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后，关于李存孝的传说如雨后春笋。《石头人招亲》是讲他父亲的、《十三太保》是讲他在李克用手下的风光史的、《打虎收孝》是讲他打死一只老虎而被李克用收为儿子的。至于其他的关于李存孝的故事非常之多，甚至有些明明是李克用的，也都放在李存孝身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传奇故事呢？第一，李克用深爱着李存孝。第二，李存孝是那个年代一位最勇猛的武将，又是一直维护唐朝李克用手下的孝顺儿子。后人的传说中难免要和“忠孝”二字扯上关系，李存孝想没有传奇都不成了。最后，后人认为李存孝是被诬陷而反叛的，所以，李克用在杀他后很后悔，悲剧使人创造传说。
在李存孝死后，李克用的军事势力逐渐变弱，最终，他死在了朱温的手下。因为一次小小的诬陷，而使李存孝走上了万劫不复的道路。可见危言耸听的诬陷之辞实在是射中人性弱点的一支利箭，如李存孝如此英勇的人都无法躲避，更何况其他人？！
4、寇准该被诬
宋朝真宗在位中期，雄踞北方的辽朝为了摆脱国内经济的危机，对大宋采取了军事行动。此次军事行动，辽国相当重视，最高军事长官则为辽国的萧太后。辽军一路势如破竹，宋军的毫无准备与战斗力脆弱的传统使得辽军不费吹灰之力就行进到了黄河边，兵锋直指大宋都城汴梁。
汴梁实在不是都城的最好城市，北方的民族只需要用上三到四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黄河，渡河后，前面是一片平坦之地，无险可守，等于说，敌人一旦过了黄河，从军事战略角度而言，就等同于兵临汴梁城下了。
辽军还在黄河以北休整，准备过河。汴梁城已经乱了。真宗皇帝多次召开会议，希望大臣们拿出解决危机的办法。有大臣认为应该向南迁都，大臣寇准认为不可。他希望皇帝能御驾亲征，按他的说法，一旦真宗到前线，士兵士气会被激起，真宗一人就是十万大军。
真宗开始的时候很不情愿，国家虽然是他的，但国家的财富与荣誉是他的，国家的危机在他看来并不属于他。不过，寇准的坚决与朝臣们的要求最终让真宗御驾亲征。
多年以后，宋军和辽军对峙在澶渊一带所进行的多次战事已经不重要，真宗皇帝的亲征的确给宋军注入了活力，最终，辽国的进攻在屡屡受到阻止后希望能与大宋签订停战协定。
真宗皇帝自然是大喜过望，他是个不喜欢诉诸武力的君主，寇准要求他亲征已使他当初很为难，在战争过程中，这位君主始终坐卧不宁，辽国希望停战的决定无疑给了他一个台阶。他要求正在全神贯注地对付辽国的他的臣子们立即停战，去跟辽国商谈停战协定。
10个世纪过去了，许多人还对宋辽的这场战争认定是宋胜辽败。如果真是这样，当真宗皇帝派出去谈判的曹利用在临行前就不会被他规定了进贡数额。真宗皇帝并非是庸主，从他执政的能力与热情而言，他不可能做出那种明明赢了战争却还要赔款的愚蠢行径。真宗离他的祖先太祖、太宗朝不过四十年，太祖的南征与太宗的北伐或多或少都给他以雄心壮志，对北方的少数民族进行战争并试图击败之在真宗心中可能是热切盼望的。而他所以要做出进贡的举动无非是他知道，如果不立刻进行停战，失败的一方肯定是大宋。在他心目中，大宋军队已经无法支撑到最后。辽国的这个台阶给得恰到好处，当曹利用临出发前，被寇准叫住了。寇准以威胁他生命的口吻向他做出指示，进贡数额绝对不能超过十万两，并且，绝对不割一寸土地。
在与辽人的谈判中，曹利用坚决地否定了辽人要宋归还已被宋收复的瀛漠二州的要求。其强硬的态度让辽人最终选择了放弃，两国达成最终协议，宋方一年出银十万两，帛二十万匹。辽称宋为兄。这就是历史上十分有名的澶渊之盟，无论它在后世那里引起了多少争议，并不是我们要叙说的内容。真宗是手舞足蹈的，回汴梁后，寇准之前的决策使他成为焦点人物。在所有朝臣眼中，寇准的从政生涯即将辉煌地到来。的确，澶渊之盟是在寇准的主持下达成的宋辽之间第一个重大和平条约，这份条约对宋朝当时的对外关系以及后来一百多年和平局面的维持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后来仁宗时代的大臣范仲淹就评价寇准说：“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范仲淹并没有夸大其词，一位宋人叫陈莹中的就客观地说：“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为南北矣。”
