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还“胆敢”硬着头皮应承写这则印象，实在还因为自己一直关注着向黎的写作，当然这不能成为这则印象记的主体，否则就成了评论。坦率地说，初识向黎，从未想到她以后会成为一个作家况且还是一位不错的作家，直到读到《白水青菜》这才令我对她刮目相看，因为我们的好短篇真的不多。这样的好话直到今年前我还真从未当面对向黎说过。倒是前两年有一次她来我办公室，开着玩笑地对我说“给我出本书吧”，我却一本正经地回答：“我才不会给你出集子，要出就出长篇，而且还要是好长篇。”向黎大约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我会是这种硬邦邦的回答，我也不知道她内心怎么想，但今年还真的就给我寄来了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穿心莲》。我还得坦率地说，收到向黎稿子时自己的内心还真是忐忑的，天知道这长篇写得如何？短篇写得好长篇未必就一定好，放眼中国文坛，在短篇小说写作上成就不凡者而在长篇写作中走麦城的例子多了。这妹子还真是给我出难题，达不到出版要求咋办？勉强用吧不合我行事的原则，退吧又未免太绝情。正是这种忐忑，让我在接到稿子后压在案头一直不敢碰，实在拖不过去了才终于在一个周末鼓起勇气捧读起来，读着读着，那种忐忑渐渐为喜悦所替代，一气读完签下“速发”的意见后还忍不住给她发了封表扬短信，这肯定是我第一次“表扬”她，而且还是非当面。据向黎后来告诉我，她是在苏州收到我这短信的，结果是偷偷地一阵好乐。从《白水青菜》到《穿心莲》，向黎的写作始终透出的是一种自然的雅致与凄美。其实，写作中以雅致与凄美为特性者不少，但自然透出者则不多不易，这是一种气质一种血脉之使然，不是追求就能求来的。
记得第一次见到向黎时，潘老师让她叫俺“叔叔”，还说“这个叔叔也姓潘，是我们本家”，向黎当时有点不情愿，俺也有几分不好意思，但潘老师绷着脸说：“不管年龄，我们复旦就这规矩”，向黎于是涩涩地叫了；也说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她就擅自将俺这辈分给降成了哥。也罢，兄妹间没大没小的问题不是太大，俺也不用真像叔叔那样且端着了。现如今，俺潘家大小姐已出落成当下中国文坛不可小觑的作家，而那内向羞涩的二小姐也已是我们图书装帧界的大牌设计师了。潘家有女已长成，我的潘老师当在九天之上笑眯眯地慢悠悠地说：“不急，不急，我们慢慢地说，慢慢地说。”是啊，面向明天，潘家二女且还有的说呢！
4.上海的向黎静悄悄
毕飞宇
眼下的潘向黎可不是什么“著名作家”，她正在南京大学读博士。她怎么会到南京大学读博士的呢？这里头还有一个小故事。
熟悉中国教育体制的人都知道，在中国，你要读硕、读博，专业是第二位的，最为关键的是你的外语。外语过了，你也许能过，你要是在外语上摔倒了，你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我是1987年本科毕业的，虽然一直在写小说，可是，读书的心一直没有死。我的父亲一直瞧不起写小说的，在他的眼里，十个小说家也抵不上一个学者。写小说玩的是腿脚上的“花活”，只有读书、做学问才是实打实的真功夫——这就是他老人家的价值观，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我和我父亲的关系一度相当紧张，父亲反对的儿子就要支持，儿子反对的父亲就说好。“拧巴”到最后，等我到了一大把年纪，我终于发现了，潜移默化和耳濡目染的能量相当恐怖——我在骨子里特别希望自己是一个学者。2006年，就在我写《推拿》的前夕，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先把写小说的事情放下来，好好读几年书。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丁帆教授，丁老师很支持。他关照我说，好好抓外语。我记得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酒席，我给丁老师敬了酒，心情酣畅。这时候不知道是谁正在和潘向黎通话，我一把抢过手机，语重心长地说：“向黎，我想到丁老师这里读书，你也来，是吧，做我的师妹。”
