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这一时期的杂文收为一集，取名《蜜和刺》，集稿后，我曾先睹为快，并且写了一篇评论。他原说好请夏衍老写一篇序，后来夏衍老因为身体不好，精力不济，没有写成，付梓时便用我的这篇评论权充代序。在这篇文字中，我发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非常可贵而又久违的胆略和器识。这胆略和器识，虽经历次左的政治运动和摧残，仍然活着，不曾泯灭，我感到非常振奋。
《蜜和刺》问世后，有一次碰到燕祥，他忽然说，“我的本行是写诗，不能老写杂文，还是该打住，回头去专心写诗。”我说，“你的诗常见耀眼的理性，这种理性有时作为哲理，给读者以启示。转化得好，则使诗意深永，耐人寻味；但也多有未经很好审美转化的，则反而使诗意过于直露，破坏诗美。不过这种理性，在你的杂文中，则成为‘眼’之所在，警策之所生，美之所在。”我建议他，得到的材料，引发的感兴，适合作诗则作诗，适合作文则作文，不必在吟诗和作文上给自己画框框，自缚手脚。
实际上，那一时期，他之于杂文，可谓感兴云集，文思泉涌。自己说是，“心里常有六七十个题目要写，”平均一天有一千五百言的产量，大抵可以日成一篇，有时一日两篇。这就是说，他想刹车去专心写诗，也不可能了。他就是这样，逐渐完成了从诗人到杂文家的角色转换。
80年代末，中国作家协会创研室在文化部教育楼举行了“邵燕祥杂文研讨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作协出面，为当代杂文家个人举行的第一个研讨会。蓝翎在发言中说：“50年代中国杂文的代表是徐懋庸，60年代的代表是邓拓，80年代的代表则是邵燕祥。”不仅80年代，就是到了90年代，燕祥仍然是中国当代杂文的主要代表人物。
80年代末，我在研究了燕祥此前的全部杂文创作后写了一篇叫作《文格和人格》的拙文，刊发在当年的《文学评论》上。那篇文章曾遭左爷攻击，并加整肃，争议颇大。但那是我经过研究以后得出的学术结论。在没有得出足以推翻那些结论的材料和证据之前，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当时如此，现在也如此。
燕祥疾恶如仇，敢于抽刀向强者，放于大胆进击，不是左右偏侧的小草。他看来文弱温雅，骨头却是最硬的。他的杂文，是现代中国知识者的良心，是社会的良知。如今他杂文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诗作。可以说，他作为杂文家的成就，超过了他作为诗人的成就，尽管他杂文中也不乏诗情和诗笔。
我以为在燕祥的杂文创作中，最珍贵的是他的人格，他作为知识者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他从鲁迅那里自觉继承下来的，从血气方刚的少年时代，到白发丹心的晚年，未少懈怠，未少减弱。
6.鸿鹄安知燕雀之志——说说邵燕祥
雷霆
邵燕祥，浙江萧山人，1933年生于北京，十三四岁开始发表诗歌等文学作品，并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和革命活动，一度因被反动派追捕而流亡到山东，上大学比一般人早，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龄也较小。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可能在工业组。50年代发表了大量为人所熟知的诗歌。二十多岁便官至处级，可谓少年得志。1957年因出国访问，未赶上“鸣放”；但赶上了“反右”运动，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降级，开除党籍，留机关劳动。1979年“改正”，调诗刊社工作，并恢复文学创作，发表大量诗歌、散文、杂文、随笔。后离诗刊社从事专职文学创作，并连任两届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至今。
上面写的这一段，不是正式文件，只是我个人的印象，如作为档案和资料，都有待考证。其实有时个人印象比档案资料更加准确可靠。在我印象里，燕祥是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优秀诗人、优秀作家，是个难得的称职的编辑家，是个一点儿也不像官的文化官员，是个从不改变革命初衷的共产党员——那种真正让老百姓尊敬的共产党员。我这样说，好像有些落入俗套了，然而这又是实实在在的，对他生活履历的印象与日常生活中对他的印象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再进一步概括的话，应该说燕祥是个典型的书生，有中国特色的书生。他所出身的家庭算不算书香门第，我拿不准，但至少是个有文化的家庭，他本人自幼好学、饱读诗书，则是没有疑问的。读书和写作，应该说是他一生中一直坚持着的两件事了。他身高不满一米七，面皮白净，说话总是慢声细语，却又透着一股硬气。他所交往的人，主要也是文人，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误伤了的文人。
