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言耸听和杞人忧天无关，虽然二者都有夸大其词的味道。但杞人忧天是一个人的焦虑，而危言耸听却往往成为诬陷者诬陷他人最厉害的武器。危言耸听的人要有想象力，并且思路要宽阔，他必须要把一件事无限制的扩大，并对别人的罪状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信手拈来，毫无羞耻地置于人于死地。
1、韩非死于什么
韩非死于什么，这个问题似乎是个尽人皆知的。韩非是被自己的同窗、秦国丞相李斯诬陷致死。李斯用的手法是危言耸听，他在秦王嬴政面前把韩非说成了一个危险人物，最终，专心于秦国前途的嬴政把韩非囚禁，李斯又趁热打铁，以嬴政的名义把毒药送给了韩非。
从李斯的生平来看，他不是那种喜欢诬陷他人的人。李斯本是楚国人。年轻的时候，在国家一个郡中担任小吏。某一天，他去厕所，看到厕所里的老鼠在吃脏东西，每逢有人或狗来时，这些老鼠惊慌失措，疲于奔命。李斯这个时候并无感觉，但当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地点粮仓的时候，偶然发现粮仓里的老鼠却与厕所里的老鼠俨然不是同一境界，这些老鼠因为吃的是囤积的粟米而肥头大耳，并且在听到人的脚步声后，丝毫不紧张。李斯看着这些老鼠慨然叹息道：“人之贤与不肖，譬如鼠矣，在所处耳！”他的意思是说：同样是人，有的人就如厕所里的老鼠，而有的人却是粮仓中的老鼠。为什么同样是老鼠，而厕所里的老鼠却活的不如粮仓里的呢？是因为所处的环境决定的。
李斯的这番见识就是老鼠法则，老鼠法则认为，人生来平等，只要有抱负，并有能力实现抱负，就能改变一切处境，登上荣耀与荣华的最高峰。
老鼠法则所以在战国末期被李斯发现，自然与时代有关。春秋战国以来，以往的贵族主政制有了疏松，由于国家林立，君主们为了摆脱各种危机，仅凭借贵族阶层来支撑国家的运行，已近于不现实。各国的君主把目光投向了身处社会底层的知识精英们，这些人在那个时代纷纷自立学说，并且也能得到君主的召见，施展抱负。纵横家们在这个时代可谓是如鱼得水，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危言耸听地劝说君主接纳自己。苏秦、张仪是这方面的代表。
在这种大背景下，智商不低的李斯发现老鼠法则也就自然而然了。李斯不但是个思想者，还是个实干家。他在发现了老鼠法则后，立即行动。他决定投名师，学习一套可以被君主接受的学说，以此成为仓中鼠。放眼天下，真正具备大师资格的恐怕只有当时的荀子。荀子实属儒家，在孔子把“仁”说透，孟子把“义”说尽后，他选了儒生所推崇的“礼”来开山立派。
在宋人苏轼眼中，荀子喜欢立异以为高，其言语颇偏激，很可能是他认为在追寻孔孟两位前辈已不能的情况下，才大发逆情之言。他认为人性本恶，人若成为完人，非用礼来约束不可。礼原本在孔孟那里只是一种自觉行为，但荀子却认为必须要通过强硬手段使大家屈于礼。由于荀子好为人师，所以李斯很轻松地就成了他弟子。在荀子门下，李斯遇到了他的师兄韩非。
韩非与李斯有着身份的不同，韩非是韩国贵族，其血统之高贵自然是李斯望尘莫及。但这不是李斯嫉恨韩非的原因，他既然能读懂老鼠法则，就坚信这个世界上贵族不过是仓中鼠而已，而他通过努力也可以成为仓中老鼠。让他对韩非产生敌意的是韩非的学识也有可观，并且在荀子看来，并不逊色于他李斯。
或许有人会说，李斯的学问之精与政术之巧，可谓前无古人。他似乎没有理由对一个学问精深的贵公子嫉恨。尤为重要的是，在崇尚纵横术的时代，韩非的口吃是致命的。一个不能与君主当面交流的人注定不会得到君主的垂青。所以，即使李斯在与韩非同窗时有所嫉妒韩非，也不过是埋在心里的。依他的观察，韩非作为韩国贵公子，学成后必要为他的祖国贡献力量。而李斯本人虽然此时还没有决定去哪里，但一定不是韩国。
