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知名作家同赴“在水一方”
吴小攀
蒋子龙、徐坤、何建明、张笑天、阿成、叶延滨……众多全国各地的明星作家欣然加盟《中国治水史诗》（作家出版社），此书由广东梅雁水电集团总经理杨钦欢策划，著名作家何建明、程贤章主编，其编纂经过不亚于一个宏大的治水工程，200多万字，用报告文学的文体囊括上下五千年中国主要治水工程概要，如史诗般展现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与水的关系——伤害、竞争、和谐，既从文学审美的视角揭示了治水之难，也从哲学的高度观照了人与水的关系，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
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知名作家加入到这一“治水”工程中来？因为水这一人类的生命之源，既有实用意义，又有超现实意味，既有审美功能，又有形而上的寓意，其意味深长，引人入胜。作家们在这次有特殊意味的写作中不懈追问：人与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答案指向过去，指向现在，也指向未来。
水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物质，人类的历史有多长，与水的关系就有多长。原始之初，自然之水天上来，我们的先民逐水草而居，繁衍生息，人与水的关系呈现一种最初的和谐。某日，沧海桑田，山洪暴发，浊流排空，温柔之水暴烈疯狂，吞没生命，在大禹父子治水的时代，也流传着河伯娶妻的传说，可见当时人类对水既爱又恨，敬而畏之。到了战国时期，西门豹治邺时破除河伯娶妻陋习，“引漳水灌邺，以富魏之河内”，人民始得幸福。这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是与一定时期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符合的，并且持续了很长时期，中华民族正是在长期与水打交道的过程中，既屡受其苦，也学会了通过筑坝堆田兴修水利减避灾害获得丰收。
一直到近现代，经济、政治、社会翻天覆地的大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自信，不仅与人斗其乐无穷，而且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认为“人定胜天”，自信几乎达到了盲目的地步。工业化的今天，不仅水污染严重，空气污染，土地污染，粮食污染，全球气候急剧恶化，人类的生存环境面临全面挑战，人如何与水相处、如何改善水环境成了当代人绕不开的最严峻的话题。
人与水的关系既是一种生理现象，又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即使是技术意义上的治水史，也包含着巨大的哲学隐寓。大禹的父亲鲧治水九年，劳民伤财，束手无策，被处死在羽山，其子禹继承重任，吸取教训，改堵为疏，三过家门而不入，大功始告完成。从这种形象的文学叙述中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力量，也孕育了一种素朴的哲理：疏导胜过围堵。灵渠，都江堰，大运河，这些至今仍起着无可替代作用的水利工程凝结着先人多少智慧！
在几千年与水打交道的过程中，治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类对水的认识深度和高度也在不断地提升。自然之水是给人生命令人依赖的，玄学之水是令人恐惧让人敬畏的，哲学之水则是引导人生启人智慧的，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从抗拒型的治水到利用型的治水，从大峡大坝式的改造型治水到重视水污染治理及环保植被的和谐型治水，每一次前仆后继的治水里不仅有治水技术的进步，更有中国人智慧的进步！
中国现在的水生态环境如何？有人曾这样总结：患水多（洪涝灾害），患水少（旱灾），患水脏（污染严重）。为什么水生态环境会有这样的结果？原因之一：“不听黄万里的话，毁了中国的母亲河。”中国著名的水利专家黄万里，是当代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的儿子，黄炎培因曾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秉烛夜谈如何打破中国历史治—乱“周期律”而闻名，后来他的儿子黄万里则在治水上狠下工夫，试图打破水患治—乱的周期律。1957年，在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敢直言的时候，黄万里舌战群儒七天，反对建设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因此成了右派，失去教书的权利，但历史已经证明了黄万里教授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晚年，黄万里在清华大学力倡创办治水专业，在生命的终点，他仍关心着中国的治水工程，用颤抖的手执笔写下遗言，叮嘱他的学生，“蓄”、“拦”、“疏”、“挖”四策中，各河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照此去做，“可以少死几万人”。水生态环境的改善，最终有赖于像黄万里这样既有技术又有胆略的当代中国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中国治水史诗》即将问世，众多作家将用他们的生花妙笔引领须臾离不开水的人们去再一次返观静思那生命之源……
前因后果
在一次闲聊中，广东梅雁水电集团总经理杨钦欢对程贤章说，其实，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由此触动程贤章编纂《中国治水史诗》的想法。在杨钦欢的赞助下，从2009年5月12日开始，78岁高龄的程贤章带着助手先后考察黄河、长江、都江堰、灵渠、新疆坎儿井等水利工程，还到北京、吉林、陕西、海南等地考察、联络作者，包括何建明、蒋子龙、谭谈、张笑天、陈世旭、叶兆言、叶延滨、张炜以及港澳台等50多位作家，约请每人写作一条大江大河治水史。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确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巨著，并且计划出版豪华精装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书首发式。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担任《中国治水史诗》的总顾问，并题写书名。
策划组织
杨钦欢
