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教育地方官员应“先详察夫土地之宜，更勤求夫种植之法与夫秧种之宜，召乡中父老明告其利，剀切晓示，俾咸知之，然后督其试种，一二年后稍有利益，小民即趋之若鹜矣。十年之后，有不家给人足，歌诵父母（地方官）者哉？”《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29页。左宗棠把这种善政，看做是“将来政绩可书，功德无量”《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30页。的盛举而加以提倡。
第二，左宗棠以身作则，带头植桑，树立榜样。
左宗棠自称青年时期曾“拟长为农夫没世，于农书探讨颇勤，尝自负平生以农学为长”。带兵到西北以后，“师行所至，辄教将士种树艺蔬，为残黎倡导，并课以山农泽农诸务”，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本色，也做了许多造福百姓的实事，“故劫馀之区，得稍有生意，兵民杂处，临去尚颇依依，亦当年为农之效也”《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299页。这些话并非夸张之辞。而究其本源，左宗棠处处以身作则，在西征军中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光绪六年他在酒泉时，于清明节前后栽了几百株桑秧，以鼓励带动当地百姓植桑。他要求帮办甘肃新疆善后的杨昌浚在兰州莲花池—小西湖侧种桑千余株，同时还在附近的东校场，河壖和总督衙门后的空地亦栽满桑树。在左宗棠的带动下，各地官员栽植桑秧之风，蔚然大兴。其中有一位紫荆关转运分局的委员瞿良份，竟擅自截留了一批送往西北的桑秧，分送当地州县栽种。左宗棠对此又憎又喜。“憎者憎其自作主张，喜者喜其与有同情，于是予以薄惩而仍称许其为好人哩。”《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98页。这也算是左宗棠发展西北蚕桑业时难得一见的小插曲吧。
第三，普查已有的桑树数量，确定宜桑地域。
提到兴办蚕务，左宗棠指出：“窃谓甘肃、新疆要务，无逾于此。”《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631页。在陕甘两省，左宗棠要求“该各州县奉札之后，即当各察所属地方，何者宜桑，何者宜棉，逐一禀明”。“或有平昔讲求农桑之学，于种植之法实有心得……均着详悉各陈所见，并绘图贴说，以便采择施行”，并以对这些事是否重视作为考核“各州县之留心民事否”《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29页。的依据。
他还将过去陈宏谋（字榕门）担任陕西巡抚时刊行的《广行山蚕檄》中所列可以养蚕的槲树、橡树、青冈树、柞树、椿树的形态开列出来，让当地的人们去寻找。“如有此树，可养山蚕，亦大利事。”《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29页。以此作为发展蚕桑业的重要补充手段和方法。
第四，从浙江引进新的蚕桑品种和养蚕能手，设局教民种桑养蚕。
西北发展蚕务的主要问题是既缺乏新的蚕桑品种，也缺少养蚕能手和技术。鉴于此，左宗棠决定从我国桑蚕业最发达的省份浙江一带引进桑种和人才，以解决西北发展蚕务的诸多难题。于是，他向朝廷奏调“于蚕桑诸务最为谙悉”《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68页的浙江籍人氏祝应焘，召募湖州一带熟习养蚕、种桑的工匠六十名，并带桑种、蚕种及各项器具西来，试办蚕织局务。“教民栽桑、接枝、压条、种葚、浴蚕、饲蚕、煮茧、缫丝、织造诸法。”《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21页自甘肃安西州、敦煌至新疆哈密、吐鲁番、库车以及阿克苏等地，各设局授徒，大办桑蚕业。
第五，督令官府倡导和推进种桑养蚕事业的发展。
西北地区地域辽阔，战后各地应办事项之侧重点不尽相同。在百废待兴、经纬万端的重建工作中，左宗棠始终把兴办蚕桑业作为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事项，并把它列为考核地方官吏政绩是否优良的标准之一。
继任陕西巡抚冯誉骥，重视农桑，受到左宗棠的称赞：“种树、开渠、农桑、学校，古之言治者，莫或遗之……公言及此，秦民之福也。”《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689页。
帮办西北军务的杨昌浚，更是左宗棠发展蚕桑业政策的支持者和执行者。左宗棠还委托刘锦棠和杨昌浚，督察“蚕丝、织呢等局雇用中外师匠及办理局务华、洋各员弁，有实在出力，著有成效者……随时汇案奏请奖叙，以示激劝”《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631页。总之，在左宗棠和西北各地方官的努力之下，“当地人民，自提倡之后，渐知兴感，从事蚕桑矣”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95页。