几年后，在荀子的认可下，二人学成。韩非真的就回到了韩国。李斯在辞别荀子前，说了作为小人物的宏图壮志：“我听说一个人遇到机会，千万不可松懈错过。如今各诸侯国都在争取时机，游说之士掌握实权。楚王昏庸，不值得为他卖命，而中原五国国势已经衰微，他们的功业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建立的。放眼天下，恐怕只有秦国有潜力，现在的秦王嬴政想吞并天下，这正是平民出身的政治活动家和游说之士奔走四方、施展抱负的好机会啊！地位卑贱，而不想去求取功名富贵，好似禽兽！只等看见现成的肥肉才想去吃，如同行尸走肉。所以我认为，人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贫穷。但有些人处于卑贱的地位和贫困的环境中，却还要非难社会、厌恶功名利禄，标榜自己与世无争简直也是禽兽，我是与这样的人分道扬镳的。所以，我决定到西方去服务秦王。”
一个回到韩国，一个去往秦国，并誓要在秦国有所作为，原本，这二人是不可能再有见机会的。即使有，恐怕也只是寒暄而已，不会成为政敌。但造物弄人，几年后，二人真就走到了一起。韩非在李斯的危言耸听下离开了人间。
李斯的才能未必全从荀子那里得到，此人能发现老鼠法则，其观察力与思考力自然有非凡之处。在进入秦国后，他以师傅荀子的名声得到了权相吕不韦的赏识，在一个恰当的机会，他见到了秦王，于是有了下面的一段劝谏：“机会在平庸的人面前等于没有，而成大业的人就在于他能利用机会并且手快、手狠。您的祖先穆公虽然称霸天下，但最终没有灭亡山东六国，原因很简单。当时诸侯的人数还很多，周朝的声望还在，因此五霸交替兴起，而尊王。但孝公以来，周朝卑弱衰微，诸侯之间互相吞并，函谷关以东地区化为六国，我大秦国乘胜奴役诸侯已经六代。如今诸侯服从秦国就如同地方服从中央一样。以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明，就像扫除灶上的灰尘一样，足以扫平诸侯，成就帝业，使天下统一。所以我说，这是万世难逢的好机会，倘若不在这个时候抓住这个机会，一旦等诸侯强盛起来，又订立合纵盟约，即使是黄帝在生，也无济于事了。”
他的这番话的确让秦王嬴政很是震惊，李斯由此而成为朝廷官员，而秦国的灭六国战略也就此展开。李斯自然是这一战略的谋划者与执行者，随着秦国版图不断扩大，李斯成了秦国政府的支柱。
但不久后，韩国人派遣一位间谍以修渠名义来到秦国而被发现，秦嬴政大怒，宣布了秦国的所有外国人都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李斯为了解除危机，又上《谏逐客书》，他从秦国祖先重用外国人说起，试图让秦王相信，秦国不仅是因为重用了外国人而强大，而且重用外国人已经成为传统。
最后，他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身；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他警告秦王，如果您抛弃宾客，那么他们就会为其他的诸侯效命，使天下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不敢进入秦国，秦国不但失去了这些“武器”，还让对手得到了这些“武器”，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份著名的《谏逐客书》不但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名篇，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岜。秦王嬴政在看了这篇文章后，废除了逐客令，并仍然给予李斯以重任。
