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抛给监管的问题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数量多少不重要，有效才行。要知道，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杜绝热钱，正如一位经济人士所言：开了窗子，只希望氧气进来，不希望氮气和二氧化碳进来，根本就是不现实的。贸易项下的开放，必然会夹杂资本项下的钱流，只不过是多少的问题。热钱发动的经济战例比比皆是，留下的满目疮痍一点都不比真实的战争差多少，只不过前者留下的是物质和体系的崩盘，后者留下的是身心的创伤。
因噎废食来控制热钱的成本太巨大了，甚至有时还经常动用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承认的政治成本。外行根本无法区分什么是热钱，因为它就像第一次见对方父母的小年轻，表现得衣冠楚楚又无限阳光，一旦真的进入殿堂，贪婪甚至恶毒便显露出来，这种黑白难以区分的属性加上地方政府政绩为先的原因，形成地方与中央监管之间的博弈局面。谁查我地盘的资金背景，我就跟谁急，上情下达半途就被挡驾了。
外行分不清什么是投机热钱什么是投资资本，但有些反常现象看不明白，那就是管理水平的问题了。一个良性的股市，绝不会是指数从1000点到2000点，耗时将近一年半，而从3000点到4000点，却仅用了32个交易日！
钱庄内部人士证实了境外资金对赌中国股市的说法，当时，平均每周就会将一两亿美元转移到境内，业务根本做不完，不知道什么钱，反正是排队等着进来。
监管部门对热钱进出束手无策，更让这些国际金融市场混迹多年的资本有恃无恐，他们凭借监管部门措手不及的出逃速度和精准的出逃时机，潇潇洒洒地玩钱袋子自由行。
因此，监管的当务之急是阻击、打援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有效做好防逃工作。因为热钱入境投机炒作与其落袋为安的出逃是两个必然步骤，但相比入境来说，突然抽离的危害实在大到无法想象。
1996年年底，约有5600亿美元突袭东南亚，1997年其突然开始挤破头往外跑，风险马上化为现实危机，整个东南亚迅速被抽离成真空经济，企业倒闭、下岗遍地，到1998年年底，流出东南亚的热钱规模竟达到8000亿美元，整个亚洲投降的投降，告急的告急，满目疮痍。
同样可怕的还有上世纪90年代初的墨西哥。80年代末，外资一度成为墨西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然而，资本的嗜血特性毫不因为你友好就从良，迅速的快进快出，让墨西哥政府两天之内就失掉了40亿到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到了1994年年底，墨西哥外汇储备彻底枯竭，外汇体制不得不低头，官方货币不得不自由浮动，政府不得不退出干预游戏。
因此，对于热钱乃至地下钱庄的管理，必须引起高层的充分重视。
高建明曾经对有关方面提出几个监管热钱与地下钱庄的意见，为此，他还远上北京，亲自向国家相关高层详细阐述了他的看法。
他认为：
第一，必须坚持总量控制。
蚊子有两种，一种是喝了血的，一种是还没解决温饱的。
要针对某个领域制定策略，而不知道其会涉及多大的额度，这是绝对不可理解的。人们经常说“心中有数”，什么是“数”？很明显，“数”就是对任何事情的一个度量的把握。争争吵吵的中国热钱数额，就充分说明了我们的迷茫--连起码的总量都摸不清楚，还谈什么监管？
高建明给出的建议是，不管是通过地下钱庄还是其他什么途径进入中国的热钱，在台面上来讲，都必须通过正常的银行渠道来进行。虽然不可能在钱庄分散操作的时候实现每一笔交易的监管，但是绝对可以监控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每月外汇收入，将这个总量与同期出口单据应该收汇的数额做有效对比，然后再分析同期投资资金的入境量，就能非常清醒地掌握热钱的入境情况。
只有这样做，才能实现真正的监管第一步--心中有数。
第二，切断热钱回路。
