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现实情况来看，对泾水上游进行治理，开渠灌田，既可使泾水正流水势变小，减少下游的涝灾，又可使泾水流域“得腴壤数百万倾”《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205页。，最终实现避害趋利，综合开发的目标。泾水治理是一件让人伤脑筋的事，主要是因为“泾流之悍激性成，自高趋下”，岸高水急，且“来源既长，收合众流，水势愈大，但于其委治之，断难望其俯受约束。若从其发源之瓦亭、平凉、白水、泾州一带，节节作坝蓄水，横开沟洫，引水灌平畴，则平、泾、白水、泾州一带原地，皆成沃壤；而泾之正流受水既少，自可因而用之。泾州以下，均属陕辖，再能节节导引溉地，则聚之为患者，散之即足为利，而原田变为水地，泾阳南乡可无涝灾”《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279页。这是左宗棠驻节平凉期间经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包含了他决心治理泾水的基本意图，而贯穿始终的目的则是意欲“为关陇创此永利”《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205页。，使当地人民群众永获实惠的思想。
（2）治理泾水的几点设想。
同治四年（1865年），左宗棠的重要助手——帮办陕甘军务的刘典，在郑、白渠的遗址上，重修了龙洞渠土渠一千八百丈，渠堰和石渠长五十七丈二尺。还有一条渠道叫利民渠，是明代成化末年修的一条引泾灌溉的渠道，可以灌田三百余顷。由于民间用这条渠道运转水磨，所以又叫做头道磨沟。左宗棠于同治年间对之进行疏通，还改名为“因民渠”。左宗棠并不满足于这种修修补补的小规模治理，他把着眼点放在对泾水全流域的治理上，力图使泾水通过治理发挥避害趋利的综合效益。他把治理重点放在泾水上游，并提出如下几点初步的设想。
第一点，“节节作闸蓄水，并可通小筏”。左宗棠设想在泾水试行通航，并以湖南老家的一些河流为例，进行比较。他给正在泾阳疏导泾水的袁保恒的信中说：“吾乡湘（水）、资（水）之水，均可于源头通舟楫；醴陵渌水，小筏可至插岭关下。弟驻平凉久，常览形势，知郭外泾流大可用，若浚导得宜，何以异乎？”《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205~206页。他认为只要治理方法科学、正确，在河上节节作水闸蓄水，是能通木筏的。
第二点，“速开支渠，治其上源”《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95页。左宗棠认为“平凉西北数十里，为泾水发源处，南数十里为汭水发源处，至泾州合流水势渐壮。若开渠灌田，可得腴壤数百万倾”《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205页。如果从开发水利，发挥优势上着眼，“从其发源之瓦亭、平凉、白水、泾州一带，节节作坝蓄水，横开沟洫，引水灌平畴”，则平凉至泾州一带川地“皆成沃壤”《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279页。，可收避害就利之效。而从根治水患、克服劣势上看，泾水“水性悍浊，不但泾川、平凉受患之烈较他处为最，甚至由于干流狭急，无支渠宣泄以杀其势，故遇涨发，则泛滥无涯涘，积潦难消，足以害稼”。他认为若从上游“多开支渠以资宣泄”，则泾阳以下无水灾，又可收减灾免祸之效。因此，“益见支渠开浚之工不可缓也”。《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95页。
第三点，先开挖二百里正渠，以作示范。光绪三年（1877年），西北大旱，严峻的旱情使左宗棠下决心对泾水进行治理。他打算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开渠，并安排平庆泾固道魏光焘实施。但治理泾水工量大，耗资多，加以“泾流之悍激性成，自高趋下，宜非人力所能施”《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279页。于是，左宗棠决定采用先进机器开河，打算开一条长二百里的正渠，以作示范。这就是左宗棠从国外引进新式掘井开河机器之源起。这样，前述三种初步设想，最后只落实为机器开渠一种方案，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
（3）引进开河机器
泾河发源于平凉附近的崆峒山西麓的陇山之中。《甘肃新通志》说：“泾河水，在县城（平凉）西，源出笄头山下。”［清］升允、长庚修，安维峻纂：《甘肃新通志·水利》（卷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一辑·23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1990年，第562页。《平凉县志》：“泾河水在县西南笄头山。”泾河自六盘山东麓发源后，东南流经宁夏泾源，甘肃平凉、泾川等地，到陕西省高陵县入渭河，全长达四百五十公里。要使这样一条流经三省区、全长近千里的河流为民造福，其上源“平、泾、白水、泾州一带原地，皆成沃壤”，“泾州以下……原田变为水地”，全靠人力治理是困难的。左宗棠原先就听说外国有开河机器，知道“自明以来，泰西水法既已著称”《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297页。他曾在光绪元年托两江总督沈葆桢代为购买掘井、开河机器，同时又让在英法留学的学生顺便研究这样的机器，但均未见答复。光绪三年（1877年）春夏间，泾州一带“旱，麦歉收，至秋旱甚，麦未下种，斗价一千八百文，民大困”《泾川县采访录·灾异》。，更加强了左宗棠根治泾水的决心。他想试行以工代赈的办法来治河。恰在这一年，胡光墉来信说外国有“新出掘井、开河机器”，左宗棠便要胡设法买几台，“并请雇数洋人，要真好手，派妥匠带领来甘，以便试办”。他认为：“此种机器流传中土，必大有裨益，与织呢织布机同一利民实政也。”