非常美丽的妇人在一丛灌木后面看了许久，走出来问邓肯：“姑娘，你们来自哪里呀？”
邓肯停下来，开玩笑说：“我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哦，是吗？那你们愿不愿意到一个地方去？”
“哪里？”
“我家里。”
原来，这位就是伦敦极有名的帕特利克·坎贝尔夫人。邓肯兄妹俩就这样来到了坎贝尔夫人家中，她的家就在附近，他们跟她到了那里。房间里悬挂着伯恩·琼斯、罗塞蒂、威廉·莫里斯等著名画家给她画的肖像。
坎贝尔夫人极欣赏邓肯的舞蹈，还把邓肯介绍给了温得汉夫人。
温得汉夫人也在她家里热情地接待了邓肯，并安排她某晚在宴会中跳舞。而邓肯生平第一次在炉火前品尝英国式的下午茶。如果说邓肯过去已被伦敦吸引，那此刻她已热切地爱上了它。屋子里有一种迷人的气氛：宁静、舒适、高雅和安闲。她感到如鱼得水，那美妙的藏书室也引起她极大的兴趣。
那晚，差不多全伦敦的艺术家和文人都到了。在这次宴会上，邓肯的舞蹈颇为成功，获得了许多人的赞赏。
宴会非常活跃，大家一起唱古老的英国歌曲，一起朗诵勃朗宁的诗歌，一起评论威廉·莫里斯的画。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并非仅仅得到了一个人的赏识，而是借此为契机，邓肯结识了一大批具有卓异艺术特质的人物，他们对邓肯今后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关系最密切的是年近50岁的画家查尔斯·哈莱，他的父亲是英国著名的钢琴家，哈莱那希腊式的大鼻梁、优美如五线谱的嘴唇极富魅力。他年轻时是美国著名女演员玛丽·安德森的挚友，因而他对艺术各门类均通达、融汇，无滞无碍。
哈莱当时是伦敦现代图书陈列馆的董事之一，他常常邀请他的好友们来他主持的新美术馆发表演讲，如画家里奇蒙讲舞蹈和绘画的关系，安德鲁·兰讲舞蹈和希腊神话的关系，作曲家赫伯特谈舞蹈与音乐的关系等，这些演讲几乎全是为邓肯一个人准备的。
他把玛丽在《科里兰纳斯》里扮演维吉利亚时穿过的舞衣拿出来给邓肯看。这件舞衣，他当作神圣的纪念品珍藏着。此后，他们的友情越来越深，邓肯几乎每个下午都想方设法到他的工作室里去。
他给她谈了许多有关文艺界的事情。在他的工作室里，邓肯度过了许多非常有趣的时光。她多少懂得了一些大师们的艺术，部分原因是通过这位逗人喜欢的艺术家得来的。
哈莱还把邓肯介绍给了这些艺术界的许多朋友。
为了回报，邓肯就绕着喷泉和棕榈树跳舞，在她的舞蹈里显示绘画的精髓、音乐的灵性与文学的气韵。
伦敦的报纸对这次跳舞作了很热情的报道，使得邓肯赢得了上流社会的尊重，也成了伦敦的名人。此后差不多伦敦的每个名人都请邓肯去喝茶吃饭。
有一天下午，在罗拉尔夫人的屋子里围着许多观众观看邓肯的舞蹈，他们介绍邓肯会见了英王太子，后来又引她见了爱德华国王。连爱德华国王和威尔斯亲王都对她赞不绝口，说她是一个格芙斯柏拉的美女。
这一称赞更增加了一般伦敦社会对邓肯的狂热。她取得了曾经看来是梦幻般的成功。邓肯的运气越来越好。她在沃里克广场上租了一大间工作室。每天探索在国家美术馆看见的意大利艺术品影响下产生和新发现的灵感。
邓肯的另一位好朋友是刚满20岁的青年诗人道格拉斯·安斯利。
安斯利是斯梯华皇族某支派的后裔，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热情洋溢，似乎读诗比写诗更棒。安斯利有一双吸引人的眼睛。他常常到邓肯家所在的工作室去，给邓肯朗诵诗作。
邓肯经常不由自主地随着安斯利那柔和的嗓音进入到斯温柏恩、济慈、王尔德、叶芝们的境界。每当她心醉神迷，安斯利就俯下身来，轻轻地吻着邓肯的前额，像吻一个美丽的天使。
除了跳舞，邓肯的业余时间就被这一老一少占据着，要么听诗人朗诵诗歌，要么偕画家出去散步。他们都是真正的朋友。
哈莱和尚未出嫁的妹妹一起，住在一幢古老的小房子里。哈莱小姐待邓肯也很和善，时常请她吃便饭，于是他们3个人待在一起了。邓肯初次去看亨利·欧文爵士和女演员戴姆·艾琳·泰瑞，也是和他们一起去的。
亨利·欧文是舞台世家的头面人物，19世纪末英国舞台上的主角。他生于1838年，因其戏剧表演独具一格，深受观众欢迎，使他成为英国第一位获得爵士封号的演员。
邓肯第一次看欧文爵士的演出是他演的《钟》，那伟大的艺术激起她内心的热情和敬佩，使她陶醉在它的影响下，整整几个星期不能安睡。至于戴姆·艾琳·泰瑞，她始终是邓肯一生的偶像。
邓肯在他们中间感到非常快乐，可心里却不十分惬意，因为，她的舞蹈虽然获得了诗人、画家们的狂热赞赏，但所有的剧场经理都无动于衷。
许多出名艺术家的激赏使这些戏院经理坚信：邓肯的舞蹈过于超然，过于艺术化，不适合于剧院这种上演粗浅物质化艺术的地方。
这样一来，就使得邓肯的艺术无法面对大众。因此，邓肯在这一时期享有盛誉的同时，也在忍受着贫困，他们家的生活，仍然常常是入不敷出的。
邓肯决心要去寻找更加适合于她的舞蹈艺术的土壤。她想到了“欧洲之都”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