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变化，中央政府从2008年下半年起就陆续出台了推动中国产品出口的相关优惠政策，包括放松产品出口管制，大幅度下调出口产品退税率，鼓励企业调整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扩大贸易合作伙伴等。这些举措有助于提高中国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将会在2009年进一步发挥它的应有效应。中国出口企业正在积极调整产品结构、贸易结构和地区结构，这些措施将有利于出口企业在2009年提高自身产品的出口能力。
2009年，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随着美国民主党1月份上台，新的经济、投资与贸易政策将有可能影响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有国际经济、投资和贸易格局。美国民主党重视中产阶级和劳工阶层利益，把增加就业和改善民生作为主要政策目标。奥巴马在美国总统竞选中的经济政策主张之一是要对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加征税收，其目的主要在于将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吸引回美国国内，以振兴美国实体经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中国是世界上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中国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其生产的产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返销到本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市场，这也是中国出口产品中加工贸易多于一般贸易、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占了出口产品中较大份额的基本原因。因此，2009年新上台的美国民主党若实施振兴国内实体经济和增加就业的经济政策，势必影响FDI的流向和国际贸易格局。事实上，奥巴马已在2008年11月下旬提出了5000亿~7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增加250万个就业岗位的设想。这也是国际上普遍担心的世界经济调整有可能带来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2009年中国产品出口的新变数使FDI流向的可能性变化会导致加工贸易出口的进一步下降。其实从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来说，美国减少贸易赤字与中国降低贸易盈余是互动且必须的。否则，不断增加的美国贸易赤字和中国持续增长的贸易盈余只会加剧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并且导致美元长期走弱带来国际汇率和贸易环境的不稳定。正因为此，中央政府提出要以扩大内需来应对出口大幅下降的状况。当然，为了防止出口过快过大下降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2009年政府与企业需要采取相应措施来平衡出口过快下降与出口型经济的过大调整。应该认识到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出口下降与出口型经济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转变，这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二）投资规模有所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明显特点是投资率明显偏高，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居民储蓄率高、消费率低，过多的储蓄必然会转化为大量的投资；另一方面，投资对于拉动GDP增长效果最为明显，也因此成为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刺激经济与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也是投资驱动型经济。
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出口增幅急剧下降，社会消费相对疲软的不利局面。扩大内需成为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必然选择。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调整时期，由于就业与收入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因此扩大投资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投资主体是企业。然而，在经济调整期产业发展和企业经营通常都面临需求下降和资金短缺，而出现投资下降的状况。由于经济调整期企业投资能力与投资偏好下降，以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是扩大投资的有效方式。
2008年，鉴于美国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调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有可能扩散与深化，中国政府果断决策，提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大措施，大规模政府投资启动全社会投资。中国的投资历来是中央政府审慎、地方政府积极，在中央政府出台了2010年底之前投资4万亿元的计划后，地方政府迅速跟进，到10月底各地政府计划投资规模已高达18万亿元。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的政府投资启动快、力度强，对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效十分明显。
加之目前扩大政府投资的条件比较充分，主要表现为近几年来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政府财力相对充裕。同时，中国的债务率偏低，目前中国的国债余额约为5万亿元，若减去1.6万亿元的中投公司债务占款，实际债务只有3.4万亿元，约占GDP的13%，这远低于发达国家的60%左右的水平。这为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筹措建设资金创造了条件。况且，近2万亿元的外汇储备也是中国政府可以调度和使用的后备资金，这使政府扩大投资具有雄厚的财力支撑。与之相应，中国在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环境保护、社会文化事业等领域还存在着需要通过政府与社会投资改变建设相对滞后、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状况，这可以成为政府扩大投资的主要着力点。此外，受世界经济调整的影响，目前国际市场能源与矿产资源价格已大幅下降，国内CPI和PPI都处于下降趋势，这有利于降低投资成本并且不会对总体价格水平的稳定带来不利影响。易言之，这是中国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
从中央政府重点确定的投资方向看，基础设施建设无疑是2009年的主要投资对象。尤其是以高速铁路和城市地铁为代表的全国交通网建设，不仅投资规模大。产业链长。持续性强，能够对目前处于市场需求不足的钢铁、水泥、建筑等产业起到明显的拉动作用；而且可以改善目前中国交通运输中的铁路和地铁建设滞后，重要能源和物资运输通道缺乏等状况，加强交通运输的协调性和有效性。它是以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的有效途径，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产业载体。
民生工程中的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也是扩大投资的有效举措。根据国家建设部的规划，三年将投资9000亿元，建设200万套廉租房和400万套经济适用房。2009年保障性住房建设有助于调整和优化房地产市场结构，稳定房地产业投资规模。鉴于中央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的重视，以及地方政府保持房地产业投资规模的积极性，在房地产市场整体调整的氛围中，社会保障性住房投资和建设的力度会有所加大，对社会投资的带动性会加强。
