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1996年，中国的股市欣欣向荣，很多人都从中赚到了钱。我的收获也不小，这让我感到比较满意。与此同时，之前鲜有在报纸上“露面”的房地产广告开始多了起来。
有一天，我在翻看上海本地报纸的时候，注意到一条信息，那就是位于人民广场附近的“大陆饭店”里正在推荐位于上海郊区奉贤区的产权房子。而这很有可能是奉贤区第一次“对外”招揽房产“投资客”。
于是我就骑着自行车去看房子，要知道当时从我住的虹口区到奉贤区，骑自行车大约需要3个小时。我就这样一个来回一个来回地骑，最后在1995年上半年成交了一套40多平方米的房子。因为是期房，当时一共也就花了3万元，其中2万元用的是公积金贷款，也就是说我用现金支付了1万多元，手头多余出来的钱依然投资在股市中。这也是我的买房经历中，仅有的一次没有一次性付清房款的经历。
因为这套位于奉贤的房子，正好处于我姐姐从金山石化来到上海市区的必经之路上，我也一直都没有把这套房子卖掉。如果按目前的市值来算投资回报率的话，至少要在10倍以上了。
我曾算过一笔小账。我问我在建筑行业里的朋友，他们说在市区里造房子的造价大概是每平米1 000多元，节约一点的，大概也要800多元，这只是算了一个“钢筋+水泥”的钱。那么奉贤区的那套房子，“钢筋+水泥”的单位造价才700多元，远低于行业的平均水平，显然是在“折价”销售，那么精明的投资者应该要看到这其中的价格空间所在。
事实上，包括我很多朋友在内，我都曾向他们推荐过那里的房子，也和他们分析过其中的投资机会和回报空间，但是他们最终都以“地方太偏，难有发展”，以及等待单位福利分房为理由没有出手。
他们说的也的确是对的，那时候那里的道路是一塌糊涂，和现在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并且那里的租房人也很少，记得那套房子的租金大概是每月80元，因此算“出租回报率”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当时投资房产，看中的就是一点，那就是上海房价本身具有非常大的上涨空间。一方面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那么自然就会对居住条件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上海与国际化大都市的距离越来越近，各种各样的人才都会来到上海淘金，他们自然需要解决住房问题。
也就是说，上海的房子不一定只有上海人会买，外地人更会买。那么房价自然就会上涨，至于租金的问题，我当时认为是次要的，房子买下来之后，本身也是需要有人去通风和聚聚人气的。
时至今日，一些朋友谈起这次投资的时候，仍有点懊恼和后悔。这并非“马后炮”，上海的房价能涨到今天这个样子，是当初谁都没有想到的，更何况是我这样一个普通百姓！
“3·27”国债期货事件让我不敢碰期货
时间到了1992年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先向券商自营推出了国债期货交易。此时，国债期货尚未对公众开放，并未引起投资者的兴趣。但在一年之后的1993年，这一交易品种开始向普通投资者开放。
又过了一年，国债期货交易飞速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开设国债期货的交易场数量从一开始的上海、北京两家，一下子增长到了14家之多。再加上，当时的股市表现比较疲软，以及部分期货品种被停止交易，于是大量资金开始向国债期货这个品种汇拢。风险也在此时开始慢慢酝酿。
国债由政府发行保证还本付息，具有风险度小、流动性强、可信度高等特点。但是，一个现实状况是，当时我国国债发行比较困难，主要是靠行政摊派。
那时我也投资过国债，票面价格是100元，但是80元就能买到。当时从股市里出来的资金，除去买房子外，有不少就是流向了国债。那时候，国家有15％的贴补率，再加上利息，应该可以达到20％左右的利息收入。我认为是很划算的。
于是，国债期货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了，这种品种被认为是可以提高流动性，有利于发行，同时也比较容易控制的。尽管当时用一部分资金买了国债，但是我对国债期货的参与程度不深。
记得当时是500元买1股，一口就是20 000元。即使到现在，包括我在内的或多或少参与过国债期货投资的人，都还记得当时各方资金奋力搏杀的情景，用“惨烈”来形容是丝毫不为过的。
