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王，西哈努克应该管朝政；但作为一个人，他才只有19岁，需要继续学习，但不是学校里的普通学习。他有权享受一群老师围绕他一个学生转的特权。在西贡读书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能有这样的学习条件。让他高兴的是，这种学习使他彻底摆脱了令他挠头的数理化各科的考试。
西哈努克学习的课程有法国文学和哲学基础知识。这是他颇感兴趣的。他的老师是法国教育界负有盛名的文学大师戈尔贝先生，不但教文学、哲学，而且教西方古典音乐。他的副官戴布瓦松还找来了一大堆音乐大师的唱片和其他古典作品。西哈努克对这些古典音乐却怎么也产生不了兴趣。他只喜欢吹他的萨克斯管，拉手风琴，奏爵士乐，后来又学会了吹单簧管。
至此，西哈努克收回了全部权力，实现了他向民主党夺权的计划。
对西哈努克来说，战胜了民主党，并不意味着消除全部威胁。使他感到不安的另一个威胁，就是亲共的伊沙拉运动。如果说民主党还比较好对付的话，亲共的伊沙拉运动就不是那么容易对付了。
西哈努克登基后的第二天，联合国维和部队指挥官澳大利亚的桑德森中将，在出席了西哈努克国王为他举行的欢送宴会之后，驱车前往波成东机场，准备离开柬埔寨，飞往纽约联合国总部。这位指挥了由43国军队组成的1.6万人维和部队的将军，接受了由剩下的联合国士兵组成的仪仗队为他举行的欢送仪式。他面带笑容，自豪地向人们挥着手，似乎在说，他终于还算光彩地完成了联合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维和行动。”
第二天，联柬机构主席明石康也乘飞机离开了柬埔寨。这标志着联合国在柬埔寨长达18个月的和平使命正式结束。这次规模空前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耗资23亿美元，总人力达2.1万多人，其中1.6万人为军事人员。尽管人们对这项浩大行动议论纷纷，但它对推进柬埔寨的和平进程仍功不可没。明石康在离开前说，在柬埔寨的维持和平行动，与在南斯拉夫、莫桑比克的维和行动相比，“我对这次的成功感到满意”。桑德森将军在估计联合国在柬埔寨的功绩时，打了70到75分。
然而，柬埔寨并未获得最终的和平。新政府的成立，新阶段的开始，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红色高棉仍处在柬埔寨主流社会之外，民族和解尚未完全彻底地实现，这使西哈努克坐卧不宁，忐忑不安。更使他苦恼的是，他已进入了古稀垂暮之年，而且是身患绝症，久治不愈。他已深感力不从心了。他不得不常去北京接受治疗。他患前列腺癌，而且已转移到骨髓。所幸的是，那些竭尽所能为其治病的中国医生们的高超医术，使他奇迹般地延续着宝贵的生命。这一点有时令许多外国记者吃惊，这位高龄的癌症患者居然还能在公众面前神采奕奕、谈笑风生！
西哈努克的壮志仍在，他要竭尽余生，实现最后的民族和解。为此，他和拉那烈协商，决定在10月4日前举行圆桌会议，解决民柬方面回到柬埔寨社会中的问题。
但是，洪森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他在宪法生效以后的第一次国民议会会议上说，“红色高棉已不再是一个党，而是一个非法的派别”。拉那烈的态度较为缓和，他说，虽然红色高棉不能进入政府，但如果他们停止同政府军作战，他们可以充当顾问。
在民柬方面，西哈努克登基以后，他们曾向国王表示了祝贺，但对大选以后产生的临时民族政府仍拒绝承认，称该政府中99％的成员仍为越南的代理人，仍是一个傀儡政府。不久，乔森潘又宣布，他们承认新宪法。但他们主张，应该给国王西哈努克以充分的权力，让他领导实现民族和解。同时，他们还强调严格按照大选结果，组成一个以拉那烈和奉辛比克党为主、有其他各派参加的真正的民族政府。他们决定响应西哈努克的圆桌会议的倡议。