我努力过。但是，很惭愧，看了南京大学先前的英语试卷之后，我没有去报名，没有意义的。突然，有那么一天，我家的电话响了，是向黎。她说，她明天到南京来报到。我问她，报什么到？她说，咦，你这个人，在装吧？我没装，老实说，我忘了那个电话了。问清原委，我对向黎说，潘老师，你不是我的师妹，你是我老师。
向黎就是这样的，不声不响，最后，她总能走在前头。
我不会说潘向黎来南大读博士是因为我的鼓动，事情当然不会是这样。但是，以她的资质，她做什么做不成呢。她的外语好哇。我听过向黎和日本人说话，嘴巴里像熬着糯米稀饭，咕嘟咕嘟的。
说起日语就不能不说日本，向黎在日本留过学，我以为她的身上有一些特殊的气息。比方说，礼貌。在我的眼里，礼貌是一件无比重大的事情，它关系到你如何对待别人，也关系到你如何对待自己，说白了，它关系到你如何看待人生。向黎一直以珍惜和讲究的方式对待别人和要求自己，她让人舒服。和向黎在一起，你永远如沐春风，这就是我想说的。她可以穿西服，也可以穿唐装，但是，她是平和的，和蔼的，和气的，她的气质就是她身上的“和服”，我永远欣赏和尊敬彬彬有礼的人，即使在剧烈的对抗中，我也不喜欢一个人身上的粗鄙。向黎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可以保证她友谊的品质。
向黎这样天性的人适合创作吗？我可以武断地说，如果文学处在一个“乒乒乓乓”的乱世，向黎这样的作家最容易被埋没了。她不来刺激，她不可能耍大刀，她不肯扭着“S”形腰肢摆pose，她丢不起那个人，所以，她注定了不可能“脱颖而出”。向黎是幸运的——她适合于文学的萧条、末世，她需要外部的眼光曾经沧海，她需要静。只要你静下来，她的机会就来了。向黎这些年获得如此多的好评，这委实不全是她的功劳，是看小说的人有品位了、有眼光了、有能力了。末世出珍品，真的是这样。
什么叫天时地利？说白了就是你的才华和外部的气息对头。向黎作品的味道是她自己熬出来的。清水、白菜，把白菜丢在清水里头有意思吗？没意思。可是，如果它们放在一起，用火煮，煮出来之后清水还是清水，白菜还是白菜，你试试看。这里头的专注、火候、分寸，哪一样也随便不得。
文学的末世也是不声不响的，在不声不响里头，上海的向黎静悄悄。等你注意到她的时候，她一定在前头。
5.阿黎出息了
何镇邦
第一次见到潘向黎，记得是1981年春天。那时我返乡探亲，由闽返京路过上海时，逗留了几天，借住在潘旭澜先生的家里。潘向黎在家乡福建泉州上完小学，刚随母亲来沪与父亲团聚，可能正在上初中，十来岁挺文静秀气的一个小姑娘。按家乡的习惯，我们不呼其大名，而昵称为“阿黎”。而由于家教颇严，她一见面就按其父母的要求甜甜地叫我一声“何叔叔”。从此，几十年来，我们无论是见面还是通电话，都是这样相称。记得很清楚的一个细节是，在潘家的走廊里挂着一块小黑板，是阿黎听写英语单词或中文成语，还有诗词什么的。我在潘家借住的几天里，看着这个小黑板每天都更新内容，可见它不是什么摆设。
潘向黎的父亲潘旭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和散文家。我从1956年秋天考进复旦中文系认识他，直到2006年7月1日他不幸辞世，持续了半个世纪长的亦师亦友的友谊。他不太喜欢我称他为“老师”，于是我就称他为“潘公”。潘公因为专注于学业结婚晚，三十大几才先后喜得两个千金：潘向黎和她的妹妹潘向蓁，于是倍加珍爱，悉心培养。十年“文革”灾难过后，我与潘公第一次在北京见面，他动情地告诉我，在他遭受政治迫害最困难又是身患重病的时候，正是这两个嗷嗷待哺的可爱的女儿使他坚强地活了下来。“文革”的岁月过去了，潘公同广大知识分子一样，迎来了事业与家庭生活的春天。上世纪70年代末，得以同他夫人及两个女儿在上海团聚，从此有了一个温馨的家。而阿黎就在这么一个温馨和家教甚严的家里幸福地成长。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一直同潘公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但大多数是谈论学术，谈论复旦，偶尔他也告诉我两个女儿的情况。