一些细节的记忆，我已经比较模糊了。所幸的是，不少亲身经历其中的人写了大量的总结文章，通过他们的文章，相信很多人都能回想起那些令人难忘的岁月。一位经历者就在其回忆文章中，详细地写道：“1994年10月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提高三年期以上储蓄存款利率和恢复存款保值贴补，国库券也同样进行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的不确定性为炒作国债期货提供了空间……市场上多空双方对峙的焦点始终是围绕对‘3·27’国债品种到期价格的预测，1992年三年期国库券到期的基础价格已经确定为128.5元，但到期的预测价格还受到保值贴补率和是否加息的影响，市场对此看法不一，多空双方在148元附近大规模建仓，导致国债期货市场行情火暴。”
事实上，不少人不太记得当时的经济大背景了。那时候，国内面临高通胀压力，银行储蓄利率达到10%以上，固定利率的国债少人问津，当时公布的保值贴补率为8%，而且每月都不断上升，到12月突破两位数。
另一位亲身经历者曾在一份财经类报纸上写道：“受此刺激，‘3·27’国债期货的价格开始直线上涨。‘3·27’国债应该在1995年6月到期，它的9.5％的票面利息加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元。与当时的银行存款利息和通货膨胀率相比，‘3·27’国债的回报太低了。于是从1995年2月初开始，市场上开始传闻财政部又将提高保值贴补率，‘3·27’国债将会以148元兑付。”
就此传闻，各方展开了激烈的搏杀。我当时就在大户室里，看到大家都已经杀红了眼，最夸张的时候，我甚至能感觉到，每个人都能看见上千万、上亿的资金在头顶上飞。我又一次克制住了自己，选择了清仓。
毫不掩饰地说，我不是不爱赚钱，也不是嫌钱多，但当我看见大家都疯狂了的时候，我的内心害怕了。我只能选择退出，把资金抽出来去买房子。
随着“国家队”的入场，以及多数投资者认为“通货膨胀短期内肯定是控制不住的，保值贴补肯定会涨”，“3·27”国债的兑付价也会跟着涨。最后的结果，很多人都还记得，那就是万国证券被整顿，以及管金生的锒铛入狱为该事件画上了句号。
后怕，让我不敢再碰期货。更为重要的是，我更加确认了一个事实，“在中国做投资，必须要搭住国家脉络的走向”。“3·27”国债期货事件的输家，显然低估了政策的力量、高估了自己的实力，最后走向了反面。而这个反面的结果，就是爆仓。
我拿儿子的奖状去找工作
很多人会有这样一个疑问，那就是我能够炒股、能够买房，按道理讲经济条件已经不算太差，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命找工作打工呢？
其实，真实情况也不完全是那么简单。我当时是想，“炒股”是件没准信的事情，今天赚了，明天就可能亏了；而买这套房子的钱，我是用了贷款的，一边是炒股的收益不确定，另一边是每月房贷的支出是确定的。再加上，之前做的小生意是有一些亏损的，这个亏损也需要及早补上，于是我还是到处寻找一切工作的机会。
现在的新闻里，每年都在说大学生毕业出来，很难找到工作。由此不难想象，我这样一个下岗女工在20世纪90年代时找工作的艰辛程度。那时候适合我们这样年纪的下岗女工的工作似乎也就只有当营业员了，但要说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也是极不容易的。
别人找工作时，都会带着自己的各种证书、奖状等，希望通过这些东西向人证明自己所具备的工作能力，但我却什么都没有。
我真的很需要一份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那时候儿子已经上初中了，学业上的开销对我来说也并非是一笔小数目。同时，我先生当时也碰到一些不顺心的情况，这更是让这个家庭的经济条件增加了负面因素。
于是，被逼急了的我就带上了儿子的“三好生”、“优秀毕业生”的奖状，四处面试，希望主考官能考虑我的实际情况，给我一份工作。终于，我在上海电子商厦里找到了一份卖冰箱做营业员的活。这让当时比较窘迫的家庭经济条件，稍微得到了一点缓解。
和现在的大卖场的情况差不多，当时是冰箱生产厂家在商场里租一个门面或者叫柜台，我们这些营业员其实是代表这家生产企业在这个卖场里进行销售。
不过，尽管冰箱是当时的紧俏商品，但我们柜台的生意并不好。首先，我销售的是一款日本生产的冰箱，外表虽然好看，但是冷藏室非常小，并不适合中国家庭的普遍要求。同时，因为是外资厂的产品，价格也比国产的要高出不少，不如国产货既便宜又实惠，因而销路并不理想。
这些倒也罢了，最“要命”的原因是，我们柜台卖的这款产品的价格要比其他商场的贵，差价达到700多元。同一款产品在同一个城市里，居然有如此大的差价，这在现在是很难理解的。因而很多人在市场上转了转，了解了每家商场的价格，也就不会有太多人来我们柜台买冰箱了。
当时，我的工资是每月600多元，卖掉一台大概有十几元的提成。正是因为知道市场上存在的价差，我就比较“天真”地打算用努力的工作、良好的服务态度来弥补“短板”。我对每个前来询问的顾客都给予了极大热情，介绍产品时相当卖力，只要有人有想看样品的想法，我都会给他们介绍每一款的性能和特点。后来，以至于整个电子商厦里其他柜台的售货员都知道了我这个人。
不过，我的努力在700多元的差价面前显得很徒劳，电子商厦的这个柜台后来由于销售情况实在不理想就撤柜了。之后，我又一次到市场上找了份营业员的工作。
