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年轻时）往造（许）劭而问之曰：“我何如人？”……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操大喜而去。
（《资治通鉴》卷五十八）
上面这则轶闻是从公元2世纪流传下来的，其中作者所勾勒的人物的生涯与性格，却和我们将要讲述的这个男人的生活与性格完全吻合，而此人的一生与所处的时代，距那时已有大约一千七百年。
项城是河南南部一个普通无奇的小镇。该省的省名取意于“黄河之南”。这个镇既远离传统学术的中心，也远离1839年的中英战争之后在中国扎根的现代文明的所在地；并且在那个时候，这个地区因洪水与干旱的天灾而非常贫穷。在项城稍微偏北的一个地方，一位名叫袁受臣[袁保中（1823—1874年），字受臣，袁世凯生父，项城袁氏长门长孙，一生未仕，捐过同知。——编者注（若无特殊说明，文末脚注均为编者所加，特此说明）]的农夫成家立业，养了四个儿子，四子当中有一个出生于1859年9月16日，名叫世凯。
他出生时，正值外国入侵和武装叛乱。英法远征军正盘踞在帝都北京，满人皇帝流亡在外；与此同时，叛乱者——太平军（1850—1864年）与捻军（1853—1868年），侵占了长江与黄河的下游地区，以及淮河流域。1860年春，捻军侵入豫南，威胁到项城的安全。袁受臣举家迁到镇东，那里是袁寨村的所在地。那时，一个大家族建起一座寨堡以防盗贼，是常有的事。袁氏家族的这个避难所属于袁甲三将军，他是李鸿章淮军中的一个著名首领，当时正在与叛军作战。这位将军是一位传统学者，没有受到现代观念的影响。的确，其家族中无人可以称得上“开明”。其养子袁笃臣[袁保庆（1825—1873年），字笃臣，号延之，袁世凯的三叔及嗣父。曾中举，后随叔父袁甲三讨逆，官至二品江宁盐法道。此处作者指其为袁甲三的养子（adopted son）,不知所论何出。]没有孩子，当他在寨堡中见到袁世凯时，就宠溺上了这个健壮的男婴。于是，通过达成收养协议，这个男孩由此被带入一个有影响的军人家庭，而这将对其一生的事业产生重大的影响。
1866年，袁笃臣将世凯带到山东，时值袁甲三将军去世三年之后。他为世凯延聘了一位有几分名气的传统学者为塾师，希图为他拥有正统的人生打下基础。但这孩子发现书本不如拳击或骑马有趣。这时，太平天国起义已被镇压，而捻军也行将灭亡。大多数地区已经恢复了和平，以加强满人统治为目的的现代化已在推行。新运动的领袖们都是军事统帅，其中以李鸿章最为突出。他们的军队是自己的，他们对皇室的忠诚主要出自于儒家忠君的道德观。他们在许多方面（唯独在这个方面[即儒家忠君思想方面。]除外）都堪称较近时期中国军阀的先驱。
袁笃臣是在江宁盐法道这个获利丰厚的官位上去世的。其密友刘铭传、吴长庆两位将军安排了他的葬礼，当时只有十四岁的袁世凯护送其灵柩返回项城的家族墓陵。他的生父袁受臣死于两年之后，但此事对他的这个儿子并无守孝三年的约束，因为他已经过继给别人了。于是，袁世凯可以自行参加1876年的秋试，以获取他的第一个功名。
由于袁世凯花了很多时间去骑马练拳、结交朋友，他的落第也便早在意料之中。此后不久，他在早婚中得到了慰藉，那年他17岁。尽管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早婚绝非少见。他与于姓新娘暂住在河南的陈州，两年后，在那里诞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袁克定。
在陈州时，袁世凯结识了一位名叫徐世昌（号菊人）的穷秀才，此人当时还是一位私塾先生，不过后来他成了内阁大臣，最后还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没过多久，两人就成了挚友与死党。徐世昌比袁世凯大一岁，在他们相识的时候，他已是举人。1879年，袁世凯资助徐世昌旅京参加会试，博取进士及更高的功名。徐世昌于1886年得偿所愿。徐世昌离开不久，袁世凯又参加了一次秋试，仍旧名落孙山。
两次考试失败使他相信，通过获取三个学位与一个官职的正统途径来寻求功名，对他而言是一个过于困难的任务。于是，他立刻将自己的追求从文职转为武职，并前往山东的登州（烟台附近），在其嗣父的朋友吴长庆将军指挥的庆军中谋职。袁世凯当时已是一名21岁的成熟青年。
