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左宗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逐步在东南显现其军政才干，不断得到清王朝提拔重用之际，西北地区却发生了陕甘回民反清起义，起义愈演愈烈，这给素来关注西北事务并有学识储备的左宗棠提供了新的选择机会。
（一）回民起义与西北形势
同治元年（1862年），陕西发生了回民大起义。当时，太平军陈得才部攻入汉中，陕西回民纷纷响应，起义军以大荔的王阁村和羌白镇为主要据点，控制了渭河两岸，并屡次围攻省城西安。同治二年（1863年），陕西回民起义遭受清军的残酷镇压和咸阳渭城、凤翔府战役的失败之后，分两路先后进入甘肃境内：北路经乾州（今乾县）、邠州（今彬县）、长武，驻扎在甘肃固原、华亭一带；南路由凤翔经汧阳、陇州，活动在清水、张家川等地。陕西回民起义进入甘肃境内后，引发甘肃回民掀起反清起义的浪潮，回民起义军相继攻占了固原、平凉、狄道、宁夏、灵州等城。起义迅速向西北各地扩展。同治五年（1866年）春，固原等地数万陕西回民起义军因粮食短缺，纷纷弃城挈眷，大举返陕。在清军的阻截下，没有能够实现返回关中的愿望。同年六、七、八月，陕西回民起义军在陕甘边境华亭县的上关、下关、尖骨山及马峡口一带，受到清军的堵截阻击以后，大部遂经平凉、泾州向庆阳府转移，集结在董志原，号称董志原十八营。随着斗争的发展，甘肃回民起义相继形成四股较大的势力：宁夏金积堡马化龙部；甘肃河州（今临夏一带）马占鳌部；青海西宁马文义部；甘肃肃州（今酒泉一带）马文禄部。清政府先后派胜保、多隆阿前往镇压，均未奏效。继派杨岳斌围剿，也以失败告终。胜保被革职拿问，解京议罪；多隆阿被起义军毙命；杨岳斌托病辞职。北方一时形成了“捻自南而北，千有余里，回自西而东，亦千有余里”的“捻回合势”
《左宗棠全集·奏稿》（三），第511页。的局面，出现了西北各族人民反清斗争的高潮。
1864年，新疆地区的回族、维吾尔族人民，在陕甘地区回民反清斗争影响下，发动武装反清，占领了库车、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许多地方。在此过程中，各地的封建主控制了武装起事的领导权，他们实行封建割据，有的甚至还进行叛国分裂活动。喀什噶尔的封建主为壮大力量，遣人赴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请求援助。浩罕汗国统治者派其部下陆军司令阿古柏搜罗一批武装力量，于1865年初自中亚入侵南疆。阿古柏侵入后，先后攻取了英吉沙尔、疏勒、沙车、和田、阿克苏、库车等天山南路各城。于1867年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政权（意为七城之汗国），自称“毕条勒特”（意为洪福之王）。1870年，阿古柏的势力又延伸到北疆，占领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等地。阿古柏政权对新疆各族人民进行野蛮压迫和恣意搜括，新疆人民苦不堪言。
在英国、沙俄假手阿古柏染指新疆期间，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局面。1871年5月，沙俄直接出兵向伊犁进犯，至7月初占领了整个伊犁地区。沙俄把对伊犁的占领说成是“安定边境秩序”，为清政府“代收”。清政府看清了沙俄野心，立即派员进行交涉。但沙俄无理蛮横，多方推诿，甚至以从伊犁继续东进相威吓，拒不归还伊犁。西北边疆危机形势日趋严重。沙俄、英国为争夺新疆，加紧勾结，控制阿古柏，新疆由此面临被分割出去的危险。面对西北的严峻形势，清政府改派左宗棠到西北，担负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与收复新疆的任务。
（二）左宗棠与甘肃回民起义
1．甘肃回民起义的原因及性质
我国回族在形成过程中，其分布格局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长期以来，甘肃回族与汉族人民错综杂居，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数百年的社会交往中，回汉人民之间发生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宗教信仰、日常习俗差异的影响，回汉民族之间的纷争时有发生。到甘肃回民起义前夕，回汉之间甚至出现相互械斗和仇杀的事件。这种局面的出现并非偶然，它在当时有着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
第一，经济社会原因。进入清代，历史上汉族和游牧民族的军事对抗已经结束。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200年间，西北地区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之中。清政府沿袭旧制，政区变动不大，人口增长较快，这给西北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南下西进的汉民不断移入和清政府“降低赋税，摊丁入亩”政策的引导，持续长久的、规模更大的开荒种地活动在这一地区形成。根据《固原州志》的估算：1616年（明万历年间），固原地区（含固原、海原、西吉、彭阳、泾源5县）有耕地68．94万亩，到了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耕地已达200万亩。由于农耕业的发展、人头税的取消，该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回族人口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陈育宁：《宁夏通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0页。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陕西巡抚毕沅的奏折就称陕西回民“居住较他省为多”，回民多聚堡而居，人口稠密。甘肃、宁夏、青海一带，回民“户口之蕃，亦臻极盛”，宁夏“至平凉千余里，尽系回庄”
