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鄂温克人的团结精神
团结互助是鄂温克人非常显著的一种民族性格，无论是过去在山林河谷中从事狩猎形式的生产与生活，还是在呼伦贝尔草原的游牧生产实践，鄂温克人都处在艰苦和险恶的自然生存环境中。一个非常弱小的民族要想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与发展，除了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品质之外，还需要有团结互助的精神。只有团结、友爱、互助，依靠整体的力量才能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战胜野兽的侵袭和疾病的困扰，实现共同生活、共同生存的目的。鄂温克人的团结精神是有目共睹的，在清朝时期，贝加尔湖地区的鄂温克使鹿部被称作“喀木尼勘”，而“喀木尼勘”的意思是内部非常团结的人们。
鄂温克人的团结精神最明显地体现在互助与合作方面，这是由鄂温克人的生存方式决定的。从事狩猎生活时期，在遮天蔽日的大兴安岭丛林里，无论是野果结满枝头的金秋，还是白雪覆盖着山林的寒冬，鄂温克人总是背着枪带着猎犬与野兽周旋。狩猎活动是一项集体活动，由于原始生产力低下，要获得维持生命的食物必须依靠大家的力量共同完成。共同打猎的人叫“安格那家”（同猎者），一般由四、五个人组成，选出一位年老经验丰富的人做临时的“行猎长”，指挥同猎的人们。行猎长在打猎期间，掌握时间、风向、布置力量，按照习惯了的道德规范监督猎人遵守纪律，维护团结。有时候，男女老少共同合作，首先妇女修建栅栏，把小山围起来，在栅栏中挖好陷阱，然后大家一起轰赶野兽，男子用弓箭和扎枪杀死掉在坑中的野兽。由此可见，这种狩猎生产方式必须依靠团结得以维持。由于生产力低下，猎物不多，收获物实行平均分配。鄂温克老人说：“我们‘乌力楞’中谁打着一只野鸡，也都是有几户分成几份，这种原则鄂温克人叫做‘宝来的日恩’。”而且每个成员将自己的猎获物平均分给公社每个小家庭已经成为神圣的义务。社会上对鳏、寡、孤、独者有义务养活他们，用鄂温克话说是“尼玛的无楞”（即无条件被抚养之意）。如果有人不帮助别人，会被社会舆论斥责为没有道德的人。
鄂温克人在迁居到呼伦贝尔草原之后，在落后不稳定的游牧生产活动中，人们只有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团结友爱才能共同生存。为此，许多家庭以“尼莫尔”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组成了以血缘关系为主的游牧小集团。在游牧搬家或者拉柴、拉草时，“尼莫尔”各户的牛和车集中起来，共同使用。在种少量地时，大家共同出力，合作耕作，收获物共享。放牧的时候互相照看牲畜，共同保护牲畜。甚至在饮食上也不太严格区分彼此，缺乏劳动力的牧户也会得到关照。尤其是婚丧大事或者遇到天灾人祸等意外困难时，大家竭力相助。虽然这种团结互助的风气曾经因为贫富差距的出现一度在鄂温克社会消失，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互助合作化运动中，牧民们又重拾祖先们往昔团结、合作、互助的传统，在畜牧业生产的繁忙季节，又开始在劳动方面互帮互助。
直到今天，鄂温克人的团结互助精神仍然一如往昔。尤其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鄂温克人更加意识到，作为一个较为落后的弱小民族，只有团结起来，共同奋斗，才能有所发展，缩小与其他民族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差距，实现共同的利益。就团结嘎查的牧民而言，是他们本身团结的性格使得“请乔玉芳担任嘎查书记”的愿望得以成为现实。在中国的选举法中，选举外区域的成员担任本地区领导职务，团结嘎查牧民的这种行为可能在全国属于首创。由于互相团结，嘎查牧民一致坚持罢选本嘎查候选人员，全票选举外嘎查人员乔玉芳，“请”她来团结嘎查担任领导职务，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在旗政府领导为难之际，团结嘎查牧民再次发挥团结精神，集体行动，说服旗政府部门同意他们的请求。正是鄂温克人的团结精神，他们才“请”到了媒介人物乔玉芳，带领大家共同致富，为将来的“走出去”做好准备。
（三）鄂温克人的进取精神