1880年，他在登州遇见了另一位学者。此人名叫张謇（字季直），也在吴长庆军幕中任职。袁世凯向张謇请教诗文，称其为“先生”，因为他自己比张謇年轻六岁，而且那时还仅有一个买来的拔贡[中国旧时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中的一种。清时，初定六年一次，乾隆年间改为十二年一次。每府学二名，州、县学各一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保送入京，作为拔贡。经过朝考合格，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因其考录难度远较科场低，故常为富贵人家博取功名的终南捷径。]头衔。1902年，当他出任直隶（今河北）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时，他在信中称张謇为“吾兄”，后者当时已是一位大学者和实业家。张謇在回信中说：“足下之官阶愈高，则鄙人之称谓愈小。”[《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卷，第26页注释3。]
张謇对这个年轻人的能力与机敏印象很深，极力向吴将军推荐袁世凯担任更重要的职位，同时劝他放弃对获得文职所残存的希望。通过张謇的影响，袁世凯当上了副官，负责庆军的训练和维持军纪。
由于朝鲜都城汉城[今韩国首都首尔旧称。]发生兵变，1880年至1882年的那段闲适、宁静的日子突然中止。这个国家当时处于中国的宗主权之下，因此，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把吴将军及其庆军派去镇压叛乱。袁世凯此时正是庆军中的一员。
朝鲜国王温和而善良，但性格软弱。他是李氏家族兴宣王子的儿子，于1864年登基，时年十二岁。在他即位后，其父获得“大院君”的称号，并掌握了摄政权，其同时代人将其描述为“铁石心肠”。[毕肖普夫人（Mrs. I. L. Bishop）：《朝鲜及其邻国》（Korea and Her Neighbours）第二巻，第44页。]他无疑是个贪得无厌、不择手段的人，但依然颇有才干。尽管朝鲜已经与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德国和法国建立了联系，他仍然推行孤立主义的政策，决定不与任何外国列强发生关系。中国在1839年战争之后的遭遇，以及日本自佩里准将1853年的远征[即1852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年)率领美国舰队叩开日本国门一事。该事件的爆发及随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激发了日本内部救亡图存的决心，遂有后来举世瞩目的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和日本的崛起。]之后所发生的情况，都未在其脑子里留下丝毫印象。1866年，根据他的指令，大约两千名朝鲜天主教徒被屠杀。第二年，日本开始致力于与他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先后于1868年、1869年和1892年派出使节，但均无功而返，而这又都归因于大院君排外的态度。
日本正在迅速成为远东不可忽视的强国，其对朝鲜的兴趣越来越明显。只因考虑到其宗主国古老大清帝国的庞大和威望，才使之未敢贸然去加以征服。1873年，岩仓政府派副岛种臣赴中国互换《中日通商章程》的正式批准件，同时打探中国对朝鲜的态度。总理衙门，当时中国的外交通商部，重申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中国对朝鲜宗主权的决心，但申明朝鲜可以自主其内政，并有权选择战争与和平。
这个答复，从中国的角度而言或许是考虑不周的，却鼓舞了日本的强烈愿望。在19世纪（如同此前与此后），一个强国图谋对一个弱国不利，这绝非罕见之事。何况日本企图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的努力所遭遇的挫折，已令其颇为恼怒。不过，在采取强制行动之前，还需要找到一个借口。
1875年10月18日，日本小型军舰“云扬”号驶近仁川附近的江华岛海岸，以获取淡水，遭到朝鲜岸炮的轰击。日军司令官派出一艘小船，打着休战旗去探查这次攻击，但此举也招来了炮击。于是，碰巧停泊于附近的一艘日本军舰进行了报复性的炮击。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洗劫了岛上的镇子。日本政府不满足于此，还把更多的战舰派到釜山，胁迫朝鲜签署条约，否则就要开展进一步的毁灭行动。随后的谈判于1876年初在汉城举行，双方拟定了一个包含十二项条款的条约，只待中国批准。此后不久，一名日本使节奉命前往北京完成了此事。
总理衙门的态度是，只要日本尊重中国的宗主权，便会采取调解矛盾的态度。在其对日本的答复中，该衙门重申中国不愿干涉朝鲜自己的事务。“若日本意图恢复与朝鲜之友好关系，应与该国直接交涉。”[《中日战争》第一卷，第289页]