事情的结束并没有使李斯精神放松，在搜查那位韩国间谍后，秦王得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可能在韩国早已经妇孺皆知。书中的文章文风峻峭、气势弘伟、辞藻华丽、情文结合，其洞察力的深刻锐利、说服力的势如破竹和结构的严谨缜密以及文字之间透露出来的悲愤激越的情感让秦王震惊不已。尤让秦王失声的是，书中所讲到的国家战略，恰恰是秦国近几年来的国家战略。秦王对李斯评价这本书的作者：“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天啊！我要能见到这个人并与他有交流，死而无憾！）
李斯把这本书拿过来看了一段，就对秦王说：“此人叫韩非，是我的同学，韩国贵公子。”
秦王欣喜，决定向韩国采取军事行动，目的就是得到这个人。韩非在自己的祖国很失意，他的学说并没有得到韩王的认可，其所富国强兵的梦想自然也就无从实现。这对韩非个人而言是个悲剧，对韩国更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不过，韩国人所接受的文化显然不能接受韩非的理论。前面说过，荀子虽然自认学问出自儒家，但他的确是法家理论上的启蒙者，他的两个徒弟李斯与韩非都是不折不扣的法家。和李斯一样，韩非后来的学问也并非全出自荀子，他可能在思想上形成了独特的一套体系。在他著名的《说难》、《孤愤》文章中，他把儒家孔孟谆谆告诫的“忠孝”彻底放弃，“仁义”成为口号，天下任何人所以能成大事，全是因为趋利避害的自然属性“恶”主导。也就是说，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并且，在本能的驱使下，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利用的雇佣与受雇的关系。君卖官爵，臣卖智力，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思想在中原各国都不能有市场，被儒家学说浸染多年的那些国君们即使行事以卑鄙，却不敢如韩非那样光明正大地说出来。
秦兵压境后，韩国没有任何考虑，就答应了秦王要求韩非来秦的要求。韩非见到秦王后，历史记载：“秦王悦之，未信用。”原因也很简单，韩非口吃，而战国时代，君主所喜欢的是以语言加上表情、气氛所产生的效果的交流方式，韩非显然不能满足秦王的这一需求。秦王在失望之余，韩非的命运只能是被冷冻。
李斯深知在学问上，他不如韩非。在治术上，韩非虽然无法用语言表达，但在他的文章中，李斯已经看到他的治理术因为可操作性强所以更能吸引人。即使是在韩非被秦王冷冻后，李斯也并没有与秦王一样把韩非视作无物。他决定要把韩非除掉，以防秦王哪一天心血来潮突然重用韩非。如果不能除掉，也要让他离开秦国，不至成为自己的威胁。
在文字与思想上精深的李斯去找另一位同类的错误，是最容易的一件事。他在整理韩非的文章时，发现了《存韩》一篇，他认为找到了机会。在给秦王的上书中，他显然把自己也是外国人的身份刻意抹掉，他说：“韩非是韩国有王室血统的贵公子。现在大王您想吞并诸侯，如果重用韩非，他最终会一心保全韩国而不顾秦国利益，这本就是人情所在。您现在不用他，让他长久的呆在秦国，等到把他放回韩国，秦国情况已被他了如指掌，这不是等于养虎为患吗？”
秦王默许了李斯的这一危言耸听，而李斯无毒不丈夫，他建议秦王随便找个借口把韩非杀掉。秦王不同意，但同意先把韩非关起来。
韩非在监狱中正思考何以落到这般地步时，他的学弟李斯给他拿来了毒药，就在那天晚上，韩非暴死于异国监狱中。