生态环境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欠账最多，发展明显滞后。生态环境的公共福利性，使私人投资不愿意涉及，公共投资在经济繁荣时难以顾及。经济调整使政府有可能利用公共投资加强生态环境建设。防止环境污染是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环境污染不仅危害人的健康，而且损害投资环境。在经济发展与福利改善的同时，生态环境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2009年生态环境建设的预计投资规模较大，投资项目相对分散，它的效应更多地体现在对投资环境和社会福利的改善上。
社会事业建设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不仅关系到民生福利，而且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文化教育程度。2009年社会事业建设的重点，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教育设施改造，推动落后地区学校和乡镇文化设施建设等，这些建设的投资效应主要在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的社会文化教育事业。
总之，按照中央政府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大措施的要求，以及“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精神，以及地方政府保增长的积极性，2009年相关投资项目都会进入实施阶段，这将成为投资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这也表明2009年以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成为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也是2009年投资规模有所扩大的主要原因。有必要加以认识的是，总体上政府投资注重宏观效益，其目的不仅在于拉动投资与经济增长，更在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消费水平稳中有升
低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另一个特点，消费率约为45%，远低于国际上70%的消费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沿着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的路径在发展，经济全球化为这种发展模式提供了条件和动力。随着美国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调整的来临，这种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或者说不能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2008年11月中央政府作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大决策，把提高消费水平作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
消费就主体而言，可以分为政府消费、企业消费和居民消费。2009年由于经济调整导致企业利润下降和资金紧张，企业消费难以增长。政府消费在中国的消费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主要体现在中国政府规模大、职能宽、预算约束松，政府消费经费充裕、档次高、规模大，政府消费也因此受到社会各界的议论。客观地说，在社会上还存在大量低收入人群和低消费状况下，政府过高的消费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低收入人群补助的能力，并且会导致社会负担的增加和经济资源的浪费。2009年尽管把提高全社会消费水平作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题中之义，但政府消费支出已处于较高水平，通过提高政府消费水平扩大内需的余力不大。因此，提高消费水平的着力点无疑是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其基础是要尽可能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形成有效需求。2009年政府将通过增加就业，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等方式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收入分配体现国家、企业与个人的分配关系，反映居民收入状况与消费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整体收入水平不断上升，但是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始终存在，这主要表现为低收入人群比重过大、收入过低，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其后果之一在于社会整体收入状况与国内消费水平不对称，或者说是引起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央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与保障程度的政策措施，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实行劳动保障与社会养老保险等，虽然这些政策举措在经济调整时期会相应增加部分企业的负担，但是，它对于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与提高消费能力是必要的。
2009年收入分配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一方面，近年来政府出台的相关提高劳动者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与保障程度的政策法规的增收效应逐渐释放，同时，政府提高社会保障与福利水平的相关措施，包括减轻居民教育、医疗等负担以及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减支增收措施，也起到增加收入的作用。另一方面，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包括农民工逐渐转变为熟练工，在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也会带来相应地较高的劳动报酬。对于广大农民来说，近年来粮食价格上涨是一个大趋势，政府的支农惠农政策将一如既往，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生产技能与收入状况也会随之上升。加之以土地承包权流转为主要内涵的新一轮农村改革，形成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与农民新的收入来源。总体上，2009年收入结构的调整，低收入人群收入增加是可能的，这对于扩大内需与消费升级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009年提高全社会消费水平的重点之一，是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提高农民消费水平。
考虑到出口大幅下降，家电、轻纺等产品库存积压不断增多，而农村又十分需要这类产品的现实，可以通过增加农村消费补贴，扩大送货下乡的商品种类与销售渠道，满足广大农民的消费需求。中国农村人口众多，消费水平低，只要政策得当，是有可能提高农民的有效需求、充分挖掘农村的消费潜力的。
近年来，为了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中央政府实行了一些抑制高消费的措施。2009年在经济调整物价回落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有条件采取刺激消费、鼓励消费升级的措施。与之相关，中国中等收入以上人群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较强，实行鼓励消费的政策有利于通过消费升级提高全社会消费水平。
住房、汽车、医疗、教育和旅游，是消费升级的主要内涵。目前，住房消费由于房地产市场面临深幅调整，价格下跌，成交量大幅萎缩。住房消费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是家庭消费的主体，也是社会消费升级的主流。住房消费包括改善性住房和保障性住房，改善性住房主要指商品房，保障性住房原则上指政府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等。但在实践中，经济适用房实质上是福利性分房，改善性住房或者说商品房是住房消费升级的主要对象。基于住房消费在社会消费中的重要地位，2009年要提高消费水平就必须厘清改善性住房与保障性住房的关系，把改善性住房交给市场，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留给政府。再次启动房地产市场，提高商品房的消费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