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等九百农民被秦朝征调往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屯守，陈胜、吴广是小队长。走到大泽乡（安徽宿县西南）遇上大雨，耽误了报到期限。秦朝法律规定，误期就要杀头。于是陈胜、吴广杀死押送他们的官长，揭竿而起，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的农民起义。没过多久，就形成了数十万人的声势浩大的人民革命，各地人民纷纷响应，沉重地打击了秦王朝的统治。陈胜、吴广本来是种地的贫苦农民，并不是什么大人物，是阶级斗争把他们推上了领袖地位。当时秦王朝对人民的残酷统治，人民早已忍受不下去了，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形成一触即发之势。陈胜起义代表了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所以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他们一带头造反，人民纷纷响应。当时的革命形势要求有自己的领袖人物。假如没有人民大革命的形势，陈胜起义也不能成功，陈胜、吴广也仍然是普通农民，而不会成为杰出的领袖人物，在这里达到了群众与领袖的高度统一。
3．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民主集中制本身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种民主与集中的高度统一，表现在二者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一方面民主就是党员和党组织的愿望、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集中就是全党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一致，是民主的归宿和方向。两者是高度集中于一个统一体内的，这种民主集中制实质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绝不是离开民主的集中，离开民主的集中就是集权专断主义和主观主义；民主也绝不是离开集中的民主，离开集中的民主就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人为的割裂民主和集中的联系，只强调一方面在实践上是极为有害的。
从前，有一个姓李的老汉很能勤俭持家，为此，乡亲们把一块写着“勤俭”两字的匾送给他，表示对这种美德的赞赏。后来，老汉死了，他临死前将两个儿子叫到跟前反复叮咛，要他们按匾上的字去做。两个儿子听从了。李老汉死后，两个儿子不久就分了家。在分家产时，也把匾从中锯开，老大分到“勤”字那一半，老二分到“俭”字那一半。当他们开始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都想起了父亲临死前的遗言，决心按匾上的字去做。老大只记着“勤”字，而忘掉了节俭，结果，入不敷出，日子过得很穷。老二呢，光“俭”不“勤”，分的家当很快就用光了，最后靠讨饭过日子。这虽然是个故事，但它很深刻地反映了“勤”与“俭”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把“勤”与“俭”统一起来，才会过上好日子。同样只有使“民主”和“集中”高度统一，才是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4．“四个服从”的统一。《党章》第十条（一）款规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首先，“四个服从”是缺一不可的统一整体，缺了哪一个都不是民主。据《左传》记载：春秋时代，齐景公宠幸一个心腹之臣，名叫梁丘据。有一天，齐景公对晏婴说：“唯有梁丘据与我和好。”晏婴说：你与梁丘据只不过是“同”而已，哪能称得上“和”？齐景公问“和”与“同”不一样吗？晏婴回答不一样。接着，他讲了这样一番道理：“和”就像做菜调羹那样，有水有火，有酒有酱，有盐有醋，用以烹鱼烧肉，增加了美味，去掉了腥味；五味调和，吃了心里就很舒坦。“和”又像演奏音乐那样，有一气、二体、三类、四扬、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又有清浊、小大、短长、快慢、高低、疏密之分，可以互相促成，互相调谐，听了可以心平德和。君臣之间也是这样。君说“可行”，而其中有不可行部分，臣进言指出那不可行的，促成可行的；君说“不可”，而其中有可行的部分，臣进言指出那可行的，舍去不可行的。这样就可以做到政平人和，无所争扰。这才可以说是“和”。而梁丘据则不然。君说“可”，他也说“可”；君说“否”，他也说“否”。如果做菜调羹只是水里加水，谁愿意吃呢？如果弹琴只发一个声音，谁愿意听呢？这就是所谓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四个服从”也正如炒菜弹琴一样和而不同，共同促进，成为整体。
其次，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的核心原则。在“四个服从”中，少数服从多数是基础；在民主选举中，少数服从多数是前提；在集体领导中也是要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再次，全党服从中央是最高原则。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组织上维护中央的集中统一，在行动上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要牢固树立全局观念，在局部与全局发生矛盾时，自觉从全局出发，维护国家整体利益；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和责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四）要走群众路线，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光荣与梦想同在，辉煌与悲怆并存。是什么原因导致苏共如此结局呢？总的来说，是几十年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恶性发展的结果，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苏共脱离了人民群众，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苏共从得民心到失民心，经历了一个过程。从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到1917年10月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只有不到20年的时间。为什么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布尔什维克党在极其严酷的斗争中能够脱颖而出，关键是民心所向，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当时的俄国，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是人民群众最需要的东西。