重返北京治病的西哈努克于11月22日发出了一个新建议。根据此建议，如果红色高棉同意停止游击战，把他们的军队并人王国军队，放弃所占领的地区，就可以让他们的成员在柬埔寨政府中担任大臣职务，但波尔布特、英萨利、农谢、达莫克四人除外。
这个建议立即遭到了拉那烈的反对。于是，西哈努克又宣布放弃让红色高棉进入政府的建议。不过拉那烈仍表示，他将以个人名义在曼谷与乔森潘进行私下会议。他还表示，“我将尽一切努力去实现民族和解与团结，无论如何不能让柬埔寨分裂。”
尽管举行了拉那烈和乔森潘的曼谷会谈，但仍未达成妥协。拟议中的圆桌会议也遥遥无期。与此同时，政府军同红色高棉之间的军事冲突也愈加激烈。
1994年4月8日，西哈努克从北京出院后又回到柬埔寨，原打算同乔森潘会谈，但政府方面称，不能保证乔森潘来金边的安全，故而此次会谈再次搁浅。于是西哈努克又建议6月份在北京同乔森潘会谈，乔森潘立即答复同意。
与此同时，在红色高棉和政府军之间发生了一场对红色高棉大本营的争夺战。先是政府军发动猛攻，红色高棉采取了战略撤退。当政府军占领了拜林一个月以后，红色高棉又将它夺回。这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迫使西哈努克再次把圆桌会议提上日程。他建议于5月2日至5月7日在王宫举行由他主持的，由两总理、人民党领袖和乔森潘参加的圆桌会议。
对于这次会议，西哈努克真是费尽心机，他担心乔森潘以安全问题为由拒绝来金边。为此，他写信给乔森潘，让他来金边期间住在王宫。但迟迟未收到乔森潘的答复。
为了加速推动民族和解，西哈努克于5月3日再次公开敦促政府和红色高棉领导人立即全面、无条件地就地停火，同时建议成立停火监督委员会，并建议在平壤举行圆桌会议。
就在同一天，乔森潘致电西哈努克，仍坚持由于安全的缘故，他不能到金边赴会。
第二天，柬埔寨僧王和500名僧侣在王宫前举行了和平集会，支持西哈努克的呼吁。西哈努克夫妇顶着烈日出席了集会，并感情冲动地讲了一席肺腑之言。他对政府和红色高棉双方似乎都表示不满，认为两边都对他阳奉阴违。他再次呼吁双方能以民族大义为重，立即停火，而不要计较这场战争中谁输谁赢。他说：“其实，我们都是输家，大家都认真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把国家、民族和人民输掉了。”他说：“20多年的战火已使国家衰败，领土被邻国蚕食，领海资源也都被他国开采。如果再不停火，再过20年，领海将被占领，领土将被侵吞，也许只剩下金边了，柬埔寨就被你们玩儿完了。”接着，他又呼吁红色高棉放弃那种行不通的错误政策，响应他的建议，立即停火。
红色高棉对停火要求的再次拒绝使西哈努克有点气急败坏，他公然声称，如果不迅速实现和平，他将要召集外国军队协助攻打红色高棉游击队。他在同澳大利亚特使会晤时，就提出了军事援助问题。他还要求美国、法国提供弹药、装备和帮助军事训练，以便同红色高棉作战。他说，“我并不反对红色高棉……但如果红色高棉拒绝让柬埔寨成为一个统一的柬埔寨，那就别无选择了。”
由于红色高棉一再坚持圆桌会议必须在一个中立地区举行，西哈努克又确定5月25日在平壤举行圆桌会议。但是在会谈的前夕，双方的态度就已预示着这次会议的失败。
果然，两天的平壤会谈仍未就停火达成协议。不过双方同意下个月在金边再次开会。此外双方将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处理有分歧的问题。
第二次圆桌会议于6月15日至16日在金边王宫举行。但是，会谈一开始就出现僵局。政府方面一开始就如平壤会议一样，提出6月30日为停火的期限，只有先确定了日期，再讨论组成监督委员会等具体问题。而民柬方面则主张先讨论组成有效的停火监督委员会和其他具体问题，才能确定停火日期。双方立场明显对立，最后不欢而散。随即，政府方面勒令民柬代表在两天内离开金边。金边的气氛开始紧张。洪森制造舆论，要求国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
