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男耕女织”谈起
从这一部分开始我们来聊一聊有关“贸易”的那些事儿，而在这一章呢，我们是介绍一些关于它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背景。
大家知道，贸易说到底只是一种商品和服务的交换，你有我需要的东西，而我又有你需要的东西，双方通过贸易可以各自取得所需要的东西。我们一说起贸易，一个肯定无法回避的群体就是“商人”。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朝代叫“商朝”，据说那时的人就擅长搞“贸易”，当然我是没有经过考证，道听途说而已。但是我可以确信的一点就是，商人历代以来名声似乎都不咋地。比如说今天我们一说起商人，马上想到的就是“无商不奸”、“狡猾”、“唯利是图”，而且在我国的大多数的封建朝代，商人的地位都是比较低的，“士农工商”——商人是排在末尾的，他们的地位仅高于那些“优人”、“伶人”等古代“文艺工作者”。当然，俗话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之所以出这么一个“排行榜”，是有着充分的“理论基础”的。他们认为商人只是“一手买、一手卖”，并不创造出更多的东西，对社会财富的增加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不像农民能从土地里刨出粮食来，也不像手工业者能制造出精美的制成品。那么事实当真如此吗？看完了这一章你应该就不会产生类似的疑问了。
虽然商人历来不受待见，但是他们仍然在“茁壮成长”，我们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有名的商人，我国甚至出现了大量以地域为基本特征的“商帮”，如“晋商”、“浙商”、“徽商”、“潮商”等，他们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都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比如“徽商”胡雪岩资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江浙财团是当年蒋介石起家的重要支柱，正是在江浙财团的支持下，蒋介石才能打赢中原大战，至少在名义上取得了全中国的统治权。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商人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我坚信“存在即合理”，既然商人和贸易能得到这么大的发展，必然有其内在的逻辑。
一个很容易明白的事实就是“贸易起源和依赖于社会分工”，而分工的一个经典例子就存在于一个常见的词——“男耕女织”当中。我们可以想象最初的人类应该是全能型选手，为了生存下来，他什么都要做，什么都要会做。每当我想起那些远古的“巾帼英雄”赤手屠狼搏虎的场景，我就不寒而栗：这种“强悍”女性真正实践了“春哥”的广告词——“生男生女都一样”。同时我又感到很惭愧，我要是在那个时代，肯定活不了十天，因为我连做饭都不会。然而当男人女人组成家庭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现原先那种做法并不经济，效率不高，于是男人对女人说，以后耕地、打猎那样的体力活就由我来吧，你就只要待在家里织织衣服、做好饭、带好孩子就行了！女人一想，嘿，这挺好啊，正好发挥我的特长嘛！于是一代家庭主妇就此诞生了。这种家庭的分工，充分利用了双方各自擅长的那一方面能力，男人和女人都从这样的分工合作中得到了好处。
类似的社会分工的深化和扩大化就形成了对贸易的需求。我们还是从上面那个例子开始我们的故事。那家的男人女人这样分工过了几年，逐渐又认识到他们家男人（比如说叫王二）实在是一个“魔鬼筋肉人”，不但勇敢，而且体力好，所以他最擅长的就是打猎，但是相对来说耕种就不太行了。而他们的邻居张三，虽然不是那种“肌肉男”，但是耕地种粮食实在是一个好把式，不但产量高，而且种出来的粮食也好吃。如果王二专门去打猎，张三专门去耕种，然后王二拿猎物去和张三换粮食，这样双方都能过得更好。于是，王二跑过去跟张三商量这个事情，张三一听，不错，干了！于是，贸易就产生了。而现代社会贸易和分工的复杂程度远远不是以前的人所能想象的，比如简单的一张桌子的生产，我们现在有专门的人来负责砍伐木材，有人负责运输，有人负责裁量，有人负责装配，有人负责上漆……可以说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贸易和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
经济学上关于贸易的基础和贸易的好处有很多理论解释，在这里我也向大家介绍一下，希望能对大家经济学素养的培养有所帮助。为了介绍方便，同时与之后几章内容有更好的衔接，我们下面谈的主要是国际贸易，可是其中的原理完全可以应用在一国内的不同地域之间的贸易上。
我们首先要介绍的就是“绝对优势理论”，谈到这个理论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在经济学界的“教父”式人物——亚当·斯密。其实，只要是谈经济学的书，几乎没有一本能绕开他，我们把这位大人物一直晾在后台不让他上场实在是说不过去，在这里我是该深刻检讨一下了。那么就让我们从他的一份简历开始吧：