（3）成绩
左宗棠到西北以后，“以为农民之利，莫过于蚕桑之业”《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95页。，便坚持大兴蚕务，开创了近代西北地区蚕桑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至光绪六年（1880年）十二月左宗棠奉旨由哈密入关时，西北各地已是“广植浙桑，关内外设立蚕织局，收买桑叶、蚕茧，俾民之不知饲蚕缫丝者均可获利”《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634页。他沿途查看河西走廊一带“民物安阜，较五年以前大有起色”。由于广种桑棉，“向之衣不蔽体者亦免号寒之苦”《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634页。而甘肃东路也是“开浚河渠，种植官树，利民之政，百废待兴”《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641页。陕西自“长武而西，复荷荩筹，种树、栽桑、修路、开渠，靡利不举”《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685页。总之，西北地区的蚕桑业较五年前已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3．提倡种棉与手工纺织业的推广
左宗棠推广种棉除了像提倡栽桑一样进行大力宣传外，还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第一，向各地推广种棉的技术。
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也就是左宗棠督师酒泉凯旋而归的两个月以后，于省城兰州“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分行陕甘两省，谆饬官吏士民一律切实经理”《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28页。编印这两本书，就是要详细地介绍种棉方法，使西北各族人民都学会种棉的基本要领。这里只简要地介绍一下《棉书》的内容，该书计有：“选种、布种、分苗、灌耘、采实、捡晒、收子、轧核、弹花、擦花、纺线、挽经、布浆、上机、打油等十五项。”对于选种，有这样的说法：“棉质最重者曰青核，核色青，细于他种；曰黑核，核细，纯黑色；今所种者，宜择此二种为上。”至于如何灌溉耘田，书中这样说：“凡种棉者，必先凿井，一井可灌四十亩。”《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96页。两部种棉技术宣传书籍内容的简明与仔细，与此可见一斑。
第二，制定推广种棉的政策。
首先是从理论上解决草棉替代罂粟政策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左宗棠说：“窃维兴利除害，必审时势，顺人情。”《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28页。禁罂粟种草棉虽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只有采用老百姓乐于接受的方式加以推行，才能到达事半功倍的效果。对此，他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探讨：“论关陇治法，必以禁断鸦片为第一要义；欲禁断鸦片，必先令州县少吸烟之人；欲吸烟之人少，必先禁种罂粟；欲禁种罂粟，必先思一种可夺其利，然后民知种罂粟之无甚利，而后贪心可渐塞也。弟之劝种草棉，以其一年之计，胜于罂粟，因其明而牖之，不欲用峻法求速效，致扞格不行。高明必能鉴及。”《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444~445页。这种因势利导的办法，显然受到了农民的欢迎，是一种推广种棉的有效方法。
其次，为了考察以草棉替代罂粟政策的落实情况，左宗棠还亲自到田间地头考察，与老农攀谈种棉收益。“上年（1873年）赴肃，路过山丹、抚彝、东乐各处，正值棉熟时，每停车，父老聚观，辄传令近前，与谈一切，皆知棉利与罂粟相埒，且或过之。一亩之收，佳者竟二十馀斤，每斤千文，其费工力翻省于罂粟劙果刮浆也。”因此，“近凉、甘之民亦知务此”《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444页。
第三，奖励积极推广种棉的官吏，惩治推行不力之官员。