但是。国会在讨论这一议案时，发生了分歧。以财政大臣桑兰西和外交大臣诺罗敦·施里武为首的15名议员反对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的法案。他们认为该法案中的一系列强制性措施与宪法不符，有可能使政府用来对付各种批评。不过最终，国会以103票对0票通过了这一法案。
这一法案通过之后，红色高棉发表声明称：“民主柬埔寨……是永远不可能被挫败和被摧毁的。柬埔寨过去几年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拉那烈说，取缔红色高棉并不排除未来和谈的可能性。他还主张向红色高棉敞开大门。西哈努克并不希望通过这一法案，因为这无助于解决问题，因此，这一法案通过以后，他拒绝在法案上签字生效。为避免造成宪法危机，他又建议“代理国家元首”有权代替国王签署法律。这又引起了国会的争执。
在民柬被宣布为非法后不久，红色高棉也宣布在柏威夏省成立临时政府，由乔森潘任总理兼国民军部部长，以示与金边政府对抗。
民柬被宣布为非法和北方的！临时政府的宣告成立，使民族和解问题成了一个死结。这将导致对峙局面的长期存在。这也使西哈努克国王丧失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后决心。他已无暇它顾了。他的健康状况迫使他重返北京治病。他似乎已看到了他生命的尽头。他不能不顾及一下他的后事。情形确实相当紧迫。医生不得不对他进行化疗，头发已彻底脱落了，体力和气力已明显不支。他还签发了有关自己葬礼仪式的详细书面材料。遗体要用白布包裹，用香木焚烧，一半骨灰撒在洞里萨湖，其余的放入佛舍利塔……
作为西哈努克后事的最重要部分，就是一旦他过世之后谁来取代他的地位。他十分清楚，目前柬埔寨政府所以得以维持和整个柬埔寨的局势能够得以控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本人的特殊身份、特殊地位。他是各种势力求助和依靠的中心，是平衡的支点，是连结各派的纽带，是众望所归，是至高无上的核心……，很难想象一旦他不在位，柬埔寨将会怎样。
出于上述考虑，也出于由签署关于红色高棉非法的法案引起的问题，西哈努克向国会提出了一个宪法修正案，以此避免一旦他离去之后可能出现的分裂和****。他建议，在宪法中加入这个条款：“当国王生病在国外医疗时，国王有权将在国会通过的文件上签署的权力交给代理国家元首。”关于“代理国家元首”权力问题，宪法中已有规定：在国王生病时，由国会主席暂时代行国家元首职权；国王晏驾后，国会主席为代理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的建议本来是宪法规定范围内的事，原本不应产生疑义，但鉴于国王的年迈和重病，就使代行国王权力的问题具有了突出的现实性；因而也就引起了议员们的更多关注。人民党议员主张将国王的建议原封不动地写入宪法。而奉辛比克党则主张在这一条款上加一限定语，即“通过授权书”，这就是说必须有国王的授权书以后，国会主席才能行使那种权力。这一争论意味着西哈努克以后的权力争夺。现任国会主席是人民党主席谢辛，一旦他享有了“代理国家元首”的权力，显然对奉辛比克党是一个威胁。
西哈努克是目前为止登上天安门城楼次数最多的外国元首，他分别于1964年、1965年、1970年、1984年、1989年，随同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胡耀邦、胡****等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在一代中国人的眼里，西哈努克是国际友人的象征；在中国相对孤立的年代，西哈努克永远的微笑代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和善面孔，让被封锁的中国人在孤独中感到一丝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