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让人服气，除非你比别人好，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孔子的德治管理路线的核心是教化，而教化的形式主要是领导者的身教，是领导者以身作则，在道德上做出表率，在《论语》中，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不正，孰敢不正？”正，是端正的意思。领导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正”。也就是思想正、作风正、行为正，从而实现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行动。一个单位，能不能实现“正”，关键在领导。只要领导者带头端正自己的思想、作风、行为，那么，谁敢不正呢？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是说：当领导者自身端正，做出表率时，不用下命令，被领导者也就会跟着行动起来，相反，如果领导者自身不端正，而要求下属端正，那么，纵然三令五申，臣民也不会服从的。今天，我们一些单位出现的“台上他说，台下说他”现象，不就是其身不正所造成的吗？孔子进一步说：“苟正其身矣，放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这是说，如果领导者自身端正了，那么，管理还有什么困难呢？相反如果领导者不能端正自己，又怎能去端正别人呢？正，是领导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政者，正也”，是孔子对这一境界的科学表述。而要实现“正”，必须领导者率先以正，也就是必先“正己”。“正己”也就是成为孔子“为政以德”的中心观念。离开了“正己”，“为政以德”也就有名无实了。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他说出了中国文字中的“风气”二字的出处来由，这两句话的“德”是一个总称，它包括行为、心理、思想等等。他说君子的品德好像风一样，普通人的品质像草一样。风与草的关系，是风吹在草上，草就会顺风而倒，风的力量越大，草倾向的力量也就越大。要被领导者品德端正，领导者就必须首先自己端正品德。
有一次鲁国大夫季康子因盗贼过多而忧虑，他向孔子请教该怎么办。孔子的回答，不是让他怎样去对付盗贼，而是说：“荀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这就是说，如果你季康子自己不贪图财物，那么，即使悬赏奖励偷盗，老百姓也不会偷盗的。这段话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上行下效，统治者心术不正，被统治者盗窃行为就必然多；二是统治者必先“足民”，使民无所不足，也就无盗窃之必要。而“子之不欲”，正是保证“足民”的前提。
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孔子才做出了如下的论断：“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上级讲求礼仪，下属没有人敢不尊敬他的；上级讲求道义，办事公正，下属没有人敢不服从他的；上级讲求信用，那么，下属决不会不动真情，不讲实话。
“正己”在东方文化国度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中，人们形成了强烈的依附性，这种依附性表现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中，就反映为群众对领导的依附。人们普遍盼望自己的领导是清官、好官、为民做主的官、为民造福的官。人们殷切渴望有这样的领导人带领他们去奋斗而赢得美好的生活，人们期盼着能让人放心大胆地跟着奋斗而不会吃亏的好领导人。
皋陶是舜的大臣，掌管刑法狱讼。他告诉大禹从政有九德，皋陶说：“啊！检验一个人的行为可以依据九种品德。检验言论也一样，如果一个人有德行，那就要指出许多事实作为依据。”禹说：“什么叫做九德？”皋陶说：“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用今天的话说大体为：宽宏大量而又严肃恭谨，性情温和而又有主见，态度谦虚而又庄重严肃，具有才干而又办事认真，善于听取别人意见而又刚毅果断，行为正直而又态度温和，直率旷达而又注重小节，刚正不阿而又脚踏实地，坚强勇敢而又符合道义。能在行为中表现出这九种品德，就会吉祥顺利啊！他还说：“每天都能在行为中表现出九德中的三德，早晚恭敬努力地去实行，就可以做卿大夫。每天都能庄严恭敬地实行九德中的六德，就可以协助天子处理政务而成为诸侯。如果能把九种品德集中起来全面地实行，使有这些品德的人都担任一定的职务，那么在职官员都是才德出众的人了。大夫们互相学习仿效，官员们都想尽职尽责，严格按照五辰运行和四时变化行事，众多的功业就可以建成了。”皋陶提出的从政者具备九种品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对领导者最高的要求，也应该是我们当今修养的目标，是领导者能达到的理想境界。倘若全部具备九德难以企及的话，可以退而求其次，只要六德；再不行，还可以退一步，只具备三德，便可以于国于家于民有益了。一德都不具备，就该回家种田卖红薯了。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其实，圣人也会犯错误。孔圣人也犯过错误，一上台就杀了少正卯，老婆做饭不合口味就离婚。有时不免会说些大话，夸下海口：“如有用我者，三年其为东周矣”，甚至三年都不必要，一年就足够了，“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他凭什么有这样的底气，有这样的自信？