在不知不觉中，阿黎从复旦附中毕业考上上海大学中文系了；阿黎大学毕业后考上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徐俊西的研究生，攻读当代文学的硕士学位了；阿黎研究生毕业后到《上海文学》编辑部工作了；没多久，潘公又告诉我阿黎东渡日本留学了；再过几年，又告诉我阿黎从日本留学回国，到《文汇报》的“笔会”当编辑了；再后来，他又告诉我阿黎结婚了，有了一个孩子，他荣升外公了……每当他告诉我关于阿黎的新信息时，话里话外总是充满了幸福感和满足感。不错，阿黎不知不觉地长大了，出息了！作为潘公的挚友，作为阿黎的“叔叔”，我怎能不感到高兴呢！
更令我高兴的是阿黎在文学创作上的收获。记得第一次读到阿黎的作品是她在《泉州文学》上发表的散文习作，不知道她是写于高中或大学期间，虽然显得还有点稚嫩，但自有一种纯净、秀美和清新，它们预示着一颗文学的种子在肥沃的文学土壤中发芽了。既然发芽，必然逐渐成长为一棵茁壮的文学之树，必然开花结果。果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便陆续在各种报刊上读到她的中短篇小说，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读出优雅与温润，也可以读出它们的书卷气与南国都市的韵味。她有时也给我寄来一些中短篇小说集或散文集，我只是随手翻翻，一直未能把她的作品作为我的评论对象加以关注。这是一个不小的疏忽！但是，阿黎却越来越受到文坛方方面面的关注，她的短篇小说和小小说五度登上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排行榜；她在忍受丧父之痛的那些年月，荣获褒奖青年作家成就的庄重文文学奖，随后，又摘取了鲁迅文学奖的桂冠。早在荣获庄重文文学奖与鲁迅文学奖之前，她的严父也不得不承认她写的小说“是还不差的”。在《各写各的》一文中，这个过于严肃的老学者用一种相当得意而平静的笔调写下这么一段话：
她成为作家不是由于我的设计和引导；反过来，她也不会影响我写作，于是，我们各写各的。我没有写过小说，只能以散文来说说彼此差别。我写散文，是因为活到一把年纪有话要说；她写散文，也许是寻找快乐，要活得丰富。我写得慢，有些像“苦吟门”；她写得快，鸡啄米似的不多会就是一篇。
有熟悉我们父女的朋友说，那是两种很不同的散文，不但在语言风格，更在取材、情调、思想。不过，有一点相同之处，就是独立书写自己心里脑际的几缕流云，让它在层峦叠嶂间游走。
记得潘公生前在同我谈到他长女阿黎的文学创作时，也总是强调“无心插柳”和“各写各的”，我曾反驳他说，阿黎的写作怎能说同你没有关系呢？如果你没有给她创造那么肥沃的文学的土壤，她这颗文学的幼苗怎能适时地发芽、生根、成长与开花、结果呢？对此反驳，他总以微笑作答。
我发现，这几年来，在经历了丧父之痛以后，阿黎成长了，或者可以说成熟了。她不仅承担照顾母亲、妹妹以及同亲友联络、处理父亲后事的种种事宜，在生活中也显得练达，懂得关心人了，而且在文学创作上也更上一层楼。我有时就她父亲的一些事打电话同她联络，她总是那么热情周到。有一次还告诉我她升了首席编辑，涨了工资，下次去上海要请我吃饭；最近还告诉我积攒了一些世博会的门票，邀我去上海参观世博会，如此等等，都让我感到因受到一位晚辈的关心照顾而特有的温暖。前些时候，她寄来新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处女作《穿心莲》，这部长篇新作由她妹妹潘向蓁（阿蓁）设计封面，色彩和构图十分优雅，同小说相得益彰，我十分高兴。我夫人也喜欢这部作品，抢去先睹为快，告诉我此作的确写得不错，很有特色，尤其在文体创造的探索更值得注意。近日我将抽空认真拜读，争取把它作为一个评论的对象。
我想，潘公的在天之灵，在听到阿黎文学创作上取得新的成绩时，尤其是得知阿黎、阿蓁两姐妹在《穿心莲》中的合作取得成功的消息时，定会露出他那谨慎而含蓄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