丁国勇：《宁夏回族》，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页。至19世纪中叶，回族人口更盛。“盖自乾隆以来，重熙累洽，关陇腹地不睹兵革者近百年。回民以生以息，户口之蕃亦臻极盛。”
白寿彝：《回民起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48页。陕西的“蒲、富、临、渭，陕省著名四大县（加上）同州府首邑大荔县，五县犬牙相错，回庄居其大半”
白寿彝：《回民起义》（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16页。到乾隆年间，川塬平地的耕作收益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政府再次鼓励垦荒，由此诱发了更大规模的开荒浪潮，耕殖由川塬平地推广到坡地，大批林地、草地被毁，植被由原来的宿根性草被和多年生疏林、灌丛为易替性农作物代替，生态日渐脆弱退化。到清代中叶，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已步入相当恶化的状态。如固原县，2/3以上森林、草原被拓垦，野生动物锐减，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
陈忠祥：《宁夏南部回族社区人地关系及可持续发展研究》，《人文地理》2002年第1期，第39~42页。，掠夺式人地关系愈演愈烈。就在人地关系恶化的情况下，西北回汉两族的矛盾不断激化。这表现在：一是回汉两族在经济结构上存在矛盾。回族除务农外，还从事商业和畜牧业。西北汉族人民虽也有将养羊作为家庭副业的传统，但其规模、数量和普遍性都不及回族的家庭畜牧业。回族畜牧业的发展和汉族的农业经济之间以及回汉工商业者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张克非、张二京：《试论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前夕的回汉民族关系》，冯增烈，李登弟，张志杰：《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二是回汉两族发生了争夺土地资源的矛盾。甘肃虽地域辽阔，但在人地关系矛盾激化的情况下，由于耕地资源有限，省内多荒山、沙漠，且易发生旱、虫等灾
丁焕章：《甘肃近现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2页。，因而人口承载能力比较脆弱。而自清初以来，清廷视西北为武备之区，重视军事控制而少经济、文化建设，影响了西北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人口的持续增加，人均耕地占有量明显不足。如甘肃，据统计，咸丰元年（1851）人口为15440000人，耕地
235366顷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40—1911）》，三联书店，1957年，第17页。，人均不足1．46亩。这使得回汉两族对土地的争夺日益加剧，并自然而然地带上了民族色彩。
第二，民族宗教原因。回族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宗教门宦制度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它的出现和发展，使原来分散的、互不统属的教坊联系起来，组合为以门宦教主为首的宗教政治体系。宗教组织的职能和权力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它通过宗教组织体系（教主—热依斯—基层阿訇）自上而下地贯穿到所属的各个角落，从而使回族社会的宗教力量、政治力量乃至经济力量通过门宦制度得到了凝聚和强化。这种新的因素的出现——即由于与伊斯兰教天然密不可分的联系之特殊性，回族社会内部出现了要求自我管理以维护本民族利益的倾向，使新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一是与既定的统治秩序发生矛盾。清政府当然不允许在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框架内生发出自我管理的意向。哪怕这种意向很模糊，统治者总是极为敏感的。以镇压苏四十三事件和石峰堡起义为
契机，清廷改变了对甘肃回族（宗教）的政策，总的走向是从宽容转到严厉打击和限制。这一政策给甘肃回族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又刺激了回族对现存政治秩序不满情绪的普遍增长。二是回族内部各门宦为争夺主导地位出现了竞争和矛盾。三是回族社会的内在要求与汉民族已有的民族社会结构存在着排斥和矛盾
霍维洮：《西北回族自治斗争的起源》，《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这使甘肃地区的政局和回汉关系日渐复杂。
第三，清政府“护汉抑回”政策的影响。清政府在处理回汉民族关系时，实行“护汉抑回”的政策，导致回族民众对汉族的不满和怨恨日积月累，不断增长。如“汉民和回民打官司的时候，裁决很少对回民持平正态度，汉族官员本人有偏见，满族官员又
通常左袒汉民”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42页。；“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汉民复凌众欺恃，不知回性桀骜，亿万同心，日积月长，仇恨滋深。”