既然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外汇管制制度，那么索性就管制彻底，坚持怎么进来怎么出去的方针，热钱就不会那么有恃无恐，地下钱庄也就没那么多漏洞可钻了。比如，对于入境投资的资金，一定要严格管理，过去那种只要是钱，不问出处，吸引过来为上的做法，只适合初级阶段。没有技术含量的管制除了有浪费成本的功能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成为外国的笑柄。现在，中国发展好了，成了全球大市场，成了投资热土，很多国外资本就冲着中国嬉皮笑脸：我看好你哦！但是，就连本国的外地户口都限制买房买车了，对于这些外来资金，怎么也应该有审查机制吧。
投资年限是个很重要的因素，里面有巨大漏洞，不仅那种通过出口贸易预付款方式进来的资金，要仔细审查，严防其利用交货期之前的这段时间趴账，进行潜伏投机；对于进口贸易在对外付汇环节上使用的预付款以及直接对外投资款更要严查，这样才能有效切断那些贸然入境热钱的退路。游资虽然多是不同机构所属，但他们相互之间还是有关联和通气的，只要有几笔热钱无法抽逃，对其他跃跃欲试的热钱就是一种震慑，预先再进来的时候，至少要先谨慎掂量能否顺利出逃。即使还有不怕死的进来兴风作浪，但起码会加大他们回流的成本，进而也能挤掉那些地下钱庄的“帮凶”利润。
因此，审查资金进入和设定再出境的方法，是限制热钱泛滥的最好方法。
回头再看地下钱庄。事实上，本书整个都在介绍地下钱庄的运行机制，到这里都应该明白，这些所谓地下钱庄，其实还是一些零散的个体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和摆地摊的差不多，只是为了获点利益，而不像有些国外基金带有明显的政治背景和色彩进入，而且，地下钱庄也不存在什么吓人的几十亿规模，所谓的这样的规模，只是其一个累计交易量，而不是实打实的资金规模。只是有一个问题势必要引起注意：越晚发现，经营时间越长，累计交易额必然越高，也就是说，那些持续经营非法外汇兑换业务的地下钱庄，经过积累，完全有可能资金量过亿，但可即时调动几十亿资本的地下钱庄，还是极少有的。因此，把地下钱庄当成热钱进出的罪魁祸首，这是当今监管层的最大误解。
其实，换位思考一下，虽然现在的大老板们动不动都身家过亿、过几十亿，这样的资金量虽然看着流口水，但他们很少会干这种蠢事，因为一旦事情败露，轻则倾家荡产、身败名裂，重则锒铛入狱、丢了自由，又有哪个富翁愿意冒这样的风险呢？
事实上，和高建明的观点差不多，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张曙光也在重庆560亿大案破获之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地下钱庄打而不死，正凸显了我国金融的制度性缺陷。一是银行体系不合理，外汇的合理需求没有到方便顺畅的机构来办理，繁缛的手续和过高的门槛把中小企业和个人的需求挡在了门外；二是外汇管制太严格，常以紧缩来牺牲市场和忽视市场需求，无法满足沿海发达地区各种频繁经济活动的迫切外汇需求；三是银行的经营机制没理顺，金融服务不足，有空白点就有人来填补，有需求就有市场。
当然，对于像杜玲、陈某这样的钱庄大户以及重庆最新破获的560亿大案，或者是那些屡屡钻漏洞的大贸易公司、基金、保险、部分银行、大型国企等大额外汇结付单位，则要注意了，一定要严密监控他们的大额单据，以防热钱的大量流入。换句话说，尽管这样的防控还会存在一些漏洞，但是不管别人说什么，既然搞管制，就不要稀里糊涂；既然要发挥作用，就不要当摆设。
最后，高建明还有个提法，虽然不现实，但对于热钱和地下钱庄来说，却是最好的防控措施，那，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经济界对此吵得沸沸扬扬，但在他看来，还有很长很艰难的路要走。但这显然是个大趋势，中国的市场在那儿摆着，垂涎的人多着呢。只要国家的国际贸易结算能实现全部使用人民币，那么地下钱庄的主要业务--外汇汇兑，就自然会消亡。这也是有很好的佐证的，侨汇券、比如外汇券。只要让它们退出历史舞台，兑换的需求和动作就会马上消失，地下钱庄还有什么可玩的呢？他们剩下的业务也就只能是走私现钞了，而这样的防控就像防走私一样，来得就很方便了，成本也会很低。
而且人民币国际化后，对于人民币的监控就非常容易了，只要区分境外的现钞和现汇，严格限制携带人民币现钞入境（例如美国限制最多带一万美元），就完全能够控制我们的货币总量，就不会再让国际的通胀和通缩牵着我们被动地不断开印钞机，国民经济会更加良性和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