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接种在世界医学和科学历史上是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它构成了整个免疫学发展的开端。正如李约瑟所说，天花接种是“积极免疫最基础的实践”。它构成了所有免疫学方法的最原始的形式。纵观天花和种痘的发展历程，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中国可以追溯到宋代的人痘接种术经由土耳其人和俄罗斯人西传，对整个亚欧大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甚至传入了非洲和美洲，应用到了黑奴贸易过程中。中国的人痘接种术直接启发了琴纳（他自身也曾是个人痘接种术的践行者）牛痘接种术的发明，并成为近代免疫学的开端。
（五）中国药物学知识的西传
在传教士的信札和早期汉学家研究中国的著作中，药物学知识始终都是介绍的一个重点。新航路开辟以后，大量的中医药物和药物学知识被带回到西方，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种：
1.大黄
大黄在欧洲早已为人熟知，对大黄的药用价值，欧洲人也有所认识。巴多明发现波梅（P. Pomet）的《药物通史》有些记述不太确切，于是在他与科学院的通信中用较大的篇幅进行了植物药物的介绍，并着重描述了中国的大黄种植、准备和药用。在西方，大黄主要用作催泻，而巴多明根据一位官员讲述的祖传秘方，认为它还可用来治疗痢疾，他的论述后来刊载在杜赫德的《中华帝国通志》中。巴多明依据一位中国药材商的讲述，对大黄进行了描写。他认为四川的大黄最好，陕西、西藏所产的次之，接着谈到了制作方法：先把大黄浸在米酒里一天一夜，然后进行蒸煮，做成丸药，有催泻的作用。这种制法对身体健康有益，当时一位传教士患有严重的便秘，吃了大黄以后大有改善。1714年利国安在致德泽亚男爵的信中，也详细地介绍了大黄。除了对大黄生长和加工的描述，他还对大黄的用量和药效也作了介绍：“一次用药剂量至少5至6克，可慢慢清除肠内淤积物而不引起绞痛；（服用者）当天药量增加，尿液略带红色。中国人称，这表明体内虚火由此得到了散发。”
2.秋石
秋石是用石膏浸入童便中制成的一种中药，颇似秋天白霜的晶体。它具有治疗虚劳冷疾，去咳嗽肺屡，润心肺之功能，被李约瑟列为中国古代科技的二十六项发明之一。殷弘绪在1736年致杜赫德的信介绍了这种治疗肺病的秋石。他详细地描述了从尿液里提炼人中白再到加碳和钙煅烧而成秋石的过程。关于用途，他提到人们在这里主要是用它治疗水肿（秋水）和肺疹。对于虚劳羸瘦、咽喉肿痛等症状尤其有效。李约瑟还提到，秋石在中国古代曾为春药使用，是从大量的尿中制备的较为纯净的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混合制剂。秋石是关于性激素最早的提炼记录，而殷弘绪十分详细地描述了这一过程，无疑对后来巴纳德等人发现并提炼性激素的工作具有启发意义。
3.人参
法国传教士杜德美在1711年致印度和中国传教区总巡阅使的信中介绍到了人参的药用价值：“人参是治疗身心过度劳累引起的衰竭症的灵丹妙药，它能化痰，治愈肺虚和胸膜炎，止住呕吐，强脾健胃，增进食欲；它能驱散气郁，医治气虚气急并增强胸部机能；它能大补元气，在血液中产生淋巴液；人参同样适用于治疗头晕目眩，还能使老人延年益寿。”杜德美神父描述了服用半支未经任何加工的生人参的两次亲身体会：“我感到脉搏跳得远比先前饱满有力，胃口随之大开，浑身充满活力，工作起来从没有那样轻松过。”他还发现咀嚼新鲜的人参叶子，能产生同样的效果。通过亲身体会，杜德美比较肯定人参具有化疾止血、增加热量、帮助消化且有明显的滋补强身作用。他还建议欧洲人应该研究和使用这种神奇的药物。
4.冬虫夏草
巴多明描写了冬虫夏草的形态和功效，他认为其药用价值和人参非常相似，不同的是经常服用冬虫夏草，并不会引起出血，他根据亲身经历，认为冬虫夏草可以增强和恢复因过度的工作或长期的疾病而失去的体力。他在信中还描写了川陕总督推荐他服用冬虫夏草有效改善身体状况的亲身经历。巴多明关于冬虫夏草的描述使法国科学家颇为倾心，雷奥米尔（R. A. Ferchault de Reaumur，1683—1757年）在看到样本之后，于1726年撰写了《关于在中国被称作夏草冬虫的植物的评论》一文，对冬虫夏草专门进行了研究。
5.矿物药物