张集馨：《道咸官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241页。清政府为何实行“护汉抑回”政策？仅仅归结为歧视是不够的，应进行一些深层的分析：一是清朝统治者对回族及其宗教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清朝统治者对伊斯兰教缺乏了解，刚入关便遭遇米喇印、丁国栋起义，乾隆后期又有苏四十三事件和石峰堡起义，这无疑影响了清廷对回族及其宗教的评价。二是自入关以后，满族统治者很快接受了儒家伦理思想，在文化心理、价值观念上与汉族地主阶级趋于同构。在对待其他民族和宗教思想时，往往站在大汉族主义和儒家伦理的立场，进一步说，在看待回族和伊斯兰教时，满汉地主阶级都基于同样的心态、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三是各级地方官吏中，汉族地主无疑占有绝对的多数，而地方官吏的施政活动又往往需要依赖当地的乡绅。因此，对需要依赖于汉族地主阶级丰富的统治经验和文化意识形态，以便稳固自身统治的清廷来说，汉族官吏的言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不管它是否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
第四，宗教习俗的差异，导致回汉两族常常因细微小事发生冲突与忿争。宗教信仰不同带来的日常习俗的差异，常因互不理解而造成回汉两族的互相歧视。如陕甘总督孟乔芳上奏顺治称：“（回回）从来叵测，
与百姓同城居住，习俗不一，终为疑二。”
《军机处录副·民族类·回族项》，故宫档案馆藏，1809-2。雍正二年（1724年）又有人上奏称“回民不分大小建，不论闰月，以三百六十日为一年，私某日为岁首，群相庆贺。平日皆戴白帽，设立礼拜、清真等寺，妄立把斋名目，违制惑众。应请严
行禁革，恪守典章，违者照律定拟。如地方官容隐，督抚徇庇，
亦一并议处”
国立故宫博物院：《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三辑，国立故宫博物院1984年，第177页。“回回教门异于中国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惟一天宇……见中国人（即汉人——引者）修斋设醮则笑之。”
杨怀中：《伊斯兰教在我国传播发展中的特点》，《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有人称伊斯兰教是一种所谓“不敬天地，不祀神祇，不奉正朔，不依节序，另定宗主，自为岁年，党羽众盛，济恶害民”的“左道”，诬指“斋月”时早起封斋活动是“夜聚明散”，定性为“回回谋叛”，要朝廷强制回回“概令出教，毁其礼拜寺”
国立故宫博物院：《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三辑，国立故宫博物院1984年，第177页。在雍正七年，陕西总督岳钟琪也上奏说陕西回回使他“念之，实怀隐虑”
国立故宫博物院：《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十二辑，国立故宫博物院1984年，第694页。，而汉族则对回族的“日用猪肉，指为禁忌，而椎牛共飨，恣其贪饕，人家肴馔，绝不入口，而宰割物类另有密咒，身故之日，寸丝不挂，举殡之时，空棺撤底”等种种习俗视为“诞妄实甚”
国立故宫博物院：《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三辑，国立故宫博物院1984年，第177页。这些日常习俗的歧异日积月累，很容易形成彼此之间一种固执的偏见。这种偏见往往被清政府和回汉上层所利用，成为挑动回汉两族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
总之，由于种种原因，甘肃地区的回汉民族关系日渐复杂。1862年，回民反抗斗争首先在关中渭南爆发。由于地主团练大肆屠杀，致使回民起义迅速向西蔓延。受陕西回民起义的影响，甘肃与陕西毗邻的陇东、宁夏首先发生起义。而在其他地区，起义发生的直接原因不尽相同：河州起义的导火线是洮河争渡事件，西宁起义则由教争转化而来，肃州起义则因为古浪大靖堡民团屠回和甘州之驱逐回族，致“肃回知公家之不
容己也，始谋叛”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影印本，1990，（21卷），第6页。但大体上都在前述几个原因影响范围之内。不管甘肃各地回民起义发生的原因多么复杂，起义活动多么分散，但当起义一旦发生，在面对地主团练与清军的围剿时，出于民族与宗教的同一性，他们大多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奋力抗争，其行动具有争取民族生存权利和维护民族利益的性质（参阅本章末附录）。
陕甘回民大起义持续了十余年的时间，给西北的社会经济与回汉两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劫难后，地方残破，人民大量死亡，遗留下来的人流离失所。回汉两族人民是这场劫难的真正受害者。回汉人民用惨痛的代价促使后来者进行反思：回汉民族关系为何走到令人痛心的这一步？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宗教、教派关系错综复杂。陕甘回民大起义提供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习俗，平等交往，共同发展，这样才能保障西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各民族人民幸福安康。
2．左宗棠镇压甘肃回民起义的策略及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