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和文学中反映出来的现代体验
对于现代经济给职业生涯乃至生活本身带来的深刻变革，我们还能找到其他证据吗？这方面可以求助于现代经济时代创作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人们总是希望文学作品能刻画自己所处时代的一些平时不够关注的方面，对于那些能引起共鸣的作品，我们会反馈说：“对，就是这种感觉。”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Vargas Llosa）所说，有些人在写小说，有些人在创作交响乐，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人们处于兴奋状态，试图理解和表达给生活带来改变的新体制。因此，我们可以查阅一下那些伟大的小说作品，看是否有迹象表明人们的生活如何因现代经济的到来而发生改变。虽然很少有作家会非常细致地反映他们所处时代的工作和职业体验，但他们的记录还是会有启示作用。
社会上总是有一些爱写探险故事的作家，哪怕是现实生活中很少真正进行探险的时代。巴洛克时代的领先国家是商业经济社会，探险活动主要由政府资助，并不能给作家提供变革、挑战和原创性的经验作为素材。在西班牙，塞万提斯·萨维德拉1605年的小说《堂·吉诃德》从文学角度看是对某些流行作家试图贩卖给大众的传奇作品的讽刺，从另一个视角看，其主题是描述缺乏挑战和创造性的生活的乏味感。陷在西班牙荒野中的堂·吉诃德没有现代工作与职业的体验，只能和他的仆人桑丘·潘扎一起，自己寻找各种需要骑士精神的挑战和目标。在卧床不起时，堂·吉诃德宣布探险之旅结束，结果桑丘放声痛哭，因为他自己也需要新奇生活的体验。在英国，丹尼尔·笛福的创作更多依靠自己的想象力而非经济学知识。他对创新非常感兴趣，但为了描写创新，他不得不把1719年的小说《鲁滨孙漂流记》的背景放到一个远离航线的孤岛上，使遭遇海难的船员鲁滨孙在那里待了28年。在岛上，鲁滨孙做了很多他在尚未进入现代社会的英国不可能做的事情，他过着创新式的生活，首先是为了生存，然后是为了展现能力。例如他一开始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造船，然后发现成品由于太重而浮不起来。（笛福在1721年的小说《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里面讲到，女冒险家偷了一匹马，在发现不知道怎么骑以后又还了回去。）笛福本人也被认为是擅长描写错误、困难和挫折的诗人。
现代经济体诞生之初，还很少有作家对此表现出强烈的感受，但有三部著名的小说表明，某些史诗般重大的事件正在发生。最早的一部作品是玛丽·雪莱（Mary Shelley）于1818年创作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该书又被称为“现代的普罗米修斯”。对英国当时的浪漫派诗人和艺术家而言，普罗米修斯的英雄形象代表着追求自由意志、创造力和破坏力。《弗兰肯斯坦》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版本。作者不可能预见到现代经济的到来，更别说对其发出警报，但随着现代经济走向强盛，越来越多的读者被这部小说吸引。他们无疑看到，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博士创造的怪物和企业家开创的创新型企业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詹姆斯·威尔（James Whale）于1931年推出的电影中，弗兰肯斯坦博士看到怪物开始活动时惊呼：“它活了！”他完全可以对在英国和美国初生的现代经济发出同样的感叹。公司通常也对顾客和员工友好相待，就像怪物平时也表现得很善良一样。但人们就像害怕怪物一样害怕公司。不过，这部小说是对普罗米修斯精神的控诉吗？其立场是反对现代经济的吗？诗人珀西·雪莱（Percy Shelley）就是因为担心他妻子的小说会被理解为对现代化的警告，才在这部作品的前言中对此类解读进行了反驳。但他其实没必要担忧，因为该书并没有攻击创新，只是痛惜弗兰克斯坦博士和市民们没有能力接纳这个怪物，并表示科学无法复制人类思想的创造力。
浪漫主义文学时代的另一部成为现代经济标志的小说是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在1847年出版的小说《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这个悲剧爱情故事的背景是拘禁凯瑟琳的乡村生活与把希斯克利夫推向大城市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只有到大城市才能实现远大的事业。到19世纪中叶，伦敦的活力激发了年轻人的想象力，当然也会把一些人甩在后面。在经典的电影版中，当希斯克利夫离开山庄时，凯瑟琳用很简单的一句话表达了她的（或者她感受到的他的）激动心情：“去吧，希斯克利夫，快去，把世界给我带回来！”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对于工作生活的看法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复杂得多。作为一位杰出的作家，他有力量唤起公众的同情：对贫苦的孤儿，对被常见的血汗工厂压榨的底层工人，例如1837年的《雾都孤儿》（Oliver Twist）和1854年的《艰难时世》（Hard Times）。狄更斯12岁时在伦敦的悲惨经历使他能够深刻洞察非熟练工人的艰辛，他后来对英国社会出现的很多问题也越发敏感：