传教士向欧洲介绍的矿物类中药中主要有铁屑、雄黄、辰砂等。例如1736年传教士殷弘绪在信中介绍了可以治疗肿瘤的铁屑，“他认为当出现突发性的、疼痛的和恶性的肺瘤时，其药效令人赞不绝口。据他认为，因为它可以吸收所有的毒素并从根本上消除疾病。他声称，取一点最细的铁屑，将之投入最浓的醋中，将二者很好地搅拌在一起，然后使之产生2—3个气泡，再取出铁屑，将之敷在病床上。接着再取一大块磁石，人们于此普遍称之为‘吸铁石’，经常将吸铁石放到铁屑上，它就会吸去神秘的病因，驱散毒素的全部毒性”。此外，殷弘绪致杜赫德神父的信还记录了辰砂和雄黄的药用。关于辰砂，他写道：“它是很重要的内服药。人们把它研成细末，放在水里搅动以后只收集浮在水面上的细末。这是一种很好的补药，能够醒脑，使身体各个部分健康强壮。这里的人们夏季服用它，用它做一种清凉的饮料。它尤其对痉挛有特效，痉挛对孩子来说是险症。”同时也记载了雄黄的药用：“人们选择最透明的雄黄作药用，用来治疗蛇咬伤，或者治疗其他分泌毒液的爬行动物的咬伤。在瘟病流行的时候，人们用它治病或者预防。”
6.动物类药物
巴多明介绍了阿胶的疗效和制作方法，“中国人认为这种药物有多种疗效，声称它能润肺化痰，促进肺叶活动，化解气闷并使上气不接下气地人呼吸自如，它还能补血、健全肠道功能、保胎、通气驱热、止血利尿等等”。他还写道，空腹服用阿胶对治疗肺病很有效，并说在华传教士服用后改善了肺病。在制作方法上，他介绍了阿胶主要产于山东兖州府阿县，用驴皮浸入井水熬制，再过滤压制而成。传教士的信中记载了利用羊肝来治疗夜盲症。殷弘绪在1736年致杜赫德的信中详细介绍了这种利用羊肝治疗夜盲症的过程和疗效。他说夜盲症是眼睛的一种恶性感染，欧洲的医生们对此束手无策，中国对此有很好的治疗手法：取一只公绵羊和一只母绵羊的肝脏，将肝脏切碎，除掉其中的筋、薄膜和纤维体，再撒上少许优质钾硝粉之后，用荷叶包裹放入水中煮沸。头上蒙布，以使从煮沸的羊肝中发出的蒸汽熏治眼睛，还可配以羊肝汤服用增强效果。殷弘绪神父还建议欧洲采取这种方法来治愈夜盲症。韩国英在《北京传教士中国论丛》第八卷中还介绍过中国的鹿的医药价值。他说中国的鹿极具药用价值，它全身的各部分几乎都可入药，如鹿蹄可治腿脚麻木，鹿角可治贫血，能补阴壮阳。他着重介绍了鹿血的医用价值，它可治老年性头疼、肺病引起的咳血、劳累过度引起的昏迷、身体虚弱等。
这一时期中医药物和药物学知识传播欧洲的一个背景是近代医学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在前一时期，欧洲通过对阿拉伯医学的吸收，已经启动了“复兴”之路，并在随后的数个世纪里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新航路开辟后，欧洲医学体系已逐步完备，在中西医学交流欧洲人所持态度更多的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欧洲人往往认为其医学是通过实验证明过的科学，而中国医生对医学还缺乏认识。但是，对于中医丰富的医学经验和种类繁多的药物，传教士们仍深感折服，并不遗余力予以介绍。大量的中医药物学知识在西方广泛传播，并得到实验验证和广泛应用，应该说这对于正在形成的制药学和近代医学具有重大启发意义。
四、结 语
“东学西渐”是近来学术界一个热门的话题。在东学西渐的范畴里，除了本文所探讨的医学外，还有文学、语言学、地理学、器物学以及工艺技术等学科。如果说文学、语言学是从西方现实的作品里去抽象出东方精髓，工艺技术、器物是从西传的历史脉络里找寻东方源流的话，那么，关于医学的研究方法则是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因为在本文所讨论的内容里，西方医学既有来自东方的潜移默化的传播学影响，也有有史可据的技艺层面的直接借鉴。
首先，中医病理学理论指导了欧人对疾病的认识。中医对于病因的划分、病程的判断，以及关于季节性疾病、传染性疾病的认识是上千年医学实践的经验总结。这些知识对于欧人可谓异域奇珍，迅速地为欧洲医生吸收，并对西方近代医学提供了借鉴。
其次，中医诊治手法在近代以前的阿拉伯和欧洲地区被广泛使用，虽然二者建立在迥异的理论体系之上，中医脉诊、针灸、人痘术等在欧洲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在被欧人批判接受的基础上展现出了近代的光芒。
再次，中医或具有中医特色的方剂因其切实可行的特点，在欧洲也曾长时期发挥了治病救人的功效。中医复方、阿拉伯复方在欧洲中世纪随处可见，中西治疗的思路虽有差异，但手法和效果却颇为相似。这些方剂学的知识在数个世纪的继承和发展中必然也汇入了近代医学。
最后，中医药物学的知识是近代制药学产生的重要基础之一。中国不仅为欧人提供了大黄、肉桂、土茯苓、人参、川芎、雄黄、防风等常用本草药物，介绍了牛黄、琥珀、茴香等的药用价值，中国的炼丹术士所进行的活动还成为化学制药学的前身。
总之，中医作为传统医学，是人类近代以前医疗经验的积累，是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主观经验”，但是正是这种“主观经验”的不断累积导致了科学的诞生。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医与阿拉伯医学、古希腊医学一道，百川汇海，最终促成了近代医学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