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和平无望的最后关头
《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中这样说：日本蓄意侵华，由来已久，远在明朝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即有征韩侵华的企图。明治维新以后，他们向国外发展和侵略的野心，更加炽烈……于是我们的琉球群岛、台湾和澎湖、旅顺、大连，以及我们的邻邦朝鲜，遂先后为日本所吞并。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学习欧美技术，走上了工业化的富国强兵之路。发展工业，必须需要大量资源，但众所周知，日本国土狭小，国内资源匮乏。日本的东边是太平洋，再往东是经济和军事实力强大的美国，向西扩张、侵略中国自然成为日本的唯一选择。1904年日本战胜俄国，从此以经营南满铁路为名，在中国东北地区部署军队。此后，侵略步步加深。在东京，日本百姓早已从军方的宣传中认识到满洲是日本人的生命线。
著名历史学家张鸣教授对于日本的崛起有着一番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当时整个世界的潮流就是，每个国家的崛起都要通过对外扩张来实现，日本也不例外，朝鲜和中国是日本对外扩张的牺牲品。日本对侵华蓄谋已久，他们认为一定要控制中国，日本才能崛起。虽然田中奏折未必是真的，但这种论调在日本国内还是很有市场的，他们走了一条对外扩张的道路，这肯定是一个“时代趋势”。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军事行动派的阴谋才可以得逞，小则绑架整个政府，大则绑架整个国民。后来到了全面侵华的时候，日本整个国家都被绑架了。
李宗仁则是从民族的角度分析日本侵华的原因，他在回忆录里写道：
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这本身便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侵华一直是它的基本国策。此种国策的奠定，可能有两种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日本目击西方列强由于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强，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对中国的错觉。日本人一向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贫弱，不可与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国被国内的少数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满洲。满、蒙二族尚且统治中国，况日本乎？！殊不知日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时至二十世纪中叶，全球所有被压迫民族独立图存的风气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国主义且已日益式微，继起的日本焉能后来居上？所以日本开明之士说，日本侵略中国，无异于吞下一颗定时炸弹。再者，日本认为中国是古老文化，不堪一击，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从中国传去的，最近才受西风东渐的影响而从事维新。中国也正以同样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识逐日提高。不过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改革起来没有日本那样迅速有效罢了。恶可视为无反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短暂的和平假相，实际上世界大国们都清楚，这段时期只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时期，国与国之间尖锐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其中日本对巴黎和会、《凡尔赛和约》以及国际裁军协议极为不满，同时又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于是侵略中国的步伐越来越快。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一手策划了“柳条湖事变”，从此中日双方走上了长达14年的战争之路。当时中国的形势糟糕透顶，北洋军阀各集团纷争不断，国民党各派系貌合神离，加上东北流民动乱，社会动荡不安，无法集中力量对抗侵略，这个事实被中日双方所深知。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张学良致电东北军，传达不抵抗政策：“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致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极宜力避冲突。”
“柳条湖事变”爆发后，辽宁、吉林两省相继沦陷。此后数年，中国部队与日军在长城沿线展开了大大小小数百次交战。1933年，国民政府在综合国力不济的状况下，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议》，但这并未阻挡日军的铁蹄。面对日本的得寸进尺和步步紧逼，各地爱国军民对政府和军队的不抵抗政策大为不满，抗议游行频频。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折点。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关于团结抗日的意见，初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政策，还推动了中国全民抗战的开始、坚持和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