即使《艰难时世》也没有关注特罗洛普夫人详细描述的工人们的遭遇……这部小说的讽刺重点并不是工业社会……而是针对压抑个性和想象力的因素。斯蒂芬·布莱克普尔（Stephen Blackpool）的问题并非来自工业化……而主要是由于议会和国教所包含的制度无法解决他在婚姻中遇到的麻烦，其次是由于他拒绝让自己的个性被另一个不人性的制度吞没，即斯拉克布里奇领导的工会。
狄更斯本人对工业化的态度也在改变。到19世纪50年代，他对英国各地出现的新的工作机遇感到高兴，但依然有些怀念传统生活方式，并对那些不幸的人有着难以抑制的同情。在狄更斯那非比寻常的夜间城市漫步中，他对自己看到的活力和多样性感到非常好奇：“一个伟大城市的骚动不安，在入睡之前翻滚。”他在1836年的作品《博兹札记》（Sketches by Boz）中描述了这座城市的缓慢苏醒：店主、律师、办公室职员和各类新人在11点钟进城，“街道上挤满了各色人群，衣着光鲜的和穿戴破旧的、富有的和贫穷的、懒惰的和勤奋的，我们迎来了午间的热闹、忙碌和各种事务”。再次审视伯明翰的工厂后，他写道：“我在你们的工厂和作坊看到……对员工的周到照顾……我看到了这对员工的举止产生的影响，依靠良好的本能实现了完美平衡，一方面是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不是自以为是。”但狄更斯也不像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总结得那么天真——“给每个人都送火鸡”。例如，狄更斯警告工厂的技术工人，擅长使用权术的工会组织者会利用他们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或政治目的，结果不见得会对工人们有利。
狄更斯开始把职业当作实现个人成长的手段之一（虽然不是唯一手段），在1850年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中，狄更斯肯定了大卫从孩童走向成熟的发展，并与大卫的对手、油滑的野心家尤赖亚·希普的职业观进行了对比：
希普的个人中心主义使他不把工作看作自我证明和发挥才干的手段，而大卫的整个人生能够具有非凡意义，是因为他发现工作能给他带来目标和定位。大卫通过作家这样的职业完成的自我实现也反映了狄更斯自己对工作价值的肯定……狄更斯在若干部小说中所反对的压迫场景是对工作美德的扭曲……狄更斯本人是19世纪最鼓舞人心的通过勤奋工作取得成功的典范，他也认同普遍的看法，即工作总的来说是件好事，劳动者会因为他们的个性和内在价值而受到尊重。
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大卫只是许多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角色之一。狄更斯从普通人身上看到的内涵和勇气令人吃惊，可以说，他是一位丝毫不逊于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活力主义者。
对比一下19世纪中期的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与18世纪的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作品，或许我们可以对19世纪英国生活的变化有所了解。勃朗特于1847年出版的小说《简·爱》可以被视为“一个取得成功发展的女性的故事，她勇敢而独立地采取行动，打造自己的事业，首先是担任家庭教师，然后是有自己事业的独立的学校女教师……到全书结尾时，她已取得了卓越的进步，与人生早期经常面对的贫困和不幸斗争，也几乎没有依靠任何出身和庇护的帮助”。相反，在奥斯汀的作品中，女性的生活集中在家务活动中，她的女英雄更关注婚姻而不是经济上的成就。女性在奥斯汀的时代对金钱没有法定支配权，而金钱是提高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一种基本手段。在《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中，达什伍德家的埃莉诺和玛丽安为家庭需要的年度预算而争论。虽然今天的许多人和当时的许多人，如英国的塞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和美国的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都为19世纪中后期的物质主义泛滥感到痛心，但有证据表明更多的人为金钱游戏着迷其实发生在18世纪。威廉·布莱克、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女权主义作家玛丽·雪莱都是当时的物质主义批评者。而在奥斯汀的时代，即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即使上流社会的土地所有者也对增加土地收入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但在奥斯汀的最后一部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中，赚钱开始呈现智力上的魅力，亨利·克劳福德说：“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是如何赚钱，如何把不错的收入变得更好。”
