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与邢会稽》一文是目前大陆所能看到的他写给当时会稽知县邢澍的唯一一函手札，收在《章氏遗书》卷28中。
从两人的交情来看，邢澍应有书信或诗作题赠给章氏，今存佺山先生著述中不见有录。
章氏此函当写于嘉庆元年“秋高气爽”的九月时节。乾隆五十九年秋天，湖广总督毕沅因白莲教兵乱降补山东巡抚，章学诚失去靠山，从武昌返回会稽，一直到次年冬天才离家，带着大量书籍去扬州拜访退养家中的老师沈业富，帮助沈修撰家谱。嘉庆元年（1796年）春天又回到会稽。秋天邢澍接到调令即将离任，章学诚听到邢澍有病的消息，前往县署探视，未能见到邢佺山先生，回来之后写了这封信。
章学诚的书信为我们研究邢澍生平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很多研究邢澍的学者都被光绪十七年（1891年）李汝为编纂的《永康县志》的讹谬所迷惑，导致了关于邢澍生平的两大错谬。一是邢澍初仕的时间，一是任职的阅历。关于初仕的时间，《永康县志》以为在乾隆五十八年，冯国瑞先生《邢佺山事迹考》同。《县志· 职官列传》曰：邢澍“乾隆癸丑，由进士知县事。”癸丑即乾隆五十八年，该年实际是邢澍在永康第二届任期的开始。邢澍自己在《望益轩记》（以下简称《记》）中说：余“策殿廷，解褐从仕，食禄几二十年。”此《记》作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又《砚耕堂记》曰：余“起家科第，解褐从仕，由邑而郡，逾二十年。”此文作于嘉庆十六年秋。邢澍入仕时间如果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算起，至嘉庆十六年（1811年），正好逾20年。邢澍曾在《凉州上士印题辞序》中说：“庚戌秋，余初仕浙中。”庚戌即乾隆五十五年。另据，安维峻《甘肃全省新通志》和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邢澍曾于五十七年任浙江乡试同考官。由此可见，邢澍解褐入仕时间确为乾隆五十五年，而非《永康县志》所言五十八年，且初仕之地就在浙江永康。
《永康县志》以为邢澍在永康六年任期后直接调宰长兴，忽略了任会稽知县的仕历，导致了关于邢澍生平记述的又一错谬。《职官列传》说：“（邢澍）寻以考最，迁长兴”。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同。大量文献证明，邢澍确实出任过会稽知县。章学诚在《与邢会稽》信中云：“前日趋署叩辞，闻父台大人玉体违和，匆忙就道，不获展晤。秋高气爽，敬想起居万安。欣闻移居义乡，未识何时起马”，“长兴不远往返，时可通音问也”，“他日守郡监司，仍来庇我东邑”。据新编《绍兴县志·文物胜迹》载，今会稽山大禹陵碑廊《诚敬碑》尾有嘉庆元年七月浙江巡抚觉罗吉庆的题字和绍兴知府高三畏、会稽知县邢澍的跋文。又嘉庆五年，长兴县儒学训导柴季高《新修同善堂碑记》也记述了邢澍任职会稽的史事。《碑记》云：佺山先生“以陕右名进士读万卷书，握百里符，本儒术为官方，历宰婺之永康，越之会稽。”
另据新编《绍兴县志·县政府机构》记载：孙凤鸣乾隆五十七年任、邢澍嘉庆元年任。这说明邢澍在永康任上有六个年头时间。因为邢澍在永康“为政尚严肃，遇盗贼必置重典”（李汝为《永康县志·邢澍列传》），“市井无赖具有名迹者，有犯必痛惩之”，“赏识多名士”，地方风气为之一变。大概由于考绩卓异，邢澍于乾隆五十九年（非嘉庆元年）调任会稽知县，此时恰恰前任知县孙凤鸣三年任满。又赵《志》记载，邢澍于嘉庆元年秋接到调令，并于十一月正式出知长兴县。 此时距乾隆五十九年刚好三年，一个任期。
章学诚在信中提到，邢澍在会稽任上深受民众爱戴，曾培养教育了不少门生，学生对他的学识和人品都非常崇敬。他离任时，以致会稽县“民思慈保，士念明师”，为当地父兄子弟所顾念。但因文献记载的缺漏，邢澍在会稽的详细事迹今天无从考辑。