李斯在危言耸听，稍有头脑的人就知道，他诬陷韩非的那些话没有丝毫证据。韩非是为韩国人，但在韩国多年，却不被他的君主重视，李斯是最了解韩非的人，他纯粹是以“利”为人生信条。其不被国君重视就注定他不会再为这样的人效力。况且，仅凭韩非的思想即使回到韩国，也不能见病入膏肓的韩国起死回生。李斯亲自说过秦国现在扫灭六国如同扫掉锅灶边上的尘土一样，秦王也不可能不知道，在扫灭六国已成定局的大环境下，纵然尧舜在生也不可能改变什么。但他还是听从了李斯的话，原因无它，他对李斯太信任了。
而李斯的危言耸听所以狠毒之处就在于，他在诬陷后居然还亲自出马杀韩非，不但充当了诬陷者还充当了谋杀犯。
2、卢杞的杀人利器
唐德宗时有位宰相叫卢杞，此人可谓名门之后，有着一位高风亮节的祖父卢怀慎和一位清廉的伯父，并有一位在安史之乱中誓死效忠朝廷而殉国的父亲。这样的家世，在唐朝世袭制下，无论如何都让卢杞的身份不会平庸。
卢杞的才能也不能让他甘于平庸，此人口才出众。与他接触的人都对他的那张嘴五体投地，据说，任何奇异的事经卢杞一解释，都能大白于天下。他能用一张嘴使黑白颠倒，能将草根说成金条。别人却无法反驳，因为他的思维有着超强的逻辑，严密得无懈可击。
不过卢杞这个人有一个缺点，而且但凡是有眼睛的人一眼就能看到。他的脸上长了一块原本是时常出现在人的屁股上的胎记。《水浒传》中有位杨志，脸上就有这么一块让人非常不舒服的胎记，这种胎记长在脸上把脸衬托得特别青，所以，卢杞和杨志一样，都可以用“青面兽”的绰号来称呼。
但卢杞的心理素质特别好，或者说，他是个不注重外表的人。在他人眼里，他是个丑陋不堪的人，而他却从来不为自己的相貌自卑。使他更让人屡屡关注的是他的生活。在卢杞眼中，似乎生活简单的如一盆清水。他没有任何物质欲望，着破衣，食粗粮，确实能做到以苦为乐。朝臣们对他的这种生活方式与人生观无不表示钦佩，并且认为他继承了他家族的优良传统，是官员们学习的楷模。
卢杞的仕途也因此而畅通无阻，先是凭借祖荫获得了清道率府兵曹参军，后历任忠州刺史、吏部郎中、虢州刺史等职。在虢州刺史任上，他的行政才能得到了唐德宗的赏识。之后，卢杞升迁极快，一日千里，做到了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
人一旦得到极大的权力，本性就会改变。这是很多卢杞的同僚对宰相卢杞发出的感叹。卢杞自登宰相位上，开始了他的清洗过程。有人清楚地看到，卢杞所打压的那些人在当初都曾嘲笑或是攻击过卢杞。人们对他从前的印象立即改变，现在的卢杞宰相是一个刻薄寡恩，随时都要咬人的一条疯狗。权力使人变异未必就是真理。权力使人暴露其最阴暗狠毒的一面才是真理。卢杞当初的美好品德一去不复返，许多人都无法解释这种事情。只有为帝国立下赫赫战功的郭子仪多年以前就看清了卢杞的本质。
郭子仪对唐帝国有再造之功，安史之乱的彻底被平息，郭老将军功勋当仁不让。这位将军不但具备卓越的军事才能，还深谙保身之道。安史之乱被平息后，郭子仪立即选择了退休，在长安城中广置田产，大兴土木，为其奢侈的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纵情声色是他做给皇帝看的最主要的保身手段。在进行堕落腐化的生活过程中，他毫无遮掩。他的府邸大门无论昼夜都永远敞开着，他蓄养了多名年轻美丽女子，为的就是在有客人的时候与客人同乐。一次，郭子仪生病，官员们得知消息后都来探望他。郭子仪虽然有病在身，但仍和平时一样，叫出来数不清的歌伎舞女在会客厅里一字排开。然后让这些女子分别寻找他们的男人，大家一起喝酒听歌。
卢杞当时还在地方任职，在长安听说郭老将军有病在身，就独自一人前来探望。郭子仪得知是卢杞到来后，马上命令所有女眷包括歌伎，以最快的速度退到会客室的屏风后面去，决不允许一个人留在外面。卢杞到来后，郭子仪很客气，行礼如仪，与卢杞谈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