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平生，在学术研究上我老老实实地走了一段漫长而又艰苦的路。 一九六七写好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二○○八写好《中国的经济制度》，相距四十一年，二者皆可传世，思想史上没有谁的智力可以在自己的顶峰维持那么久。 上苍对我格外仁慈，给我有得天独厚之感。
也回顾平生，自己认为足以传世的英语文章约九篇之谱。 一般朋友举《佃农》为首，科斯选《蜜蜂的神话》，阿尔钦选《座位票价》，而巴泽尔则肯定《价格管制理论》是无与伦比的。 我自己呢？选《中国的经济制度》! 两年前写好初稿时我那样想，两年后的今天我还是那样想。 似浅实深，这里独立成书的《制度》一文牵涉到的话题广泛，细节多，史实长达三十年，合约理论的分析达到了一个前不见古人的层面，而其中好几处要靠机缘巧合，或时来运到，才找到答案。 没有任何“缺环”，完整如天衣无缝也。 读者要记住，《制度》一文其实写到二○○七，分析的是新《劳动合同法》引进之前的经济奇迹。
学术过于专注有机会发神经，而我的集中力惊人，往往一发难收。 我因而喜欢这里那里分心一下，于是搞摄影、练书法、写散文、好收藏，尝试过的投资或生意无数。 这些行为惹来非议，而我喜欢到街头巷尾跑的习惯，使一些无聊之辈认为我早就放弃了学术，不是昔日的史提芬？张云云。这些人不知道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不多到那里观察算不上是科学。 至于那些认为我转向研究中国是浪费了天赋的众君子，属坐井观天，既不知天高，也不知地厚。 是的，我这一辈在西方拜师学艺的人知道，在国际学术上中国毫不重要，没有半席之位可言。 也怪不得，在学问上炎黄子孙没有一家之言，恐怕不止二百年了。 今天老人家西望，竟然发觉那里的经济大师不怎么样。 不懂中国，对经济的认识出现了一个大缺环，算不上真的懂经济。
《中国的经济制度》这本英、中二语的书，在香港出版过三次。 这次攻进神州，应该有点前途。为此我补做了两件事。 其一是在正文之前我加进两篇有关的文章，介绍正文的重要性。 其二是在正文中我作了些补充。 此文早就修改过无数次。科斯要把该文与其他文章一起结集在美国出版，问我还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我反复重读，找不到有什么地方要改，但有几处不妨多说几句，尤其是在第八节之后加了四段我认为是重要的。 就让国内的同学先读这些补充吧。
是为序。
张五常
二○○九年八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