理由很简单，他自认为是“天纵之圣”，是古代文化的唯一承继者，理所当然担当着“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且具备这方面的杰出才能：“文王既死，文不在兹乎！，‘可惜的是，当时的统治者个个有眼无珠，没有发现他这位人才，害得他东奔西走，四处碰壁。每念及此，孔子的心理就无法平衡，郁闷得很，无怪乎他要时不时地发牢骚、讲怪话：我难道是只挂在墙壁上的葫芦，中看不中吃吗？越想越不是滋味，气恼懊丧之下，他甚至萌生出远走高飞，到荒凉偏避的地方另开局面的奇怪念头：“子欲居九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种天真率性的言行，实在不像是一个“圣人”应该有的风度，只能给人留下大言不惭，想当官几近“着急”的印象。然而，这恰恰让我们看到了孔子富有人情味的一面，真诚爽直，口无遮拦的“教书匠”形象，绝没有后世那些假道学口是心非、巧言令色的气息。再好的玉都有瑕，俗话说瑕不掩瑜，有瑕才是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作为一个领导者不要求十全十美，成为九德齐全的圣人，但基本品格，总得为人师表，总得高人一等，总得九德中具备一两德。不然你在那里偷鸡摸狗，颐指气使，人家为什么要信任你，为什么要跟随你？为什么要敬服你？以此推想，如果你那个单位之所以人心浮动，很可能是你自己德行很不好。
总之，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有优秀的人格，宽阔的胸怀，高明的决策，非凡的才能，执著的精神，严谨的作风。
二、反向思维方法
反向思维方法是在思维路线上，与正向思维方法相反的一种创造性思维方法，是指人们在思考问题时，跳出常规，改变思考对象的空间排列顺序，从反方向寻找解决办法。
人们把反向思维方法形象地称为“反弹琵琶”。琵琶，作为一种乐器，通常都是正着弹奏的，一曲“十面埋伏”把你带进古战场，马嘶人叫，激战犹酣，引人入胜。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也可以反弹，像敦煌壁画的少女，由此引申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研究问题、思考问题时，如按常规方式反过来进行，往往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部生动的反向思维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是“头足倒置”的辩证法，从而使唯心主义辩证法成为唯物主义辩证法；列宁分析了俄国生产力水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瓜分世界的战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数国胜利论”提出“一国胜利论”；毛泽东分析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国情，针对列宁“城市包围农村”，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邓小平根据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否定了“文革”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出了一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以经济建设为纲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传说，德国有位海报设计师，叫乌韦·勒施的，此人穿鞋，色泽不同凡响，常穿一双右白左黑的鸳鸯鞋。别人一双鞋，非黄即黑，非白即褐，均一色，他却在万众如一时，来个反叛。由于左右有别，令人过目难忘，从而增加了对他的注意与记忆。
再如，最近央视出现的一个栏目中，以城市发展为题，邀请了相关市长做访谈。主持人王小丫问杭州市市长：“杭州的景色很美，不知在市长先生心中，最佩服的前任市长是哪一位？”这个问题不好答。然而，市长先生稍作思考后，却斯文地做了回应。“我最佩服的前任市长有两位，一位是唐代的白居易，一位是宋代的苏东坡。这两位市长一前一后，不仅为我们的后代建设了美丽的杭州，留下了白堤苏堤，还吟作了200多首脍炙人口、宣传杭州的广告词。”巧妙风趣的应答，赢来了一阵掌声，也显示了这位市长超人的智慧。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说句老实话，不是很简单。然而我们的市长先生却一破俗子的思维，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选出了唐代刺史白居易，点击了宋代知州苏东坡。刺史也好，知州也罢，彼此同时掌管杭城的行政长官，他们不也就是昔日的市长吗？于是现任市长来个及远不就近，说古不道今，回避了该要回避的难点，作了以上聪慧的对答，真是古今美谈啊！
同样，当一位魔术师，将一个扎在口袋里的人，突然间站在观众面前时，人们总是想，明明扎紧的袋子，人怎么能出来呢？结果万思不得其解。其实，如果你将固定的思维模式，来个逆向思维，便会使你想到，她是从袋子底边，通过拉链，破袋而出的。魔术如此，艺术亦然。思维的相反相成，对立统一，便会走出新路，创出新意。使人以不测，赋人以惊异。一切独特的创作，其奥妙，不少恐源于此。就如简单的一幅绘画，欲表现一扇明净整洁的玻璃窗，反而要在其上，斜画两条细线。视者观后，不感污秽，反觉这才是洁亮明净的。
雕塑家潘鹤经典之作《艰苦岁月》，塑造了老少两位红军战士在军旅的艰苦生涯。作者不是一味地表达战斗的残酷，而这个“苦”都是通过“乐”，以一位老战士正在吹奏民乐来体现。绝妙的构思，近乎50年来，它给几代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与教诲。
