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受降
面对中国代表和大批围观的中美人员以及此起彼伏的相机快门声，今井一脸尴尬、沮丧、落寞，而与此相对照的是四亿中国人的欢欣鼓舞。这是甲午战争以来，日军代表首次坐在战败者的席位上。
1945年，国民党新6军14师少校作战科长王楚英刚满22岁。8月10日晚上8点多钟，昆明郊区美军参谋指挥学校的一个阶梯教室里，他正在看电影。突然，礼堂的灯亮了，只见两个校长喜形于色，同时举起双手，做出两个胜利的“V”字手势，四只胳膊摇动不停。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日本鬼子投降了！”
人们一齐欢呼起来，高呼“万岁”，阵阵声音把三四百平方米的教室都快震塌了。根据王楚英老人的回忆，现场很多人嗓子都快喊哑了，大家眼流热泪，互相拥抱。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指出对日战争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立即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向中、美、苏等国无条件投降。8月15日，全体日本人收听了广播中由昭和天皇宣读的日本向盟军投降的“诏书”，正式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对日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说明胜利的意义及“以德报怨”政策。同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致电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要求侵华日军放下武器，接受投降。
8月21日，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飞往湖南芷江洽谈投降事宜。这是中日两军交战以来双方代表的首次接触。
面对中国代表和大批围观的中美人员以及此起彼伏的相机快门声，今井一脸尴尬、沮丧和落寞，而与此相对照的是四亿中国人的欢欣鼓舞。这是甲午战争以来，日军代表首次坐在战败者的席位上。
8月22日上午，冷欣将军、王武上校与美国柏德纳将军前往今井武夫的住所，就设立南京前进指挥所的相关问题，包括军需物质装备接收以及美军战俘现状、待遇等进行会谈。
23日上午，陆军总部再派人会见今井，确定日本投降的正式签字仪式将在南京举行。
艰苦抗战了八年的中国，决定用最隆重的阵容来完成洽降仪式，让全体中国人分享百年来战胜外敌的喜悦。
9月9日，南京城内一派欢腾。受降典礼在南京陆军总部大礼堂隆重举行。礼堂的正中央是投降签字区，受降席桌子边上放着五把椅子，桌子中间放置了文具盒、文件夹和广播电台的麦克风。当时，受降席一侧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高级官员，一侧是记者席，楼上是中外一般官员观礼席。
上午8点52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在何应钦的率领下入场。
8点58分，由军训部次长王俊引导日本投降代表、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及小林浅三郎等7人入场。由冈村宁次领头脱帽肃立，向受降席鞠躬。冈村宁次解下所带佩刀，交由小林浅三郎双手捧呈何应钦，以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
南京的受降仪式王楚英也参加了，当时他担任警卫组组长。时隔60多年，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就在那个上午，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时，由于一时紧张把印章盖歪了，他面部微露难色，站起来向何应钦点了几下头，好像在说：不好意思，章盖歪了，同时又像在说，日本投降了。
何应钦在受降仪式后发表广播演说：“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 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
死于中国战场上的日军最高级将领
乘坐这架飞机的正是日本陆军中将、华中方面军参谋长、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冢田攻不仅是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还是南京慰安所的直接创建者。
安徽太湖县王家岭弥陀寺，一个一直都不是重要军事地区，也没有发生过重大战役的地方，一个从未被中日两国军队重视过的地方。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从1942年12月21日开始，日军派出多架飞机在其周围进行侦察，并向地面疯狂扫射。经过近一个星期的侦察后，日军兵分两路，直抵田家滩。那么日军为何要如此疯狂地向王家岭分派这么多兵力呢？事情还要从12月18日说起。
那天天色阴沉灰暗，一架日军军用机“1025号”由南京起飞飞往汉口方向。上午10时许，飞机经过太湖县境内时，由于飞得较低，被驻守该县的国民党警戒部队发现，一时间轻重机枪一齐开火，这架飞机的油箱被击中。