冬天深夜，吃着冷馒头等“高手”
在做营业员工作的同时，我并没有放弃股票，反而对股票的兴趣更加浓烈。当时几乎所有炒股的人，都知道万国证券在广东路的营业部，也都知道在那里进出大户室的那群人的“能力”。很多炒股的人都对这些人抱有强烈的好奇心，甚至有点崇拜的感觉，深信这些人拥有事先判断股票涨跌的本领。对于我来说，也是如此。
当时，很多人都会在营业部门口或者大厅里聚集，希望能够等到从大户室走出来的那些人，并且希望能和他们说上几句话，目的就是为了了解这些“大户”对股票的判断。
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人对我们这样的小散户，并不愿意多答理，即使心情好，说上几句，也是草草结束。其中，我对一个叫宋峻的人印象非常深刻，只有他愿意停下来为我们仔细讲解。在近20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又一次碰见了宋峻，他的身价已经高到惊人了，但是平易近人、温文尔雅的性格依旧没有改变。
正是因为对“大户室”的崇拜，很多小散户都会眼巴巴地等他们，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们往往会在交易完后，去广东路上的一家饭店吃夜宵，很多人也会在那家饭店门口堵他们，但效果不太明显。
我想，既然他们这群人的能力那么受肯定，那等就要等出诚意来，他们在里面吃好的喝好的，我就在门口咬咬馒头、吃吃饼干。这些“高手”们一吃起来一聊起来，往往都是不在意时间的，因此有时候我需要等到半夜12点多，有几次甚至等到了凌晨2点多。
大鱼大肉和冷馒头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但是我不停地告诉自己，我将来也会过得很好，这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我会在上班之余的休息时间，或者晚上吃好饭后，骑着自行车过去等。
开始的时候，门口有很多人在谈股票，但是大家都是各讲各的。谈到后来有些住在附近的投资者就先回去了，然后等到半夜再回来听那些大户的分析。我家离那里的距离比较远，没办法来回跑，那就下了班直接过去，边等边休息，但眼睛总归盯着出口，一看那些“高手”出来了，就赶紧跑上去。
只要我在那里，我就会一直等到他们吃完夜宵，再贴上去请教。那个时候“杨百万”是很炙手可热的人物，绝对是股市上的“超级明星”。还有一个叫“大老李”的，真名我已经不记得了，他也是被散户“围堵”的重要对象。
大家都以能向他们开口提问而感到荣幸。事后也证明，这些人的判断的确对我操作股票相当有帮助，他们不但资金量大，而且对股票有着特殊理解和高于一般人的判断能力。
从股市上取得了一些小成绩之后，我也会被人问“有没有谁的投资理念影响了你”、“喜欢哪些投资大师”等问题，其实说实话，我一直找的都是“马路老师”，碰到了那些比我成熟的投资者，我就会去问问他们的看法和经验，仔细记下后回家慢慢分析。觉得有道理的，就尝试着去实践一下；觉得没谱的，就索性抛弃掉。
所幸的是，在我刚刚入行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人故意给我“吃药”。
赚钱，再买房子
在随后股票不景气的日子里，我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淘房子、买房子、装修房子上。在股市里，我只保留了一点点的仓位，最少的时候甚至只有几百股。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炒股，而是为了保持对市场的关注度，有时候“手痒”了，还可以练练手。
我一直都提醒自己，趋势是最重要的，不能因一时头昏而在市况不好的时候大举介入，这是要吃苦头的。
我买的都是期房，因为我考虑，我并不是急需房子，期房的价格也比现房要便宜许多，因而期房成了我唯一的考虑对象。在2000年的时候，我已经买下了第三套房子，并把这套房子给了儿子当婚房。后来，我还买卖过好几套房子，在股票好的时候炒股，股票不好的时候炒房。
和绝大多数买房人不一样，我不太喜欢向银行按揭贷款，一方面，我这个人不太愿意向人借钱，另一方面，既然从股市上赚到的钱足够支付购房款，同时股市市道不好，那么为何不一次性付掉呢？而且很多地产开发商对一次性支付购房款的购房人会给予一定优惠，这样就更迎合了我的“口味”。
过去很多人都认为，投资只是有钱人的事情，和普通人无关，但事实并非如此。总结来看，我觉得，一个人要想在投资方面做得出色，首先一个重要的关键点是要知道自己需要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不解决，很难说其在投资方面会有所收获，因为人在各种诱惑面前会产生各种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