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在松树路漫步,看到路旁石头上刻着马占山将军的一首抗日诗,壮怀激烈。诗是四年前写的,可我们还没有对日宣战,多少“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啊!
傅斯年插了一句:“再这样下去,全国人民都要成‘遗民’了,‘王师’又在何处耶?”
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人士达成共识,一致表态拥护精诚团结、共同抗日的方针。整个会场气氛热烈而慷慨激昂。
第二天,蒋介石邀请包括这些人士在内的158人在庐山举行会谈,讨论《应战宣言》的具体内容便是此次会议的议题。大家看过宣言草案之后,对内容完全认同。但是,在是否公开发表、何时发表等问题上,争持不下。从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这一时期内心的挣扎。
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写下了自己的犹豫不定:“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研究。”
7月17日,蒋介石信心更为坚定,在日记中写道:“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
7月19日,蒋介石已经做出公开发表《应战宣言》的决定,日记的字里行间表现出对日宣战的决心:“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
随即,蒋介石决定制订对日作战计划,同时他意识到“应战宣言”这几个字可能会对日方产生刺激,经过再三考虑,改为“庐山谈话”,并对之前激烈的措辞做出调整。即便如此,《庐山谈话》仍然彰显出国民政府在对日作战问题上的坚定决心。
此时,蒋介石对和平解决中日问题还抱有一丝希望,所以他在谈话中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之后时局的发展,彻底打碎了蒋介石的残存希望,这从他这一时期的话语间可以看出。蒋介石先是认为“中国方面可谓完全没有组织与准备,弱点很多”,“以此应战,危险实大”,后来又觉得日本“横暴”、“虚弱”、“以理度之,不难制胜”、“为民族之人格与振兴民族之精神,自有转危为安,因祸得福之机”。
蒋介石比较乐观地判断对日作战比内战好打,甚至预计即将爆发的中日之战会在一年内以中方胜利结束。
1937年7月17日上午,蒋介石身着戎装,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题为《对卢沟桥事变之严正表示》的讲话,史称“庐山抗战宣言”。
蒋介石《对卢沟桥事变之严正表示》演讲全文如下: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
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跟着今年2月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待的。
该《宣言》表现出来的态度空前坚决,字字铿锵有力,句句激奋人心,坚定了全国军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决心,鼓舞群众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浪潮中去。
这份抗战宣言是由蒋介石口述、《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执笔,仅花三小时写成。宣言里很多句子流传甚广,包括蒋介石之前在演讲中使用的原句,如“和平未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等。蒋介石讲话结束后,整个会场情绪热烈,很多人更是热泪盈眶。
7月19日,该文稿稍加改动后成为《告全国军民书》,通过电讯广播传送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民政府开始全面抗战的宣言。
在这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事实上已经被国民党承认,并在实际工作中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7月31日,蒋介石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