《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297页。接着，又嘱咐胡光墉，开河、掘井机器，“请先购其小者来”《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356页。还确定“将来开河机器，拟先留之平凉，治泾川正流……”《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481页。事毕再解送兰州。开河、掘井机器是通过泰来洋行从德国买来的。光绪五年（1879年），这些机器和织呢机一起启运来甘。次年开河机器运到泾源工地。左宗棠派平凉府知府廖溥明主持其事，并请了德国技师，其中之一便是曾主持过兰州织呢局局务的福克，打算先开一条长二百里的正渠。左宗棠采用先进机器治理泾水，这在西北乃至中国近代治河史上都是一个创举，在中国水利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泾河工程的营建以左宗棠所部勇丁为主，还征集了部分民工。这些军民都由德国技师指导。但德国技师认为开渠计划有问题，鼓不起干劲。光绪六年冬，左宗棠奉召入京，路过平凉时，亲往开渠工地视察。对德国技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据他说，“洋匠经训饬一番，颇有振作之意”。他还指示平凉知府，新渠应再拓宽，并应再多开几个渠道，“以资容纳，上流宽缓，下流就可没有急溜，实为两利之道”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62页。但工程进展仍十分缓慢。据德国技师说：“渠底多系坚石”，人力施工困难，德国还有一种开石机器，如能买到，工程更可迅速。左宗棠很以为然，打算安排胡光墉再去添购。但不幸的是，光绪七年四月，泾水暴涨，冲毁了河渠，对工程是否继续下去，陕甘总督杨昌浚与左宗棠意见相左。但此时左宗棠对此已鞭长莫及，只是在光绪七年（1881年），在给杨昌浚的信中提到“平凉水利，冬前或可蒇工”一句《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720页。此后，治泾工程似乎再无下文。这里有两件事情需要专门讲一讲。
第一，左宗棠引进的凿井开河机器到底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机器？史无明文记载，也很难考稽。只能依据现代人对相关机器类型和机械知识的了解进行推测。但据福克说它不能开坚石，说明它不是开石打眼的钻孔机，似乎是小型挖掘机或铲土机一类的机器。据秦翰才在《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的考证和推测，这台机器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还静卧在平凉府署，已锈迹斑斑，零件缺失。他不禁对之产生了“没有英雄用武之地”的喟叹《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7页。
第二，开河的具体地段在哪里？也是史无明文，只是在《平凉县志》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湟渠，起县城西，绕城北，东注五十余里，清光绪初左文襄公所辟。旋以水低，不能上田，遂寝。”
左宗棠被调回关内后，对西北水利建设依然十分关注。1882年，当他闻知“泾源暴涨”，渠坝被冲毁时，内心痛惜不已。此时左宗棠虽已离任，但仍主张继续修治。他说：“惟泾源猛涨，小有所损，益见平凉支渠修治之功未可缓也。”《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93页。当护理陕甘总督杨昌浚来信向他征询意见，想“以节劳费”为名义，停止施工时，他在复信中指出：“惟思六府之修，养民之道，政典所系，未宜草草。”治泾工程虽“猝遇此灾，致从前已成干渠一并湮塞”，但工程不应就此停止。尽管德国技师福克也主张停工，认为“泾源纷杂，治之劳而见利少”，但这主要只从经济上是否有效益而言；如果站在政治的高度来看，即“从养民之义设想，则多开支渠以资宣泄，实事之不可缓者”《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95页。，泾水不容不治理。不久，在给甘肃按察使魏光焘的复信中写道：“种树、修路，讲求水利诸务，切实经理，必有其功。”并情不自禁地说：“不佞十数年一腔热血，所剩在此，至今犹魂梦不忘也。”《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705页。其言谈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表现了左宗棠对在西北经营未竟事业的关切和怀念。
诚然，左宗棠对泾水的治理以失败告终，没有实现他当年治水的一系列设想和理想，留下了许多的遗憾。治泾失败的原因是很多方面的，但最关键的一条还是治理方案缺乏科学的规划和论证。泾水自古以来水文情况就极其复杂，它从六盘山麓的岩石中发源，流经陇东黄土高原地区，已由清清的溪流变成含沙量较大的浊水，古代民谣就有“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的说法。清朝乾隆时期仍是如此，“泾河自邠以上滩浅而流急，故浊”［清］张延福修，李瑾纂：《泾州志·地舆》，《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一辑·42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1990年。泾河水量变化也很大：冬季流量较小，夏季则猛增；平常年景和洪水暴发时节更不相同，例如泾河的一大支流汭水，“每值暴雨，山洪骤发，河水猛涨，汪洋一片，宽达二三百公尺，历时一日或数小时不等。常年多在小水时期，清流一溪，明可鉴底”《甘肃经济建设纪要》，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年。这样一条水流湍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