另外，我们通过《与邢会稽》，可以了解到邢澍编订《全秦艺文志》的有关草创情况。《艺文志》计80卷，是一部较为详备的关于秦陇学者著述的目录学著作。张廷济《感逝诗·序》、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等皆作《全秦艺文志》，其《序》系洪亮吉所作。洪《序》曰：“《全秦艺文录》者，吾友阶州邢君澍官浙江长兴县时所著也……以关中自唐宋以来，叠经兵燹，昔贤述作，沦佚者众，复以二年之力，精心搜采为《全秦艺文录》一书，始自三代，迄于有明，共若干卷。脱稿后，即邮以示余。余读之，叹其搜罗之广博，类例之严整，大致仿历史《艺文志》等书，而参以近人朱检讨彝尊《经籍考》之例，分门别类，条举遗佚。”洪亮吉看到的《全秦艺文录》应当是全本，自先秦到有明完整不缺。
张廷济《宿鉴止亭呈佺山师》“志补全秦编汉魏”注曰：“师补《全秦艺文志》，已得周秦西汉共五册。”估计张廷济所见仅前半部分，大概当时正在编撰之中，尚未完稿。今存《关右经籍考》的体例与洪《序》所叙《全秦艺文志》相同，并且洪亮吉《北江文集》中所存的《序》就是《关右经籍考》的序。王重民先生在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的《后记》中说：《全秦艺文录》“这当是最初的名称，北京图书馆藏有邢澍的《关右经籍考》，为嘉庆间刻本，当是后来改定的名称。初稿本凡80卷，北京图书馆藏本仅存卷1至11，不知刻本共若干卷。”王重民先生认为《全秦艺文录》系初定名称是正确的，但《关右经籍考》估计并非最终改定的名称。大概这部书，邢澍分两次刊行，首先把三代到隋编订比较成熟的部分先期刊行，名《关右经籍考》，以别于总集《全秦艺文志》，也就是说《关右经籍考》是《艺文录》的前半部分。
在信中，章学诚根据自己撰著《史籍考》的经验，就《全秦艺文志》的编订谈了自己的意见。章学诚说：“鄙意终以先定《全秦人物表》为主，如《人物志》已有底稿，必须草一副本，交小儿处，则将来史考局中，但有所见，即须凭《表》摘录，易为功矣。”他向邢澍提出以人统文的编订方法，并建议将《人物志》的副本交给其小儿子章华纪，便于自己帮助佺山先生摘录有关文献。可见《艺文志》的编订与章学诚的鼎力襄助是分不开的。
《全秦艺文志》的编订时间，从章学诚“《全秦艺文》之订，雒君先生行后，未知余绪如何”的记述推断，最晚也应在嘉庆元年（1796年）。另外，长兴官署鉴止亭修建于嘉庆四年，张廷济《宿鉴止亭呈佺山师》一诗写作时间可以肯定最早也在嘉庆四年秋冬，而且张廷济看到的《艺文志》是已编成的两汉以前的部分，并不包括从魏晋到有明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全秦艺文志》成书的最早时间当在嘉庆四年，至少花了五年时间。洪亮吉看到的很可能是初稿，尚未完全编定。因此，孙殿起《贩书偶记》以为《关右经籍考》约刊于乾隆间的说法，肯定是靠不住的。洪亮吉和支伟成都以为此书“以二年之力”完成，也与实际情况不符。
今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有嘉庆间原刊本11卷两种，均12行23字，白口，四周单边。一种6册，系郑振铎先生藏本，一种11册。北京大学图书馆1989年馆藏目录中有此书，亦11卷，但1999年北大图书馆编辑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没有此书。
章学诚信中提到的雒君即桐城人胡虔，目录学家，嘉庆间曾协助章学诚补修《史籍考》， 与邢澍交情深厚，多次到过长兴官署，有题赠邢澍的《佺山大令招集箬溪书院因绘为图书此以识》五言诗一首，见附录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