从北伐胜利到“西安事变”， 国民政府建国、强国计划成效显著，GDP连续十年跃居国际前列，国家综合实力明显增强。“西安事变”后，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日趋高涨，中日间一场大战即将爆发。此时很少有人意识到，战争是硬碰硬的实力比拼，而不是靠着一腔热血就能解决的。蒋介石左右为难：这场战争暂时还不能打，但是又不能不打。
十年来风云突变，北伐胜利后，这个刚统一的国家正准备投入建设时，九一八事变突然发生；中国正准备忍辱负重，想等到建设完毕再与日本一决雌雄时，“西安事变”又来了。此时，中国所完成的积累仅有九牛一毛，抗日需要大量的本钱，可是这个本钱实在没有。
“黄金十年”中，国民政府大力扶持民营企业，为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基础。此外，蒋做了大量的抗战准备，句句话不离抗战。在庐山会议期间，成篇累牍的讲话纲要都是谈论如何抗日。
抛开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对比，1937年中日军事实力对比也差距极大。
在陆军军力方面，国民党军队有220万人，日军有448.1万人，从数量来看大概为1∶2 。但是现代化的战争不是靠军人数量，最重要的还是部队作战素养和武器装备，在战争的头几年，中日双方军人的死亡人数比接近5∶1。从这点来看，日军单兵作战能力大约是中国军人的5倍。
在海军军力方面，单从吨位来看，中日对比大概是1∶30，但是中国海军的舰艇大多是北洋水师留下的老古董，战斗力大打折扣。如果从一个老师的角度来给两国海军评分的话，倘若日本是100分，那中国还不到10分。
在空军军力方面，1937年中国只有300架飞机，其中包括许多不能作战的教练机。如果按照美国志愿航空队指挥官陈纳德的标准来看，中国能作战的飞机还不到100架。
两国实力悬殊，再加上中国连年动荡不安造就的千疮百孔，在日本军人看来，中国军队简直不堪一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贪得无厌的蚕食引起了中国人民一致声讨，蒋介石频频暗示日本，中国人的忍耐不是无止境的。此时日本军方根本不理会蒋介石的暗示，最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整个中华民族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和平无望的最后关头，中国人民不分种族、年龄、性别，在战争面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用血肉之躯筑造了一座新的长城。
真实的1942
1942年河南遭遇了大旱灾，先是有些地方一春不下雨，麦收平均只有一二成，继而整个夏天又未下雨，早秋几乎全部枯死，晚秋即使有些地方勉强种上，也因缺乏雨水和播种太晚，不能结实生籽。偏偏祸不单行，夏秋之交，又闹起了蝗灾。蝗虫满山遍野，遮天蔽日，落在高粱地或谷子地里，瞬间就将禾苗啮光。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成功偷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基地——珍珠港。第二天凌晨1时，消息传到了重庆。大约3个小时后，专门负责国际宣传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打电话报告了美日开战的消息。蒋介石当时正在郊外的黄山官邸，他立即意识到中国抗战的转机到了。此时中国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已经独自支撑了四年。果然，美国总统罗斯福很快致电蒋介石，提议设立中国战区，并由蒋介石担任战区最高统帅。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为首的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孤军奋战四年多的中国，从此不再孤独，并且在名义上成为了反法西斯同盟“四强”。
与此同时，湖南长沙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攻防战。日军为了牵制第九战区国军南下，以便其顺利攻占香港，集结7万余人大举进犯湘北。在付出了高于香港作战两倍多的伤亡后，仍未能攻入长沙，反而在撤退时遭到国军强有力截击，仓皇撤回原防。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盟军方面获得的第一次胜利。当时日军正横扫东南亚英美荷等盟国军队，国军取得的这一战绩振奋了反法西斯阵营的军心。英国《每日电讯报》对此给予很高评价，文中说：“际此远东阴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洛阳和长沙都是中国历史文化古城，虽然两者相距千余公里，但几乎在同一经线上。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湘北大地战事频繁，素有“四战之地”之称的中原地区，表面上看似平静，实际上远比其他地方更为复杂。豫北、豫东、豫南30多个县均已沦陷，国民政府管辖的区域三面临敌，只剩下豫中、豫西的半壁河山。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位于洛阳西工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抗战初期与中共在山西战场有过良好的合作。1941年5月，华北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国军惨败。蒋介石认为中共方面未采取配合行动，为此迁怒于卫立煌，在6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检讨晋南战局，此由卫立煌指挥失当所致，且卫已受共党之迷惑矣，烦闷痛苦之至！”