兼具狩猎民族和游牧民族双重特征的鄂温克人，在长期而艰苦的游猎、游牧生产实践中，在不断地征服自然、适应自然、与命运和自然的挑战中，逐渐养成了顽强拼搏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也正是由于鄂温克人性格中这种坚强、刚毅、勇于进取的精神，才使得这一弱小民族在命运变幻和历史变迁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无论是过去生活的高山丛林，还是现在的茫茫草原，也无论生存环境多么恶劣、严酷，鄂温克人始终忍耐着、抗争着、奋斗着。正如鄂温克族的民歌中所唱：“是猎人就不怕爬冰卧雪，是猎人就不怕与猛虎做伴。要是没有日行百里的快腿，就不要冒充猎人；要是没有百发百中的枪法，就算不上堂堂的打猎汉！”“德敖套河呦德敖套河，水大浪又汹，可我倒要下水试试你，看你到底有多深！命运哪命运，艰险又坎坷，可我倒要碰碰你，看你如何捉弄我。”
历史上，鄂温克人的顽强、进取精神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面对外族侵略时，不甘于被蹂躏，不向命运低头，努力抗争，保卫家园。尤其是在清代，鄂温克族人民经历了内忧外患的发展历程。自1643年沙俄侵略我国边疆的十几年时间里，鄂温克人民始终坚持英勇抵抗，做出了巨大的牺牲。1646年，由哈巴罗夫率领的沙俄军队越过外兴安岭对我国再次发动进攻。鄂温克人民在索伦部头领阿尔巴西率领下，在伊古达尔村与沙俄军队进行了殊死搏斗，终因寡不敌众战败，战死600多人，并被沙俄军队抢走大批牲畜。在国内，清朝廷唯恐以鄂温克人为主的索伦部地区发展壮大，对他们采取拉拢、分裂、压制等政策，制造民族矛盾，经常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来征讨鄂温克人，给鄂温克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尽管内忧外患给鄂温克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但鄂温克人民始终没有向命运和残酷的现实低头，而是表现得非常顽强与勇敢。即使是被迫离开家园，在无奈的民族迁徙中，仍然体现出不折不挠的生存精神。由于鄂温克人勇敢顽强和积极进取的性格，清统治者把鄂温克族的军队视为“骁勇善战”的部队，曾经被调往全国各地征战。鄂温克族官兵在反对外国侵略、保卫边疆、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中做出过积极的贡献。由于鄂温克人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他们之中涌现出许多好射手、好统领、好总管及都统、内大臣等官员。海兰察在清军中服役近40年，从一名鄂温克族马甲（兵卒）逐步提升为一等公爵，他的功绩被载入史册，其画像被多次悬挂于紫光阁大殿，在黑龙江和台湾等地还有专门为他修建的祠堂。
另外，鄂温克人的顽强、进取精神还体现在面对艰苦的自然生存环境时所表现出的开拓性和适应性。特别是西迁荒无人烟的呼伦贝尔草原之后，鄂温克人头顶蓝天白云，脚踏绿色草地，在夏天无遮雨，冬天无挡风的艰苦环境下，辛勤劳动，从头做起。凭着自身吃苦耐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鄂温克人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战天斗地，爬冰卧雪，开拓草原，建设新居，创造生存条件，逐渐适应畜牧业生活。由于脆弱的畜牧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经常发生的雪灾、旱灾、霜灾、火灾、水灾和疫灾等自然灾害，往往将鄂温克人的生活推入十分困苦的境地。加之清代战争负担过重，民国时期军阀匪乱骚扰掳掠，日伪时期的野蛮统治，给草原鄂温克人的生活带来诸多痛苦和磨难。而具有顽强毅力和积极进取精神的鄂温克人，并没有向困难低头，他们在漫长岁月里，克服重重困难，一代又一代地繁衍生息在呼伦贝尔大草原。鄂温克人的进取精神，从一些日常生活的谚语中能体现出来，如“越是艰难，越是炼就好男儿；越是困苦，越是能出英雄豪杰”、“鸟笼里飞不出雄鹰”、“猎人的胆子，好汉的志气”和“母亲的宝贝是儿子，好汉的宝贝是志气”等。鄂温克人的进取精神也体现在对知识的渴求方面，这种对知识的渴求同样从一些谚语上可以看出来：“知识像骏马，骑上走千里”、“猎枪不擦生锈，人不学习会落后”、“伊敏河水挑不干，世间知识学不完”、“笔杆子没有猎枪重，没有志气就拿不动”、“猎刀越磨越锋利，脑子越用越聪明”和“谦虚人产生的智慧多，虚心人学会的学问多”等。
