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邓小平的领导行为来说。邓小平同志的领导行为之一是通脱达观，处变不惊。邓榕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曾这样描述邓小平：“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邓小平生于1904年，在寻觅救国救民真理的路途上历尽艰辛，在确定信仰、投身革命之后，更是经受了各种磨难和严峻的考验。他一生经历三落三起。逆境在很大程度上铸造了他通脱大观、处变不惊的能力。早在苏维埃斗争时期，邓小平就曾遭到当时中共党内“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的错误批判和处理，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很大的摧残，但他坚守着理想和信念，并以此为精神支柱，与错误路线展开了顽强的斗争。1933年5月，邓小平被贬到江西省乐安县作巡视员时，对前来探望的两位党员干部讲道：“不管他们怎样残酷斗争，采取什么措施，我坚信我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正确的就要坚持，革命哪能一帆风顺呢？”“文革”期间，他被遣送江西，骨肉分离，吉凶未卜，他泰然处之，每天仍劳作于工厂，或躬耕于田园，他开玩笑地说此次下放等于上了一次劳动大学。他把这次下放看作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劳动之余，他潜下心来博览群书，默默思考。豁达无私的品格铸就了邓小平的宰相肚量，坎坷崎岖的经历锤炼了他清醒镇定、处变不惊的心理素质，这些都体现在了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和治国理念中，正是他的这种素养才领导我们党和国家在几次大的历史风浪中渡过险关。1989年后，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反华势力嚣张的严峻的形势，中国采用什么样的对策？既能顶住西方大国压力，又能不丧失难得的发展机遇。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16字战略方针。冷静观察：是告诉全党，要通过冷静观察，全面准确把握形势。稳住阵脚：是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政治基础，只有稳住阵脚，才使中国以不变应万变，才能对严峻的局势“我们要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韬光养晦：是要在风云变幻中争取创造战略主动性，既要收敛锋芒、含而不露，又要卧薪尝胆、以静制动、后发制人。决不当头：是因为“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在东西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出面扛旗当头，那就意味着中国将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进行全面的对立和抗衡，意味着中国将承担难以胜任的责任而失去自己发展的空间。这16字方针是要我们不为国际风云的变幻而迷惑自己的方向，不为一些友好国家的要求失去冷静的头脑，去承担力不胜任的负担，这样做是为了保证中国航船的正确方向。“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正是邓小平的领导风范。
邓小平同志的领导行为之二是执政为民，领导就是服务。“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句话是邓小平爱国爱民情感的真实表露。他始终坚持以人民的利益为第一要务，以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作为自己的最大责任。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他把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概括为：一是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为了实现共产党真正代表人民利益，邓小平一方面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另一方面，他提出了“领导就是服务”的著名论断，从而为无产阶级的科学领导观添上了点睛之笔。“领导就是服务”，是对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的高度概括。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社会的真正主人。因此，领导者必须做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公仆，彻底地为人民大众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性质所要求，是领导全国人民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领导就是服务”，揭示了执政党领导成败的关键。列宁曾尖锐地指出，执政党最大最严重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因此，要保持共产党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唯一的出路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为人民服务。同时，执政为民，领导就是服务，这是领导者最高的领导艺术。
邓小平同志的领导行为之三是举重若轻，善谋大事。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有一次与薄一波谈到他对刘伯承和邓小平工作方法的感受。他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都是不同的领导方法。战争年代，刘邓是一对出色的搭档。刘伯承才大心细，运筹周密；邓小平器局宏伟，调度有方。邓小平一般不轻易表态，但一旦形势需要做出明确的抉择时，他都能果断决策，决不手软。正如毛泽东对他所作的评语，具有“柔中有刚，绵里藏针”的性格特征。战争期间，邓小平面临任务沉重而繁杂，他的高明之处，是能够在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诸多头绪中，迅速而准确地把握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果断地加以解决。在刘邓指挥大军期间，每当战役开始，小平同志常常集思广益，反复比较作战方案，对具体指挥作战则敢于放手给下级指挥员，让他们自主行事，自己则坐镇中枢，沉着调度。正是这种“放手”带出了一大批优秀指挥员，也减轻了自己的工作量，以便集中精力思考大事。陈野苹回忆说：“我感到他的领导艺术之一是：既抓得紧，又放得开。在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上，他抓的很紧，在具体工作和日常事务上，他又放的开手。”他作风朴实，没有空话，用语精练，要言不烦，在简明的论述中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一位曾在西南局工作过的新闻工作者把邓小平行云流水般处理棘手问题和复杂局面的领导艺术比喻为庖丁解牛。