据说古代京城画院有一次考画师，曾出过这么一个画题：“野渡无人舟自横。”这是用了唐朝诗人韦应物的《滁州西涧》的诗句，原诗是：“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可难住了当时的许多画家。有人在纸上画了一个湖，湖边泊着一条船，船上空无一人，湖的周围只见树木不见人。可是考试官连连摇头说：“此画的主题内容表现不够。画中无人不等于野渡无人，很可能人就在树木丛中，或者是被隔在画景之外了。”这时有人灵机一动，捋袖执笔。顷刻之间，一幅优雅的风景画脱颖而出：水中一只小船，岸边一株枯树，水中一船的篙杆端上，一只鸟儿亭亭玉立；岸边枯树的枝条上方，又有一鸟姗姗欲栖。“有鸟”，而且鸟儿逍遥自在的神态，画龙点睛般地表现出了“无人”的主题内容。这幅画立即被主考官评为第一名。
这种反向思维，逆向构思，不仅在创意的内容上，即在表现手法上，也有异曲同工之效。报载，上海有位中国画家叫杨正新，早年师从名家江寒汀，画得一手好花鸟，却苦于无法突破传统的羁绊。于是他断然“舍弃”苦就习练二三十年的右手，“因为这只手太听老师的话，”为了离经叛道，决以左手从之。于是他弃右从左，“转行”山水，练就了与前人不同凡响的笔墨，形成了新的画风。
日本“汽车大王”丰田公司董事长丰田喜一郎先生讲得更加明确，“我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习惯，总是想把别人对事物理所当然的认识倒过来思考”。中医中的“头有病而足取之，左有疾而右取之”等等。为什么反弹琵琶的思维方式值得提倡，原因就在于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常常受到传统观念框框条条的影响，往往习惯于从一定观点出发了，沿着逻辑推理路线、思维方式出发，结果思维得出的结论就差不多，难得有什么发展和突破。而倒过来思考问题的方式，则往往能够另辟蹊径，开拓思路，取得正面思维难以实现的效果。
需要说明的是，“反向思维”与“逆反心理”有着本质的区别。反向思维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一种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它反映了人类求知能动性的提高。而逆反心理则是一种缺乏理智判断的不健康情绪，它只能使人不讲科学，一味蛮干，意气用事，走向极端。因此，我们在运用“反向思维”这一方法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逆反心理的干扰。
反向思维是从反向看问题，寻找常规的岔道，但它的运用是有条件的。这种“寻找”不是主观的搭配，任意地推理。例如，海尔集团生产的产品在国内销路很好，该企业家反其道而行之，在开辟国内市场的同时，力图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并很快真正占领了国际市场，其洗衣机、电冰箱成为国际名牌。他之所以反向地寻找国外销售，是因为国际市场的确需要有此类产品，而不是他的反向思维方法导致国际市场对此类产品的需求。同理，运用反向思维方法，必须掌握事物内部的各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这种因果关系，反向思维方法就难以成立。例如，我们常说“花是红的”，“红的”是花的颜色，或一种特征，但不是“花”之为“花”的原因，也非“花”之为“花”的结果，所以，就不能反向思维，说红的是花，这是对反向思维方法的误用，无论在科学思维中，还是实际行为中，都不会奏效，相反，只会带来思维紊乱和行动的失败。
三、系统分析方法
人们在日常生活，经常称这种或那种对象为系统。如工业系统、农业系统、教育系统、军事系统、生态系统、生理系统、天体系统、管理系统、操作系统、技术系统等等。大有大的系统，小有小的系统。细胞是一个由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以一定的结构组成，表现为生命现象的基本结构和功能的系统。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每个事物内部以各个因素，也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说：“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于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这里的“集合体”就是系统，而“过程”就是系统的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和整体的发展变化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系统作为过程而存在。
所谓系统分析方法，就是把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察的一种思维方法。对于现代领导者来说，就是把自己领导和管理的对象看成是一个整体的动态系统，始终着重从整体与部分之间，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综合地、精确地考察对象，以达到最佳的处理问题的一种领导方法。
这种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部分（要素）组成的具有确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称为系统，有以下三个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