在现代经济蓬勃发展的其他国家，当然也有文学作品反映新的商业生活。法国的巴尔扎克用整整一部书赞许19世纪出现的咖啡馆现象，爱弥尔·左拉（émile Zola）则描写了巴黎发生的变化。在德国，关注个人发展的先锋小说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描写了19世纪20年代出现在莱茵河沿岸的经济现代性，他用眼睛观察新现象，但其思想似乎仍停留在旧世界。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首次出版于1901年，讲述了一个家庭中的四代人，从经商致富的第一代开始。在该书中，随着每代人逐渐远离商业社会，其活力一步步丧失。
有人会想，美国肯定会出现大量描述这种新经济生活的文学作品，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对美国的影响更广泛且深远。美国人被大量卷入创造新事物、建立新据点以及从事冒险、尝试、改进和继续进步的运动中，然而也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并没有太多人愿意描写这种新生活，他们都希望亲身参与。同时社会上也没有太多需求。如果美国像欧洲那样涌现大量新作品，那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找到愿意花时间阅读的读者。不过，19世纪的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与崛起的商业世界还是产生了共鸣。
梅尔维尔最重要的两部小说都是讲述信心、信任和不确定性的故事。在1857年出版的小说《骗子》（The Confidence-Man）中，梅尔维尔讲述的菲德尔号轮船上发生的故事都是关于是否把资金委托给某位企业家或者潜在合作伙伴。梅尔维尔的一位朋友说：“这是件好事……很好地讲述了可能被欺骗的人的本性。”梅尔维尔在1851年出版的伟大作品《白鲸》（Moby-Dick）中用大量篇幅描述捕鲸的过程，刻画其中的兴奋和危险，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完全无法量化的。海员们可能丧生的致命的“捕鲸路线”可以视作一种比喻，暗指经济领域的从业者可能被卷入危险。新兴的商业生活（不论好坏）和职业的多样性给狄更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则让一位诗人捕捉到了新生活的魅力和悬念。
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小说集《见闻札记》（The Sketch Book）在1820年受到了英美两国的热捧，它主要讲述了适应城市深刻变化的故事。在《沉睡谷传奇》（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中，欧文描述了一个与席卷全美国的经济变革隔绝的小镇：沉睡谷位于从纽约市沿哈得孙河逆流而上约25英里的地方，那里的情况是“人口、礼仪和习惯都一成不变”。“在这个不安分的国家的其他地方推动不断变化的巨大的移民和变革浪潮从他们身边越过，但他们无动于衷。”一位比较有见识的人伊卡博德·克雷恩来到这座昏睡的小镇教书，迷信而顽固的居民们却躲避他。欧文巧妙地表达了他对那些“对脑力劳动一无所知”的人的批评。对工作的敬业投入与懒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文将其归咎于失去机遇以及同变革浪潮的隔绝。
现代经济的出现不但带来了文学的改变，对绘画也产生了影响。直到19世纪，西方绘画基本上还是描绘静物和风景，不但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和托马斯·庚斯博罗的（Thomas Gainsborough）的田园画以及乔舒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和迭戈·委拉斯凯兹（Diego Velázquez）的家庭生活画是这种风格，甚至连威拉德·施皮格尔曼（Willard Spiegelman）所说的“行动绘画”也是如此：
行动绘画——不管是处理神话、宗教还是历史题材，即使反映的内容很强烈，也经常缺乏真正的力度。在法国，普桑（Poussin）在17世纪采用的华丽色彩和对称，大卫（David）18世纪后期轮廓分明的大型画作，以及19世纪初安格尔（Ingres）采用天然树脂作画的美感，都被浪漫主义作品的爆发远远地抛在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