俄国学者史禄国在20世纪初对中俄境内的北方通古斯社会调查后出版了《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书中表达了对鄂温克民族这一群体的敬佩，高度赞扬鄂温克人所具有的忠厚、团结、果敢、坚韧等品格。这些优秀的品格使得鄂温克这一弱小民族能够在艰苦的自然环境和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得以生存，并不断地发展壮大。随着时代的变化，鄂温克人的民族性格注入很多现代意识成分，如自我保护、商品经济、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生态旅游等，具有多民族性和多重性的特征。但是，鄂温克人性格中的开放、团结和进取精神，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消失，这一点通过对鄂温克主体民族所在地辉苏木下属的乌兰宝力格嘎查牧民的调查所证实。
从上述调查可以看出，鄂温克人中对“对人宽厚、富有同情心”和“喜欢帮助人”一项仍占有很高的比例，完全赞同这种说法的人分别占95％和90％，这是鄂温克人团结互助精神的体现。而对“能吃苦，不浪费”和“不满足现状，希望变化”持赞同意见的比例分别是90％和80％，足以说明鄂温克人性格中还保留着积极的进取精神。鄂温克人性格中的团结互助和积极进取精神，有助于他们在改革开放、迈向现代化的征途上，在保留自身传统文化的同时，能够不断借鉴外来文化的先进经验，不断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新观念，使草原社会与外部世界进一步相连，以期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
第二节 鄂温克人的生活信念与自我印象
媒介内容对人有何种影响，受众本身的特征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作为媒介影响的自变量，这些特征可包括人口特征、媒介接触行为、媒介素养和动机等。当考察某一具体的媒介影响时，只有部分特征可能导致结果的差异，因此每一具体的研究中，只需考虑那些对结果差异具有解释作用的特征。就电视这一具体的大众传播媒介而言，引起鄂温克人态度与行为改变的现象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从鄂温克人本身所具有的诸多特征中，最容易导致其态度与行为改变的因素来自于三个方面：首先是鄂温克人的人口特征，即鄂温克人所处的生存环境、所从事的职业、所具有的认知方式和所受教育的程度等。其次是鄂温克人的生活信念与生活态度，最后是鄂温克人对自我形象的认知。这些因素是电视对鄂温克人态度与行为产生影响的关键所在。
一、鄂温克人的人口特征
人口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生活水平、居住地（城乡）等方面。人口特征通过影响媒介接触行为、媒介接触观念或媒介内容偏好，进而影响媒介接触效果。在草原鄂温克人中，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和所处的独特生活环境决定了媒介内容的偏好，而受教育的程度和本身所特有的认知方式则是鄂温克人电视态度与行为改变的重要因素。
草原鄂温克人大多数从事的都是畜牧业，游牧文化的本质和灵魂就是游动。如蒙古谚语所说：“动者至上，青色蒙古”，迁徙与流动是游牧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和物质源泉。游牧生活全面塑造了游牧人的性格、心灵世界和文化模式，使游牧人经常处于探索新生事物的冒险经历中，因而更加善于接受新的经验，产生新的感受，并且始终处于一种开放的心理状态。随着草原与外界联系的加深，草原的封闭性被逐渐打破，市场经济无情的游戏规则已经深刻地影响到牧民们的生产与生活，牧民们的传统游牧经验和技术处于新的适应和选择当中。处于变革时代的鄂温克人，尤其认识到了信息的重要性，他们普遍认为信息是脱贫致富的先决条件，充分利用电视、电话和收音机等传播媒介获取各种信息。由于电视是草原鄂温克人使用频率最为频繁的大众传播媒介，也由于其声画俱全的传播优势，牧民们的很多新思想和新观念都是来源于电视节目内容的传播，具有开放和进取精神的鄂温克人不但在态度和行为层面不断地发生着改变，甚至在行为方面还有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