邓小平高超的领导艺术最终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另外还有很多很多，这些都是领导学中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后人树立起一座伟人的人格丰碑。
二、领导学的学科特点
社会主义的领导学，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创立而诞生发展的。在我国，现代领导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总结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丰富实际经验，正确处理继承和发展、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地吸收不同制度国家的先进领导、管理经验以及领导科学理论的需要。
领导学是研究现代领导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是一门融领导的科学性、艺术性和实践性为一体的学科，因此，也把领导学称为领导科学、领导艺术、领导实践。这一学科的特点是：
（一）社会性
任何领导活动都是一种社会活动，它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社会活动的产物。所谓社会性是指社会成员参与、适应个人之间或群体之间的关系的必然倾向和本质属性。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性是人们受社会因素影响制约的结果，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基本标志。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领导活动，具有很强的社会性。
记得上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学过一篇名叫“千人糕”的课文，虽然时间过了四十多年，但我仍记得那篇课文的大意：一天，叔叔带“我”到食堂吃“千人糕”，我想这种由上千人做的糕一定会很大很大，大到想不出来的程度，所以一路上都在好奇地想这糕究竟有多大。不想到了食堂一看，才发现原来就是普普通通的蒸糕，一点儿都不大。这么小的糕怎么能叫“千人糕”呢？正当迷惑不解的时候，一位炊事员叔叔过来对我解释说：别看这小小一块糕，它经过农民伯伯播种、管理、收割、脱粒，然后运到工厂去加工磨面。这磨面的机器和电，又是许许多多工人叔叔生产的。磨成面粉以后，又用汽车运到粮店，最后才到食堂做成这种蒸糕。这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序又都涉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环节和工序，这些都要有好多好多人的参加才能完成，所以就叫“千人糕”。听了这番话“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样一块蒸糕真是要经过上千人的社会劳动才能做出来。
最近，读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合著的《自由选择》一书时，意外地发现他们在书中引用的一个名为“小铅笔的家谱”这个小故事，内容与“千人糕”竟如出一辙。“小铅笔的家谱”原文发表在1958年12月的美国《自由人》杂志，这篇文章以拟人的手法，用一个“普通木杆铅笔”的口气讲述了自己的来历，也就是自己的“家谱”。首先，做这支铅卷笔的木头是一棵长在北加利福尼亚的笔直的雪松，把它砍倒，运到站台需要“锯、卡车、绳子……和无数其他工具”。这些工具的制造过程又涉及许多人和各种不同的专业分工技能：“先采矿、炼钢，然后才能制造出锯子、斧子和发动机；先得有人种麻，然后经过各道工序的加工，才能制造出又粗又结实的绳索；伐木场里要有床铺和食堂……伐木工人喝的每一杯咖啡里面，就不知包含着多少人的劳动！”而后，木材被运到工厂锯成板条，再运到铅笔厂做成笔杆。笔芯是由从锡兰开出的石墨经过复杂的加工而成，其中又经过了不知多少人的努力。铅笔上的橡皮也是由产于东南亚一带的菜籽油和硫氯化物反应而成的。经过许许多多数不清道不白的工序和环节后，这支“小铅笔”骄傲地说：“地球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怎样制造我。”
这两个故事非常相同，讲出一个小小的蒸糕、一支小小的铅笔，都凝聚着人类的社会劳动，代表着一定的社会性质，着实耐人寻味。蒸糕、铅笔况且如此，那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俄国的实际相结合，打破了世界格局，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变为社会主义新中国；邓小平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中国国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那更具有社会性。因此，研究领导工作规律及其方法的科学也必然具有很强的社会性。
（二）综合性
领导活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人类历史上产生最早、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社会活动之一，是一种高度综合的实践活动。领导学的研究课题，很少是单一的问题，几乎都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在经济全球化、生产社会化、政治多极化飞速发展的条件下，这种综合性表现得更加突出。《第三次浪潮》的作者、美国的阿尔温·托夫勒认为：第三次浪潮引起思想领域的大变动，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综合观念为社会科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外交政策分析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以及工程师、行政领导者广泛应用。他说：“第二次浪潮文化强调孤立地研究事物，第三次浪潮文化则注重研究事物的结构、关系和整体。这与我们对自然、进化、进步、时间、空间观念的深刻变化汇集在一起。”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是实现从小经济到大经济的转变，向专业化、社会化、协作化的方向发展。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部门都不是一个孤立分割的部分，而是社会和整个大综合的一部分。过去常说的小农经济思想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一切吃穿全靠自己、各自孤立、自给自足。现在随着发展，每个地区和部门都自成系统又互成系统，形成多维、多向、多因素，纵横交错的结构，有着十分复杂的交叉效应。一个地区和部门工作的好坏都会影响到其他地区和部门，以致影响全国这个大系统。常言道，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变化都会带来一连串连锁反应。因此，领导学是综合性很强的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