宋朝的天下用一位耿直之臣而言就是皇帝与士大夫的天下，在任何朝代，臣子的本分只尽限于文死谏武死战。宋朝官员却能与皇帝抗争，用范仲淹的话就是可以“左右天子”。这当然不是要有出轨举动，而是宋朝的庙堂风气。寇准左右了真宗让其亲征并得到了百年和平，所以天下人才赞誉他是大忠。
然而，寇准只具备一个政治家该有的能力，却不具备一个政治家该有的心机。从他对真宗咄咄逼人的左右中就能看得出，以自己的情绪去左右甚至是他人，并非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所为。
在得到真宗的高度重视后，寇准以为这个时代真是他这样的士大夫与皇帝共有的。他开始大权独揽，实行宰相专政。在人事任免上，这种专政体现得尤为明显，他可以随意任免他认为胜任的人，随意罢免他认为不能胜任的人。甚至是在制度规定上不应当由宰相插手的御史的任用，寇准也指指点点。
这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他已经超出了作为臣子的本分。他所以还能与真宗保持着表面上的友好关系，全是因为自澶渊之盟后，他积累下来的声望。真宗实在是投鼠忌器，即使有不满，也无可奈何。但是，皇帝的仁慈停留在任何臣子的身上都是转瞬即失的。当被寇准得罪的那批人开始有预谋地对寇准进行打击的时候，皇帝的仁慈就如同一台机器，立即停止运转。
宋制，皇帝没有权力或者说不能没有理由地废宰相，必须通过朝臣的弹劾才可以。寇准的政敌们在准备就绪后，开始向寇准发动攻击。最先攻击寇准的是一个叫申宗古的平民，任何人包括真宗皇帝自己都知道，这个人的攻击寇准不是出于本意，他的背后有一只操纵着他行为的手在控制着他。这位平民利用的手段自然是诬告，他诬告寇准勾结宋真宗的兄弟安王元杰谋反。
皇亲往往都是危机四伏，即使他们享受着天下惹人羡慕的荣华富贵，但他们同时要承受着皇帝的猜忌。因为从影响力与实力的角度来看，皇室成员造反的成功率要远远高于其他人。寇准的被诬告显然是他的政敌寻找到的最好的突破口，真宗皇帝立即下令调查，结果是空穴来风。但寇准不能辩驳。在调查过程中，寇准没有只字片语与宋真宗的交流。还是与他同时为相的毕士安（此人在澶渊之盟中与寇准合作无间，可谓是志同道合）挺身而出，“力辨其诬，下宗古吏，具得奸罔，斩之”，真宗自然不能因为这样的诬告而定寇准的罪，所以，此事后来不了了之。但这一次的失败却并没有让寇准的政敌安静，相反，真宗对此事的认真态度让他们看到了搞掉寇准的曙光。他们又重新部署，准备进行更大的一次对寇准的诬告行动。
这里就有一位才识兼备的被后来称为北宋五鬼之一的王钦若。王钦若的才识完全符合帝制时代一位奸诈官僚的标准。他聪明好学，善于投机取巧，邀他人之功为己功。在太宗朝时期中了状元，真宗上台后，由于其敏感的侍君能力得到了真宗的喜爱。最善于的就是挑拨离间，谗语伤人打击政敌。
他与寇准的矛盾缘于嫉妒，真宗对寇准的已经超越了君主热情限度的在赞誉让王钦若非常不舒服。在一次与真宗的谈话中，王钦若决定对寇准进行诬告。
下面就诬告的还原。
王钦若：“陛下您敬重寇准，是因为他有保卫国家的功劳吗？”
真宗：“是啊。”
王钦若：“澶渊这次战役，陛下不以为是耻辱，却认为寇准有保卫国家的大功劳，这是为什么？”
真宗很吃惊：“为什么是耻辱？”
王钦若：“城下之盟，《春秋》都认为是耻辱的；澶渊之盟就是城下之盟。凭着陛下你拥有万两兵车大国的皇帝的威严，却结了城下之盟。试问天下还有什么耻辱能像这个耻辱这么大呢！”
真宗皇帝的脸色立即有了改变，王钦若趁热打铁：“陛下听过赌博吗？赌博的人在他快要输光了钱的时候，就会倾其所有，拿来作赌注，这就叫做‘孤注’，陛下您，这次就是寇准手上的‘孤注’，这是极其危险的。只是侥幸没有输掉，否则，后果岂能预料！”
自此后，真宗皇帝对寇准的敬重每况愈下。这件事发生的第二年，就因为他人的弹劾，寇准被免相，派任陕州知州。
王钦若的诬告手段可谓是换一个角度的旧事重提，他抓住了真宗对寇准敬重的最根本的事情进行反角度的解释，使得在真宗心目中的寇准的形象大打折扣，近而使真宗彻底从心上摈弃掉寇准的伟大。
但是，不得不承认，王钦若是在危言耸听。澶渊之盟的签订并非是如王钦若所言的那样是耻辱，绝对是宋军不能实现真宗的取胜意图。当然，他也抓住了真宗不想承认自己是不能取胜的君主这一自尊而把责任全都推到了寇准身上。真宗想不接受他的分析都不可能。另外，寇准当初的确是站在国家利益的基石上希望真宗亲征，无论如何，士大夫寇准都不可能把至高无上的皇帝当作一个筹码来随意抛掷。危言耸听在这里表现出了它极大的攻击力，即使是深受真宗敬重的寇准也不能例外被击中。
5、从朱熹的“伪学”说起