飞机像一只无头苍蝇般在空中颠簸着，越过田家滩的王家岭，俯冲向荆竹冲孙家湾的圆峰尖，撞在一棵古松树上后，坠入金家屋的山岩里。2名驾驶员被抛出机舱摔死，其他9名军官则被烧成了黑炭。
第二天，当地驻军和地方政府将飞机残骸和日军尸体运到田家滩，埋在了沙河滩里。
12月26日，两路日军到达了田家滩。休整一日后，又兵分两路，一路直扑飞机坠落地荆竹冲，另一路在田家滩的河滩里找到了飞机残骸和死亡日军的尸体，之后去附近村庄抓未来得及逃跑的男青壮年，编成“苦力队”，把这些尸体运至太湖县城，再运至南京，火化后骨灰被装船运回日本。
日军之所以要动用这么大力量寻找这些尸体，是因为一个人——日本陆军中将、华中方面军参谋长、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
乘坐这架飞机并坠落的日军军官中正有冢田攻。他不仅是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还是南京慰安所的直接创建者，其罪行令人发指。面对日军在南京的大规模奸杀行为，冢田攻担心将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于是策划实施了 “慰安妇制度”。与此同时，驻防南京的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也遵照华中方面军的意见，开始在南京着手筹建各种慰安所。
冢田攻，最终在中国的上空被击落，成了死在中国战场上的日军最高级将领。
因钢盔而丢掉性命的日军“军神”
在战场上，军人头上的钢盔实实在在是对生命的一种守护。然而，日本侵华期间，有人就因钢盔而丢掉了性命，此时的钢盔，倒成了催命符。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这个因钢盔而丢了性命的人，正是死后被日军追封为陆军少将的饭冢国五郎。
在日本军界饭冢国五郎大名鼎鼎，被盛誉为“军神”，风头一度盖过被称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
饭冢国五郎是农民出身，年轻时投身军队，1910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2期步兵科，同年被授予步兵少尉军衔，自此一路向上，至1937年晋升步兵大佐，任日军第101师团101联队队长。
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饭冢国五郎于8月奉命离开日本本土，率部来华参战。19、20两日，饭冢奉师团长伊东政喜将令，气势汹汹从鄱阳湖西岸登陆，却遭遇中国守军第25军53师，一战打下来，日军第101联队一部被全歼。这有点出乎饭冢的意料，日军武器装备精良，士兵的作战素养也很高，不至于一战即败。事实上，饭冢是吃了地形不熟的亏。江西山多，而且山势雄奇，山路险峻，中国军队正是利用了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了饭冢狠狠一击。等饭冢整顿好军队准备反击时，却发现中国军队撤退了。饭冢误以为我军无法抵挡，赶紧率余部追上，不料却遭到第九战区第66军叶肇部阻击，损失惨重。之后，在牛毛尖、钵盂山一线又遭到我第160师梁佐勋团奋勇抵抗。第160师是一支精干能打之军，在粤军中是唯一一支戴钢盔的部队。双方势均力敌，在东孤岭浴血苦战，第160师凭借地势之险，任凭饭冢发动15次进攻，依然牢牢守住防线，战事就此胶着不下。
一连串的失利，使得饭冢焦头烂额。因战事激烈，连日苦战，他晒得极黑，眼睛里全是血丝，胡子多日不刮，显得相貌狰狞。此时他到中国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
正在这时，战地上来了几个日本记者，想拍下“军神”饭冢国五郎的英姿然后回国宣传，其中就有日本著名战地记者小行男。小行男看到饭冢胡子拉碴的“勇猛”形象后，建议拍点外景，并让饭冢挥舞军刀，以展现日军将领的英勇雄姿。为了突出饭冢的形象，记者们还给他扣了顶“大日本荣光”的头盔，而就是这顶钢盔，要了饭冢的性命。因为拍摄地点处在中国军队第160师的对面，饭冢挥舞指挥刀做出种种劈杀动作时，强烈的太阳光直照饭冢头上的钢盔。不巧的是，钢盔上的绿漆在华南雨水的冲刷下已经斑驳，露出了底，此时阳光一照，光线刚好折射进了对面哨所中国军队士兵的眼内。哨兵看到那亮光闪烁处一名日军正在又跳又舞，意识到这是一次毙敌的好机会，可惜手中的枪是汉阳造射程不够。正在这时，有几个老兵经过，他们手里的恰是射程远、准度高的“三八大盖”。在哨兵的指点下，老兵马上举枪、瞄准，“砰”的一声，子弹穿过饭冢国五郎的心脏，这位“帝国军神”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一命呜呼了。
因为钢盔而丢命的事在日本军队中以前也有。诺门坎一战，苏军神枪手就专打日本人钢盔正中，因为这个位置印着一轮红太阳，红色在太阳照耀下十分耀眼，于是戴钢盔的日本兵就成了苏联人的活靶子。
日本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远非中国军队能够相比。不过，在侵华战争中，像饭冢国五郎这样死在中日战场上的高级军官毕竟少见。
日本战俘在中国的待遇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开办了日军战俘学校，对战俘进行教育和感化，略见成效。在学校创办的5年期间，大约有500多名战俘接受教育，他们大多留在了八路军的队伍里。