小链接1：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1732年出生于苏格兰一个只有1500人口的小镇（我发觉那些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很少出生于大城市）。在当时，那里有些居民仍将香烟当货币来使用。斯密在少年时代就显示出聪明的天分，他接受了正统的苏格兰式教育。17岁时，他便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了6年。回到爱丁堡后，讲授政治经济学，其中的许多观点后来被写入《国富论》中。1751年，他接受了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职位，两年后，他获得道德哲学教授职位，直至1764年。在这段时间，他写了第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1759年），对道德标准的本源进行了探究，并提出了质疑，这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他最为人所熟知的书大概就是《国富论》了，《国富论》的写作始于18世纪60年代末，当时在法国，他担任一位年轻公爵的家庭教师。虽然这部杰作的初稿于1770年就基本完成了，但他继续花费了6年时间对它进行雕琢，最终于1776年出版。他根本没有预计到他的书在未来几年内会产生的影响，后来这本书被誉为是现有经济学著作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部，是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虽然这本书块头比较大，但是写的比较简单通俗，如果你有较多空闲时间，推荐阅读。
当时流行的贸易理论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者认为贵金属数量代表财富水平，所以和国外的贸易的目的就是出口商品以获得他国的贵金属。而斯密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反映在其生产最终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上，而不是其拥有的贵金属（金、银等）的数量。大家可能都知道斯密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先驱，他的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为无数人所引用。
斯密认为一个人们能够自由地追逐自身利益的环境，最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追逐自身利益会导致人们根据各自的专长进行专业化生产并相互之间进行贸易。斯密解释贸易的动机和好处时，用的就是“绝对优势”理论。为了解释清楚这个理论，下面我们需要借助一些数字——当然不会很复杂，只要你上过小学就应该能明白。
比如说有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英国生产一匹布需要1小时，生产一桶酒需要4小时；而法国生产一匹布需要2小时，生产一桶酒需要3小时。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生产布的效率要比法国高，而法国生产酒的效率要比英国高，我们就说英国在生产布方面具有“绝对优势”，而法国在生产酒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如果他们不进行贸易，那么在英国酒的价格就应该是4匹布，而在法国酒的价格应该是1.5匹布（和生产它们所需的时间有关）。现在再不妨假设两个国家都生产24小时，并且各花12小时生产布匹和酒。那么很显然，这种情况下，英国能得到12匹布和3桶酒；法国能得到6匹布和4桶酒。
但是考虑到这两个国家酒的价格不一样（以布匹表示的价格），这就为商人进行“套利”提供了条件，商人可以把英国的布匹卖到法国，换来法国的酒，再把法国的酒在英国出售，这样他就能赚得利润。比如说贸易的价格是1桶酒换3匹布，这样英国和法国都会很高兴地接受。英国会专心生产布匹，而法国会专心生产酒；英国可以生产出24匹布，法国可以生产出8桶酒。英国可以按以上价格拿出12匹布和法国换4桶酒，这样英国将有12匹布和4桶酒，法国也将有12匹布和4桶酒，双方的情况都比贸易之前更好了，即所谓的“双赢”。
从以上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通过贸易两个国家能够消费的商品都增加了，这就意味着贸易产生了财富，贸易并不是零和博弈（我得到的就是你失去的），而是对双方都有利，是一种正和博弈。贸易是如何产生财富的呢？说得简单点就是因为双方都专业化生产其低成本的商品并进口那些在国外可以更便宜生产出来的商品，这样一来其实就意味着全社会的整体生产成本下降了，全社会的总财富自然就增加了。
你现在可能会想，嘿，这个所谓理论也不过如此而已，有什么高深的？但是要是放在几百年前，能独立想出来这么一套东西的绝对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你可能会问了，那要是有一个国家无论生产什么都没有自己的“绝对优势”，是不是说这个国家就没有贸易的基础了呢？这种情况看起来好像比较绝对，但在现实中也是可能存在的。比如说现在某些非洲国家，实在是过于落后了，无论它生产什么东西，效率都要比美国低。
但是即使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还有一个理论告诉我们，他们还是具有贸易的基础的，贸易同样会产生“双赢”的局面。又一个天才大卫·李嘉图说，斯密同志的“绝对优势理论”是很对很深刻的，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理论，这就是我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
小链接2：大卫·李嘉图