朱熹朱老夫子的思想影响深远，但在他活着的时候，他那套思想曾被人诬陷为伪学。诬陷他的人认为他不但不是孔门之徒，还是一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此人叫韩侂胄，是南宋时期的一员武将，此人出身官宦世家，他的曾祖父是北宋名臣韩琦。他的发迹是因为父亲娶了宋高宗皇后之妹，他一跃而成为朝中可以说得上话的寥寥无几的武将之一。
韩侂胄是个激进分子，他始终坚持北伐，并在开禧二年（1206年）发动了开禧北伐，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韩侂胄不是那种畏缩不前的人，他勇于进取的精神与南宋当时的朝臣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他非完人，为了权力，他也善于使用诬陷的手段而将政敌置之死地。朱老夫子虽然不是的他政敌，但却是他除掉一位政敌后的“狗尾续貂”。他的这位政敌叫赵汝愚，是皇室成员。汉恭宪王元佐的七世孙，孝宗时期，赵汝愚被擢为第一名进士，并进入政坛，孝宗禅位给光宗的时候，他任直学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后来被调回京城，供职于枢密院。
枢密院在南宋时期的主要功能是管理军事机密及边防等事，与中书省并称“二府”，同为最高国务机关。赵汝愚后来成为枢密院的最高长官，原本是件可喜可贺的，但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赵宋家法：宗室不能担任执政官，为的是不可影响皇权尊严。实际上，是因为皇室成员与皇帝有着血缘关系，其影响力很容易被塑造，对皇权有威胁。
赵汝愚最开始是反对同僚提他为枢密院最高长官的，但这些人并没有从他出身的角度来认识他，而是从他的道德水准与能力上来认识他，近而判定他有资格担任枢密院最高长官。皇帝光宗也认为这位亲戚有这个能力，最关键的是赵汝愚是那个时代官员的道德楷模，给事中黄裳评价他说“事亲孝，事君忠，居官廉，忧国爱民”就是很好的注解。
然而黄裳不是赵汝愚，他没有在其位，不但不谋其政，还不知那个位置要求赵汝愚必须不但要是道德的标杆，还需要八面来风，左右逢源，否则，任是谁，都不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呆上太久的时间。自赵汝愚执政起，就被很多人盯着。他自然对除了皇帝以外的皇室成员不得执政这一条祖宗训诫相当清楚，所以他谨小慎微，力图让人找不到攻击他的把柄。
但他还是得罪了韩侂胄。韩侂胄虽有君子积极进取的精神，但却无君子光明正大的道德。他与赵汝愚的结仇缘于孝宗的丧礼仪式，在仪式上，赵汝愚和另一位高官因处理一件事情而发生了不同意见。韩侂胄此时或许是为了巴结赵汝愚，又或者是缘于他们二人都跟皇帝有亲戚关系，所以，他施展自己的本事，诬陷那位高级官员。结果这位高级官员被宁宗出判建康，同时任命了赵汝愚为光禄大夫、右丞相。
在韩侂胄看来，他帮了赵汝愚一个大忙。但赵汝愚却对这个结果不领情，他不但不感谢韩侂胄，反而责怪韩侂胄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有失臣子之风，因为一个正直的臣子不会使用这种手段跟他的同僚交流。韩侂胄自然很气愤，但这还不是他最气愤的事情。
光宗后期，因病不能视朝理政，赵汝愚为了国家前途，就与一位高级官员策立了光宗的第二子嘉王为帝，此人就是宁宗。他们的密议是由韩侂胄交给太皇太后，并被获准的。宁宗继位后，韩侂胄希望赵汝愚能看在他递信的份上要求一份功劳。但赵汝愚给予的拒绝。他说，“我是宗室，你是外戚，怎么能提功劳呢？只有宰相之类的辅臣才配得赏。”他的意思是说，他们拥立宁宗是他们的本分，这应该做的事本该不求回报的。赵汝愚熟读圣贤书，圣贤的教诲却没有让他懂得人性的弱点。一个人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的确可以对自己无私，但你不能用同样的条件去要求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难道就可以施于他人吗？你喜欢的别人未必喜欢。在这个世界上又有几人真的可以做到报效国家而不求回报的呢？
韩侂胄自然碰了一鼻子灰，自此后，他开始与赵汝愚面合心不合，并对赵汝愚进行了无痕迹的打击。朱熹与赵汝愚在谈到韩侂胄的时候，这位老夫子劝赵汝愚对韩侂胄应该尽到场面上过得去，不要闹得太僵。赵汝愚的解释很耐人寻味。他认为，韩侂胄不过是裙带关系的得利者，是偏僻之人，这样的人岂能兴风作浪动他分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