布尔什维克党明确地宣布以此作为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引起了广大民众心理上的认同和情感上的共鸣，也得到民众的依赖和支持。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两个多数；一个是人民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投给了布尔什维克党，另一个是即使在反动统治的支柱旧军队中也获得多数的支持。1917年2月，布尔什维克党有党员1万多人，到十月革命时达20万人，年底则高达30万人。面对执政地位的变化，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工人阶级和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和苏联建国之初，列宁十分重视党群关系，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警惕和防止自身的腐化堕落。列宁本人就是一个大公无私、勤政爱民的典范，从来不搞特殊化，把群众的疾苦冷暖时时挂在心上。在当时，列宁的工资是每月500卢布，不及高级专家的工资。列宁十分重视群众信访制度，亲自接待群众来访，批阅大量人民来信。他认为群众的来信和建议是反映群众情绪的“晴雨表”。例如：1919年初，列宁亲自接待52人。当时正值伤寒流行，列宁不顾危险，和来访的群众谈了5个小时，农民满意而去。其中一位农民高兴地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英明的指挥者了！农民的道理他也懂。”
继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建立健全了一套高度集中的体制，使本已高度集权的运行机制进一步强化，党内民主生活窒息，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逐渐扩散。从当时政府官员的工资标准可窥一斑：一位工业部长的月薪是27000卢布，这比教授的薪水高出6—7倍，而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_25倍！斯大林时期，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比超过50倍，同时一些官员还可以得到相应的数额巨大的“红包”。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作贵族供养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人达四五十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兰断言：“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过程，苏共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使权力异化。一是理想权力化。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追求权力；二是权力特权化。就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牟取私利的工具。三是公仆官僚化。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四是权力商品化。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蔓延开来，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苏共衰败及其垮台是值得深思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赢得民心，得道多助；脱离群众，失去民心。一旦失去民心，走向群众的反面，人民必将抛弃，直到赶下台。苏联解体后，前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反思自己的错误时承认：“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应该说，他说的这句话是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而深刻反思的结果。可惜，“无可奈何花落去”。我们的领导者应该引以为鉴。
六、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作风
以身作则，则：准则、楷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别人作榜样。
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模范作用主要表现为：
（一）廉洁奉公，不以权谋私，不搞特权
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晏婴，前称晏子，字仲，谥平，后世又称晏平仲，夷维（今山东高密）人，相齐景公。据《左传》记载，鲁襄公十七年（公元前556年），晏婴代替父亲恒子（弱）为齐国大夫，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的大臣，可算得上三朝元老了。他聪明机智，学识渊博，能言善辩，不但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而且还是当时一位“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克勤克俭，廉洁奉公的楷模。司马迁很推崇他，曾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晏婴身为齐相，平时穿粗布衣，一件狐皮大衣穿了三十年，即使祭祀祖先也不过将衣服和帽子洗干净穿上罢了。
一天，齐景公的使者到晏婴家，恰巧赶上晏婴将要吃饭，晏婴就把饭分一份给使者吃，结果两人谁也没吃饱。使者将此事告诉了景公，景公以为晏婴家很贫穷，于是派人送给晏婴很多财物，作为招待宾客费用。前两次都被晏婴退回。第三次他向齐景公拜谢道，我家并不贫穷，由于你的赏赐，不仅我的亲族、朋友沾了您的光，而且还救了灾民，老百姓也得到了您的好处。我认为一个大臣从国君那里得到很多赏赐，将它用在老百姓身上，那是以臣代君来治理百姓，忠臣是不会干的；不将它用在老百姓身上，而收藏起来，那岂不是如同一个装东西的筐子和瓶子一样，爱人的人是不会干的；上得罪于君，下得罪于士人，充当一个守财奴的蠢事，聪明的官吏是不会干的。只要自己不受冻，不挨饿，我就满足了。景公说，管仲接受了桓公五百个村社的封赏，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赏赐呢？晏婴答道：“婴闻之，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婴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