大卫·李嘉图于1772年4月18日出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犹太移民家庭，幼年时接受了私人教育且极其聪明。他14岁时就职于他父亲的股票经纪公司，7年后他成为基督教徒，并与一名贵格会教徒结婚，也因此与家庭脱离了关系。而后，李嘉图在证券业和房地产业开始了他辉煌的事业。在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战役中打败拿破仑的4天前，他购买了英国政府的债券，随后光靠英国债券的暴涨就使他成了一个富翁。
1799年度假期间，他阅读了斯密的《国富论》，之后他渐渐地开始以经济学为主题写一些小册子和文章。李嘉图反对政府的黄金政策和谷物法，这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不久，他进一步对有关利润和收入分配问题提出了质疑。1817年，李嘉图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出版，虽然他自己也认为几乎无人能读懂它，但这本书却给他带来了声誉。通常我们都认为是李嘉图首创了比较优势的概念。
我们同样借助上面的例子来说明一下比较优势理论，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稍稍改一下上面的某几个数字。
现在我们假设英国生产一匹布需要1小时，生产一桶酒需要3小时；而法国生产一匹布需要2小时，生产一桶酒需要4小时。这时我们发现，无论是生产布匹还是酒，英国的效率都要比法国高，也就是说英国在生产这两种商品上都有绝对优势。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时在英国国内一桶酒的价格是3匹布，而在法国一桶酒的价格是2匹布——这种国内相对价格的不一致就提供了两国贸易的基础。比如我们可以假定两国的贸易价格是一桶酒换2.5匹布，这样两国都会满意，这个时候英国可以专业生产布匹（贸易前要换得一桶酒需要放弃3匹布，贸易后只需要放弃2.5匹布），而法国可以专业生产酒（贸易前放弃一桶酒可以换回2匹布，贸易后可以换回2.5匹）。你可以自己用类似于前面一个例子的过程推导出贸易使得全社会的财富增加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应该大致能得出这样一个比较靠谱的结论：贸易在总体上有利于贸易双方，贸易增加了全社会的财富。可是大家也会经常听到那些提倡贸易保护、反对自由贸易的言论，而且那帮人在这样大声疾呼的时候总是同时表现出一幅忧国忧民、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欠揍表情。其实那帮人的做法是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的，我想这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前面我们提到了重商主义者认为一国财富的代表就是贵金属的数量，所以贸易的唯一终极目的就是换回国外的贵金属，这就必然导致了片面重视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出发点。我们可以大致归纳下目前存在的如下几种提倡贸易保护所谓“充分”的理由：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为了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比如前几年我们国内很多人说我们的汽车产业还是一个“幼稚产业”，它们由于起步太晚，在与国外厂商的直接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如果我们能暂时对这些“幼稚产业”进行一定的保护，等到它们发展壮大了，就能和国外的进口品竞争了。这种提倡者认为虽然现在暂时的保护可能会有一定的经济代价，但是一旦本国该产业起来后得到的好处将是难以估量的。
自然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理论和实际到底有多少差距呢？难道任何一个产业宣称自己是“幼稚产业”，我们都应该对它进行保护吗？我们能有什么方法来分辨哪些是有“前途”的幼稚产业，而哪些又是浑水摸鱼的、完全没有经济效益的高成本产业？而且已经有很多研究者通过对许多国家进行实证分析证明，即使那些受到贸易保护的产业，最终的发展情况很多却并不尽如人意——在我们的身边也有太多的实际例子，那些得到国家特殊优待的企业往往“等靠要”思想严重，他们的竞争力反而远远不及那些真正从“草根”发展起来的“杂牌军”，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国内电信行业的“巨大中华”。“巨大中华”分别指的是“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这四大家企业。如果你没有听说过前两个，实在不能怪你，因为巨龙通信和大唐电信已经在市场上无足轻重了，然而在最初以上排名基本上就反映了各家企业的实力。作为国有企业的“巨龙”和“大唐”受到了远远超过“中兴”和“华为”的优待，然而这并不能改变其衰落的命运，相反作为草根的民营企业“华为”的发展却令世界瞩目。2007年，华为以125.7亿美元的销售规模一举超越北电，进军全球电信设备前五强，锋芒直逼思科、爱立信、阿尔卡特-朗讯和诺基亚-西门子。截至2008年9月，华为已累计申请专利超过32822件，连续数年成为中国申请专利最多的单位。这个实例充分说明：只有在一个开放、自由竞争的环境中，才能成长出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企业；中国企业也只有充分地参与市场化进程，在体制、文化、机制上持续改革与创新，才能获得持续的活力。所以，所谓的“保护幼稚产业”的理由有多大价值实在值得我们仔细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