他是一位身家数十亿的上市公司实业家，但沉稳睿智的谈吐却像一位慈祥的邻家老伯，他是一位长年投身水利建设的身体力行者，更是一位对治水有独到见解的专家哲人。一天抽六包烟，谈笑间，治水方略头头是道，处世哲学凝然其中。斥巨资出版《中国治水史诗》，毫无功利，只因为对治水事业情有独钟。他是一个熟谙水性的客家人。
程贤章
他是一位痴情于小说和报告文学的“多产作家”。年届八旬仍不服老，坐谈起行，利落干脆。为了《中国治水史诗》半年间，带着助手辗转全国各地考察水利、联络作家，在空中飞行50多个小时、4万多公里，陆地坐车、步行逾1万公里，以致有些朋友笑他“疯了”。有一次在海南岛，因为交通不便，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基本靠方便面充饥；到东北，十多天基本都是吃青菜、饺子。人在气温32℃炎热的深圳，一下子飞到雨雪交加零下3℃的长春。他是一个至情率性的客家人。
作家访谈
何建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
我觉得这个选题挺有意思，也很受他们两人尽心尽力做这件事情的感动。当有我感兴趣的题材，就会投入感情，投入感情就会写好。如果是学术专家就会把整个过程一点不落地平铺直叙写下来，但这次作家集体写作，是有文学色彩的，作家是独立思考的。优点是能让读者记忆强烈，用人和故事来写，特别容易出彩，更形象，更深刻。
我写三峡，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袖在三峡筹划建设过程中的谋略，可以让人看到决策者的作用，也看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家的发展。当然，这个工程未知的因素还有很多。
陈世旭（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我接受约稿后，又受托打了十几个电话，告知我所敬重的其他省份的作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也参与到这个工作中来。“中国治水”这个主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命题。中华民族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治水史。在治水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性格。“中国治水史诗”就是为再现民族性格的形成过程而作，为铸造民族精神而作。从审美上讲，叙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治水，表现空间非常大。古人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相信作家们在为这部书撰稿时是胜任愉快的。
我写的是江西的治水。我自己当年插队时就在长江中下游，连年抗洪。九八抗洪时，我亲身去过一线。写起江西治水，我的感受是很深刻也很真切的。
（本文由皮晓晴采访整理）
徐坤（北京作家协会作家）
我当时是由朋友介绍参加《中国治水史诗》的编纂工作的。因为是北京作家，所以写了“北京的治水史”这一段。水是生命之源，这部书的编辑出版，不光是梳理各地的治水史，也是重温了中华民族的生成发展史。它是由各地作家而不是治水专家编撰的，必定不是一部专业学术著作，而会突出作家个人的感性直觉和抒情气质，面对由“水”铺展漫漶而来的浩浩荡荡历史，作家们的字里行间都会氤氲着独特的人文气氛和沧桑之叹。
（本文由皮晓晴采访整理）
李钟声（文化学者、文艺评论家）
这部书从文化积累的角度看，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从写作治水历史的角度，我们从前有关水的历史大多零碎，而《中国治水史诗》在囊括地域的广度和几千年的时间纵深度方向，也都填补了此前的空白；从报告文学的角度，这样的题材策划及参与作家的影响力都前所无有。
这个文化工程的策划出在梅州不是偶然的。和总策划、执行主编一样，我也是梅州人。梅州是文化之乡，它有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中国治水史诗》的编纂是梅州的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杨钦欢总经理几十年与治水打交道，为梅州完成了一系列的治水民生工程，治水已经成为他的主业和品牌。他的社会责任感和长期以来对治水的思考，加上与文化人的思想碰撞，才产生这部有价值的著作。
（本文由皮晓晴采访整理）
叶延滨（诗人）
《中国治水史诗》编委来找我约稿时，我正好到南水北调中段完成了一个十多天的采访，去了工地现场。选题正好合适，于是两好碰一好，我写作了《中国治水史诗》南水北调中段的章节。写稿的过程也比较顺利，只花了一个多星期。中国治水的历史是与民相关的基本问题。人民的居住环境都是与水相关的，处理与水的关系，也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本文由皮晓晴采访整理）
2010年2月14日（年初一）
虎年伊始，我们到梅雁总部向为《中国治水史诗》付出辛劳的杨总拜年，祝总公司更上一层楼，给杨总送上大年三十出版的《羊城晚报》。
2010年2月18日（年初五）
上午8时，程老因脑中风马上送去黄塘医院进行抢救，好在福大命大，抢救及时，终于脱离生命危险。杨总听到消息即至市人民医院看望程老。杨总深情地对程老说：“是福大命大，好人一生平安。”
（日志暂停一段时间没写，等程老身体恢复后再写。）
2010年3月6日
杨总到《中国治水史诗》总编室与我们一起研究编辑工作。杨总对程老说：“你首要任务是安心养好身体。关于《中国治水史诗》的工作，维持原先的约定（即北京宣传及其他的事由何建明书记负责，广东方面的事由程贤章老师负责）。宣传专访要北京首发式后决定。”
接着，杨总指示我们：“可以接受各部门邀请，条件开出来，有什么条件合作都可以合作，可以商量。”
2010年3月24日
下午，杨总到《中国治水史诗》总编室与程老研究北京传来的《中国治水史诗》封面设计，并与在北京的责编贺平通了电话，杨总向责编贺平提出了封面的修改方案。
2010年3月28日
上午，杨总到《中国治水史诗》总编室继续与程老一起研究《中国治水史诗》封面设计，对封面设计作了进一步修改。杨总与贺平责编通电话，正式确定封面样式。
2010年4月15日
收到广东省政府、省委宣传部来电，说同意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林雄、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容根担任《中国治水史诗》编委会主任，来电对《中国治水史诗》展示中国五千年的治水工程、题材填补了学界的空白、作家阵容强大等，给予很高的评价。
2010年5月12日
北京《文艺报》发表杨钦欢总经理为《中国治水史诗》作的序言、王蒙为《中国治水史诗》题写的字“上善若水”，以及记者采访程老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