为了保证禁罂粟种草棉的计划取得成功，左宗棠还从“课心”与“课吏”上入手。他指出，要求实效，不走过场，“专以切实两字为课吏与课心之要”《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147页。所谓“课心”，即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真正使老百姓懂得种烟之害、植棉之利。所谓“课吏”，即要严格考核各级官吏执行、落实情况。奖优罚劣，酬勤惩懒，务使这项工作落到实处。为此，他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专门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提出对“官绅士庶有能实力奉行，著有成效者，准予择尤奖叙”《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27~28页。的建议。署宁州知州杨大年，署正宁县知县黄绍薪两员，“于地方新复之时，委权斯篆，履任至今，百废具举，而于奉檄禁种罂粟、改种草棉一条，尤不惮烦劳。时巡乡野，亲为劝导。并远购棉种，栽莳成秧，分布民间，因时树艺。又购觅纺车织具，雇请民妇教习纺织，已有成效”《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28页。，要求奖励这两位官员“以劝循良”。署镇迪道周崇傅“禀称购办草棉籽种发民分种”，受到左宗棠的赞扬，并勉励说：“应仍勤加劝课，以趁天时而察土性，方期实效。”《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55页。对于那些查禁不力，对严禁罂粟“视若缓图”、“颟顸从事”、“虚词掩饰”的官吏，左宗棠先后于同治十三年五月初六日、光绪四年（1878年）七月初四日，上奏朝廷，分别给予革职、降职等处分。其中光绪四年七月初四日的奏折主要针对宁夏府官员查禁罂粟不力一事，未提及硬行推广种棉的政策，这说明左宗棠对宁夏种棉一事，主要立足于劝导，并未完全采用强制推行的办法。这也是左宗棠推行种棉计划的一大特色。
虽然左宗棠在西北把种棉当作严禁罂粟种植的配套措施加以推行，但由于种棉能给百姓带来好处，所以他始终把劝农种棉当作“敦崇本业，力挽颓风，于陕、甘民生习尚不无小补”《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29页。的惠民实政来办。尽管他只严惩查禁罂粟不力的官员，未见惩办劝种草棉不力的官吏，对老百姓种棉也采取因势利导，只劝谕广种而不强令推行的办法，充分体现了左宗棠求真务实、因事制宜的领导作风。各地官员对左宗棠禁罂粟、种草棉的政策也给予了有力的配合与支持。同治十三年，甘肃宁州知州杨大年，正宁知县黄绍薪两人“其种棉教织，实著成效”《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28页。，受到左宗棠的奖励。光绪四年，新疆镇迪道（辖今巴里坤地区、乌鲁木齐地区）道伊周崇傅“禁种罂粟，功令森严”，“于所辖境内周历亲巡，认真查禁，以绝根株”，还“购办草棉籽种发民分种”《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45页。，受到左宗棠的赞许。同年，左宗棠在给陕西巡抚谭钟麟的回信中说：“得十六日惠书，悉甘霖大霈，各属均沾，积诚之感，理有固然。此后人寿年丰，各得其所，加之拔除罂粟，广种草棉，秦中渐有复元之望，曷胜庆幸！”《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354页。也在同一年，左宗棠还在皋兰县学署“设立纺织局，给民间妇女传习”纺棉技术《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96页。光绪六年，秦州知州王镇墉“于查禁罂粟，劝课棉桑，稽查保甲各事，均能认真”《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512页。，受到左宗棠的嘉奖。总之，各地对推广种棉的计划均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过去，甘肃所需棉花“每净花一斤，市值大钱七八百文，皆由川、陕转贩而至”。“数年前刊发棉书，教民种植，近始稍有成效，罂粟禁严，加意课种，此后或可有增无减。上年净花每斤值钱四百内外而已，吐鲁番花价每斤亦须三百文上下。”棉价下跌，是种棉面积扩大、棉花产量增加造成的，只是棉花销售市场还未形成，“即内地转贩亦无甚利，将来或听外人销售，并非不可”《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64页。，只能寄希望予将来棉花外销了。
总之，左宗棠上述恢复与发展甘肃传统农业经济的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甘肃其他各项事业的开发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