他比我只大四岁，但他成名早，从50年代开始我就读他的诗，如《到远方去》、《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输电线》、《中国的公路呼唤着汽车》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首长诗：《我们热爱我们的土地》。这首诗的标题，也是诗中的点睛之句，多次出现。开始读到时，觉得两个“我们”读起来有点拗口，多读几遍之后，就不再拗口，反而非常顺口了。当时我正在青岛上大学，业余参加青岛市人民广播电台组织的诗歌朗诵活动，这首长诗是个保留节目，由四方机车车辆厂的一位男演员和一位女演员合诵，诗好，朗诵得也好，每次朗诵这首诗时，我都从头听到尾，而且每次都很激动。后来听说作者被打成“右派”分子，但对这首诗的良好印象从未磨灭。
1978年燕祥调到诗刊社工作，开始任编辑部主任，后来任副主编。我和他就成了同事，直到他离职去搞专业创作，前后有六七年光景。他刚到诗刊社时，我们有过一次谈话，谈到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诗人孙静轩。我在济南上中学时，孙静轩是《山东青年报》的记者，后来他在北京的中央文讲所进修了三年，到四川定居，1957年我们在青岛又有一段难忘的交往，不久他被打成“右派”分子，遂销声匿迹。“文革”期间我去四川找他，但失之交臂。直到1978年我才到四川新津找到他。多年不见，仍情同手足。静轩和燕祥都是50年代成名的诗人，在北京也有过交往，又都命运多舛。60年代广播文工团到重庆演出，燕祥作为勤杂工随团前往，静轩闻讯到剧场后台与燕祥见了一面。静轩跟我谈到这次会见时，他非常激动，而且眼圈都红了。而我与燕祥谈及此事，燕祥却比较平静，而且说了一句“君子之交淡如水”。与燕祥相处久了，我感到他是个很重朋友重友情的人，但他比较内向，很少表露出来。
在编辑部共事期间，我看到燕祥业务精熟，工作兢兢业业，里里外外都盯得住，是个真行家，上上下下都满意，与共事者相处十分融洽。他个人的诗歌创作也恢复了，比青年时代更加老辣成熟。经过二十年的磨难。这一阶段应当是他最舒心的时期了。
作为诗友，我们也得以常在一起推敲诗艺。我曾将打倒“四人帮”前后的一些短诗整理出来向诗刊投稿，得到他的赞许。他对其中一首《十年》提出修改意见，我原诗为六行，他建议把后两行删掉。我认为他提得很准，正击中了我写诗常犯的毛病，狗尾蛇足。云南的于坚也对我另一首诗提过相同的建议。他们的意见准确、中肯，我对他也是无话不说。有一次我说他有的诗太理念化，大注重思辨。他承认，但又说，“聊备一格吧。”事后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诗歌、文学，本来就应该是多种风格的，应当因人而异。平时自己也讲“百花齐放”，但遇到具体作品，难免容易偏爱。再说燕祥那些作品，也是有分量有特色的，非他这种有头脑的人是写不出来的。他若不这样写，恐怕难以表达他的情绪，不吐不快。后来，他写了许多杂文，更是痛快淋漓。同时他的诗，如《五十弦》等也更偏重抒情了。我想这个演变过程是相当自然的。
说到燕祥的杂文，令人拍案叫绝。有人说他的文章比诗好，这也许有失公允，但也说明读者是非常爱读他的杂文了。凡能看得到的，我总是不放过，要仔细品味一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篇驳斥“娘打儿子论”的文章。所谓“娘打儿子论”。就是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伤的同志，不应当计较，而应当想，这是娘打儿子，是为你好，怎么能和娘计较呢？这种论调在新时期中非常流行，这种有悖于共产党理论的论调已经合法化了，打人的说，被打的说，在正式会议上说，在公开文章里也说，大家似乎也就见怪不怪了。即使觉得不妥，也常常会说这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一言以蔽之了。什么“朴素的阶级感情”？其实是有人爱听，有人听了心里舒服，哪还顾得上原则不原则。燕祥却要较真儿，硬是一层层地剥，最后露出个赤裸裸的丑态来。还要问上一句“在共产党组织内，每个党员都是平等的，谁是娘，谁是儿子？”一语中的，一针见血，让我不能不佩服燕祥纯洁的党性和坚定的原则性。前面我说燕祥是个让人尊敬的共产党员，确实不是给他戴高帽，也不是落俗套的吹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