中条山是国军在黄河以北所保有的一块较大而突出的阵地，它的失守无疑对华北正面战场极为不利。在河南叶县，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汤恩伯致电蒋介石：“为振作民心及部队精神，有夺回几个据点之必要。”1942年1月，蒋介石做出人事调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办公厅主任蒋鼎文对调职务，汤恩伯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因蒋鼎文同时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所以第一战区的实际负责区域涵盖河南省大部。
蒋鼎文，出生于1895年，字铭三，浙江省诸暨人。在国军内部，他既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 之一，又是何应钦的“四大金刚”之一。他早年毕业于浙江陆军讲武学堂，在东征陈炯明时任黄埔军校教导第1团第1营营长，在棉湖战役中他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弹穿左肺而不退，一时被传为佳话。蒋鼎文在浙江诸暨老家有着不错的口碑，当地许多老人至今仍念记着他为家乡办学校、建医院那些陈年往事。
1942年1月新官上任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驻守河南，很快就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河南遭遇了大旱灾。先是有些地方一春不下雨，麦收平均只有一二成，搞得人心惶惶。继而整个夏天又未下雨，早秋几乎全部枯死，晚秋即使有些地方勉强种上，也因缺乏雨水和播种太晚，不能结实生籽。偏偏祸不单行，夏秋之交，又闹起了蝗灾。蝗虫满山遍野，遮天蔽日，落在高粱地或谷子地里，翅膀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瞬间就将禾苗啮光。
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在纪念抗战五周年讲话时指出：“今年若干县份二麦复欠收成，秋旱可虑。至于勘灾请赈更当努力办理，总期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并与尽可能范围内，力求民众负担之减轻，精神之安慰。”
李培基对河南灾情的表述有些轻描淡写，未加重视，没有调查实情。在他看来，各县为避免多出军粮，难免有夸大灾情之嫌，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第一时间把河南遇到的困难上报政府。由于他的失误汇报，给上层造成了错误的判断。
1942年6月上旬，日军向林县、陵川、淇县等地发起进攻。国军抵挡不住，纷纷根据总部指示转移太行山区，采取“敌来我走，敌退我追”的方式和日军周旋。但是第40军106师师长李振清决定不按总部指示，联合第39师痛击来犯之敌。6月12日将近拂晓的时候，第106师成功聚歼林县合涧镇附近的一股日军，缴获战马200余匹。接着又在火烧庄与敌人厮杀两昼夜，有力阻止了日军的进一步扫荡。
由于河南大旱，冀察战区太行山游击根据地的给养十分匮乏，官兵主食为玉米。当地百姓的日常饮食也非常拮据，除极少数人家有余粮外，大多数人家只能依靠米糠、红薯干、野菜之类果腹。李振清师长为了减轻地方负担，派人到山西设法收购军粮，再搬运来，以供军民食用。起初官兵还能每日吃上两餐，后来逐渐供应不上，不得已只好把米糠、观音土掺在小米内，维持官兵三餐。
当时的河南省政府没有如实报告灾情，但驻军担心影响军粮供应，将可预见的严重情况通过各种管道向重庆传递。据后来接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刘茂恩回忆，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重庆晋见蒋介石时，曾经报告过河南灾情，蒋介石听后要他赶快向何应钦反映。未料何说：“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
蒋鼎文将河南旱灾、蝗灾实情上报，因为与省府所报不同，不仅未受重视，反而遭到批评。河南军政双方为此引发极大利害冲突，蒋鼎文愤怒之下，一度扣留了河南财政厅长和粮政局长。
蒋鼎文说：“本来我只管军事，征粮是河南省政府的事，但明知道河南缺粮，李培基却报告说河南的收获还好，这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你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二是拿出粮来。”河南驻军与当地政府的矛盾开始激化。
此时，全国的抗战形势及国际局势是什么样的呢？
从1942年上半年的蒋介石日记中丝毫看不出愈演愈烈的河南灾情。在此期间，他记下了出访印度、指导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权衡浙赣会战衢州守与不守、引导“新疆王”盛世才归附中央等事件的点点滴滴。
当戴安澜师长缅甸殉国的消息传来后，他在日记里不禁感慨万千说：“杜聿明处置不当，如当时能遵令由河膀向景东转进，则绝无此事。痛哉！”
5月，日军为摧毁中国东南一带的航空基地，调集重兵进攻浙赣铁路沿线。围绕是否保守衢州的问题，蒋介石陷入苦思，最终痛下决心弃守。他在日记里说：“我为政略计，应放弃衢州，万不可以无关紧要一地之得失，争一日之荣辱，而忘最后成败之大计也”。
此时，长期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并且全面控制新疆地区的“新疆王”盛世才有意归附重庆。苏联大使却释放出“中央接防河西，为新疆之不利”的政治空气，企图阻挠此事；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一直寻求民族独立，他要求英国退出印度，为此特别写信给蒋介石征求意见，蒋介石觉得不是时候，但又感到一时难以作答；山西地方实力派与日军暗通款曲眉来眼去，蒋介石忧心忡忡在日记里痛责阎锡山“廉耻扫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