他是一名犯人，但在牢房里却过着衣食无忧、逍遥自在的生活，政府甚至还将他的妻子安排在离牢房不远处住下，批准他定期出狱与妻子同居。在坐牢期间，居然跟他的妻子生育了两个小孩，并且由政府负责帮助他养大成人。
这是发生在建国初期一件真实的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善待一些特殊日本战俘的真实缩影，即使他们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估计没有哪个国家会如此优待战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战俘所受到的优待远不仅如此，甚至在民国时期，在中日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日本战俘也受到了全世界战俘最宽厚的待遇。
抗战初期，要想活捉日本士兵，是件不太容易的事。首先，中日两军间的武器装备、战斗力等各方面都相差甚远，因此在战争初期，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都处于战略防守和败退的状态。其次，日军士兵受到武士精神的影响。如果被俘，对于他们来说是件奇耻大辱的事情，因此多数日本士兵在战败时，通常都会选择剖腹自尽。
根据记载，从抗战初期到抗战结束，共有1 300名日军战俘，包括八路军移交过来的部分。这1 300名日军俘虏被关押在两个战俘营里，依据国际公约对待。既不会让他们吃劳役之苦，也不会给他们什么“特别的优待”。
在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后，共俘虏了日本关东军60万人，苏军将这批俘虏组成了“独立劳动营”，强迫他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当地并没有做好战俘的安置工作，战俘营里住房紧张，粮食匮乏，衣物供应不足，环境恶劣。从1945到1946年，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就有55 000名日本战俘命丧牢房。这与中国战俘营里的1 300名战俘最后全部都活着回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但中国方面也有对战俘毫不留情的将领，其中最突出的，要数新1军军长孙立人。
新1军是在1941年被编入到中国远征军的序列，在第一次远征缅甸的作战中，中国军队惨遭失败，导致新1军被迫撤往印度的兰姆伽。撤下来的国军将士原本就对日军有着深仇大恨，这次缅甸战场再添一笔新账。后来新1军在印度装备了全副美式装备后，又重新回到缅甸战场，在胡康河谷一战中大获全胜，俘虏了1 200名日军士兵。当孙立人得知这些日军士兵都隶属于日军第18师团的时候，他怒发冲冠，一幕幕血腥的场面在脑海里呈现出来。在淞沪会战时，中国军队与这个第18师团火拼，不计其数的中国军人命丧黄泉。第18师团在攻下南京之后，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数以万计的无辜国人惨死在他们手里。最让人气愤的是，这1 200名战俘并非诚心投降，被俘后，仍时不时偷袭看押士兵，时刻准备逃走。旧账加新账，最后孙立人下令，将这1 200名日军俘虏（除1名台湾人外）全部就地处决。因为这件事情，孙立人还受到过国际军事法庭的调查，但到最后不了了之。
抗战胜利后，日军战俘数量倍增。为了保证俘虏的安全，当时的国民政府发出了“以德报怨”的号召，并且在短短3个月之内，把这些日本俘虏遣送回国。遣送回日本的俘虏不仅可以携带他们的个人物品，甚至还允许携带现金，同时还向他们派发粮食，仅计算发放粮食的费用，就耗费了102.574亿元。这对刚刚结束战争满目疮痍的中国来说，算是一笔较大的开支。被释放回国的都是普通士兵和中下级的军官，对于罪不可赦的战争罪犯，国民政府予以逮捕和审判。从1945年8月至1947年5月，共逮捕日本战犯2 357名，经南京和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等10处军事法庭的分别审讯，至1949年1月受理案件总计2 200余件，判处死刑人数达145人，判处有期或无期徒刑的400人左右。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用另一种方式对待日军俘虏。这里开办了日军战俘学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对战俘进行教育和感化，略见成效。在学校创办的5年期间，大约有500多名战俘接受教育，他们大多留在八路军的队伍里，但是他们极少直接参加对日作战行动。1945年后，中国共产党军队收缴了大量的日军武器，在武器的使用和改进方面，这批战俘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中共军队在东北也接收了一批新的日本战俘。这些战俘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总计有982名。在这些战俘中既有罪大恶极者，也有普通的士兵。无论是什么身份，他们都得到了全世界战俘最好的待遇，除了开头所描述的优待战俘的情景外，这些战俘一日三餐都是细粮，而且从来不强迫他们参加劳动。这批战俘中判得最重也只是20年有期徒刑，没有任何一个被判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1964年这批战俘全部被平安遣返回国。
东京大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