依据1876年的《江华条约》，日本承认朝鲜为主权国家，可以全权处理在中国封建君主权位之下的自身事务；日本与朝鲜互派使团；仁川与元山对日本开放贸易。
在朝鲜领导人中，大院君及其追随者们强烈地反对这一条约，而王妃及其党羽认识到他们的国家缺乏足够的防御能力，与外国人的交往不可避免，所以支持这个条约。江华岛事件中，中国的自负与李鸿章拒绝采取军事行动的举措，使王妃有了更多的理由。该条约于1876年2月27日签署。
大院君失败了，却无所畏惧，决定图谋报复。1882年7月23日，汉城的一些朝鲜军队发现其大米口粮霉烂了，并掺有沙子，更糟糕的是，这是他们整整一年中第一次领到的口粮。毫不奇怪的是，这个发现导致了大约一万名士兵哗变。他们的首领去见大院君，后者许诺亲自过问此事，但与此同时将此事完全归咎于后党的腐败，归咎于侨居朝鲜的日本商人输出了稻米。这简直是对士兵们火上浇油。同一天，哗变士兵杀死了军中的几名日本教员，包围并烧毁了日本使馆。日本公使花房义质乘坐一艘英国船逃回日本，而他的几名属员被野蛮地殴打致死。第二天，叛乱者抢掠了都城的许多名宅，包括王宫与大院君的府邸。谣传王妃被毒死了；有人看见首相闵台镐受了致命的重伤，躺在沟渠之中，他的儿子闵泳翊，也即王妃之侄，给自己剃了光头，乔装改扮成佛僧，逃到了日本。由表达不满而起的兵变现在转变成了一场反对日本与王妃的运动。大院君发泄了怨恨，让自己重新出任该国的民事与军事独裁者。
日本迅速作出了反应。7月31日和8月1日，七百名海军陆战队外加七百名步兵登上了朝鲜的国土，与此同时，日本外务卿井上伯爵[即日本明治时代政治家井上馨（1836—1915年），历任日本明治时期的外务卿、外务大臣、农商务大臣、内务大臣、大藏大臣等。]正赶往叛乱发生地。
王妃其实并未服毒，她的女仆代她服了毒，为她赢得了逃跑的时间。在离宫前，她向中国求助。大总督李鸿章正在悼念其母的去世，但张树声遵照他的指示行动，派了三艘军舰和庆军前往朝鲜。海军舰只于8月10日驶抵仁川，而步兵于8月20日抵达马山。
派遣军队并不意味着李鸿章愿意诉诸武力来解决朝鲜的问题，其意图是赶在日本动手之前介入，摆出安抚其国内政治对手的姿态。他知道，他的淮军，中国最强的战斗部队，没有强大到足以击败日本人。部队在开往朝鲜的途中时，他的德国顾问冯·汉纳根提议应向克虏伯公司购买最先进的军火供给炮船，但此议因资金缺乏而遭到拒绝。
庆军由六营三千名士兵组成，作为来自“天朝”的武装，踏上了外国的国土，来帮助不幸的诸侯。不过它的军纪状况十分可怕，袁世凯不得不下令处死几名士兵，才阻止了部队在朝鲜的抢掠。中国人于8月25日在汉城郊区扎营。吴长庆将军和炮船的指挥官丁汝昌、马建忠面议，决定如何具体执行李鸿章的指示。第二天，吴、丁、马三位将军在一小队卫士护卫下，对大院君进行礼节性拜访，受到摄政者及其儿孙们的殷勤接待。其府邸装修得非常精致，几位指挥官对府邸主人的高雅品位印象很深。马建忠在日记中对此有所回忆，其中写道：“此老城府极深。”[引自《中日战争》第二卷，第196页。]同一天下午4点钟，大院君前往吴将军的大营去见他，在那里，宾客和主人，包括吴、丁、马三人和袁世凯，举行了一次长久的“笔谈”，因为当时所有受过教育的朝鲜人都能读写汉文，而中国人则不屑于学习韩文。在黄昏到来前，他们用完了二十四张长纸。护卫摄政者的五百名卫士被中国人打发走了。此后不久，丁汝昌和马建忠捉拿了这位摄政王，将他塞进一顶轿子。接着，丁汝昌率一哨[哨：晚清时期湘军、淮军的基层编制单位，相当于现代军制中的“连”（company）。]士兵将轿子护送到马山[即今韩国庆尚南道马山市,距釜山西向35公里。]，行程约为五十五英里。这是一个雨夜。他们一口气走完全部路程，在8月27日中午到达目的地。中国军舰“登州”号在这里等着将大院君运往天津。此后三年的时间里，大院君一直被囚禁于中国。
主要的麻烦制造者就这样巧妙地被清理出场了，1882年的这场危机顺利地平定下来。这年的8月30日，日本和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又称《仁川条约》。]，赋予日本在汉城驻军以保卫使馆的权利。这些军队会在一年后撤走，条件是没有进一步的事件发生，且日本公使认为他们不再需要留在这里。朝鲜方面意识到，在现代世界中，单靠中国的宗主权不足以让她得到保护，显而易见，她自己必须要有足够的防卫力量以应付紧急事态。于是国王提出用现代战争理念训练一支五百人的部队，并授命袁世凯，这个当时只有23岁的年轻人，来实施这项任务。一批朝鲜青年被挑选去天津学习工程技术，中国也许允诺代表朝鲜购买装备现代兵工厂的机器。
鉴于袁世凯在平息这场危机中的表现，李鸿章在同年的10月10日拜发的一份奏疏中举荐了他。两天后大清皇帝同意了这项任命，授予袁五品同知衔，并额外赏赐顶戴花翎这一令人垂涎的恩幸。他的朋友张謇一同受赏，被授予知县头衔和五品顶戴。他们两人都继续留任朝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