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是政治清乡，他们建立了一套保甲制度，挨门挨户核查所有人员，身份确实后颁发良民证。为了在清乡中相互配合保持一致，日伪双方还签订了《清乡协定》，企图以此作为清查抗日人士、打击抗日力量的手段。
第三步是经济清乡，汪精卫美其名曰“改善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军事力量，镇压抗日力量，大肆搜刮民间财物，以致沦陷区的老百姓把清乡叫作“清（老百姓）箱子”。
1943年1月9日，伪国民政府发表《宣战布告》，对英美宣战。汪精卫在各种集会上卖力地发表演讲，对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大肆吹捧，同时认为把欧美等西方殖民势力驱赶出境，中国就实现“独立自主”了：“我们知道中国在一百年以来，经过多次战争，内战不用讲了，外战呢，总是枝枝节节的，唯有这一回的战争才正是为‘独立自主’而战的战争。”
同年11月，日本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汪伪政权、伪满洲国、泰国、菲律宾和缅甸等几个由日本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派代表参加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宣誓愿与日本共进退。与会的各傀儡政权代表在日本的主导下，签署《大东亚共同宣言》，宣称各政权间实行文化交流，进而开放资源，建设所谓共存共荣的“东亚新秩序”。
东京大东亚会议结束后，汪精卫离开日本回到南京。此时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已经投降，纳粹德国在欧洲战场上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汪精卫丧失了之前的斗志，再次陷入对自己前途的忧虑之中。
1943年11月下旬，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共同举行开罗会议。汪精卫得知这个消息后，心情更加糟糕。
1944年3月，汪精卫旧伤发作，前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学院进行治疗，11月10日，病发不治，死于异国他乡。汪精卫的遗体后来由日本运回国内，按其遗愿葬在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次日，伪国民政府宣告解散。
全国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南京梅花山极为愤慨，纷纷要求予以铲除。在全国的一片呼声中，国民政府只得派工兵炸毁汪精卫的坟墓。一声巨响后，汪的遗体随硝烟崩散。
1946年4月1日，在南京朝天宫，高等法院正式成立，举世瞩目的中国汉奸大审判拉开了序幕。
这次审判的头号汉奸是“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对于这个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法官认为应该“从重处断，以为叛国者戒”，并在判决书中指出：“陈公博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6月4日，陈公博被执行死刑。
汪伪“外交部部长”褚民谊同样因为积极勾结日本、出卖国家利益，被南京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判处死刑，后执行枪决。
汪伪“实业部部长”、“最高委员会”成员梅思平，经常公开嘲讽抗日是唱高调，被视为汪伪的八个“首义分子”之一。1946年5月，高等法院判决：“梅思平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9月14日，梅思平在南京被执行枪决。
汪伪“财政部部长”周佛海因主持伪政权期间向国民政府投降，并且维持政权过渡期间的社会治安，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庇护，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没过多久，他就病死在狱中。后来台湾公布的三卷本《戴笠与抗战》显示，他在1943年被戴笠说服，成为国民政府在汪伪政权的卧底。
1948年1月5日，长达两年多的汉奸大审判宣告终结，卖国求荣的汉奸们得到应有的下场。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对外宣布：各省共审判办结汉奸案25 155件，14 932名汉奸被判刑，其中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 570人，处以罚金14人。
不过，有舆论认为此次大规模的惩奸并不彻底，有不少汉奸摇身一变，成为“曲线救国”的所谓“反正”英雄，另外，为了打内战，汪伪部队基本被国民党军队收编。
一些卖国贼在这次声势浩大的审判中成为漏网之鱼，“正能量”没有得到很好的宣扬和强化，那些侥幸逃过惩罚的人，后来在历史中依然扮演着墙头草的角色。
严控下的伪满洲国
“满洲是日本生命线”
孙中山在看到东北欣欣向荣的景象后，曾颇有感触地说过：“我们搞三民主义这么多年，民生竟不如东北的张氏父子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中国整个东北地区，企图采用“以华制华”的方针，通过亲日伪政权来获得对东北地区实质性的控制。日方经过几番筹谋，中国东北便出现了一个被法西斯捆绑在战车上的所谓的“满洲国”，这个所谓国家的元首，就是满清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爱新觉罗·溥仪出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3岁在紫禁城登基，年号宣统；6岁的时候，在袁世凯等北洋实力派的威逼恐吓下退位；12岁时，莫名其妙地被“辫帅”张勋拥护，再次做了12天的皇帝；十多年后的1932年他又一次做了“皇帝”。
从九一八事变至1940年3月南京汪伪政权成立，在日本费尽心机的扶植下，中国先后出现了四个较大的伪政府组织，包括上面说到的伪满洲国、以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为首的伪蒙疆联盟自治政府、以梁鸿志为首的伪南京维新政府和以王克敏、王揖唐等为首的伪华北临时政府。其中伪满洲国地盘最大，战略资源也极为丰富。
在张作霖父子的治理下，日军占领前的东北在经济文化和基础建设方面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孙中山看到东北欣欣向荣的景象后，曾颇有感触地说：“我们搞三民主义这么多年，民生竟不如东北的张氏父子了！”因此在成功侵占东北后，日本国内极为振奋，“满洲是日本生命线”的说法不绝于耳。
1932年3月1日，中国国民政府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不承认东北独立。
3月8日，日本扶植溥仪在长春正式成立“满洲国”，溥仪就任伪满洲国皇帝，同时任命了各府、院、部的负责官员。
刺刀下的“王道乐土”
郑孝胥积极推动“满洲自治”，面对日本人的种种掌控，他曾极为恼火地说：“满洲也不是小孩子了，该让他自己走了，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
国民政府认识到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伪满洲国的建立不过是个幌子，日本人蓄谋已久、处心积虑，企图通过扶持傀儡政权，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逐步蚕食进而吞并中国领土。在中国政府的控诉下，国际联盟派出了英美法德意等国组成的联合调查团，调查“满洲事变”的真相。
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通过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做出不利于日本的结论。报告认为，伪满洲国不是出自民族自决运动产生的国家，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更不属于自卫，因此要求东北军和日军全部撤出满洲。
在报告出炉的当天，日本恼羞成怒，以退出国联表示抗议。日本军方极其顽固，坚决不受国际方面的约束，不愿交出到手的伪满洲国。同年9月，溥仪在日本的引导下，签订了出卖中国东北主权的《日满议定书》。
《日满议定书》规定，伪满洲国的“领土范围”包括东北三省全境，还有内蒙古东部及河北承德市（热河省），以及旅顺、大连一带的关东州；伪满洲国承认清朝将关东州租借给日本的条约，因此这块名义上的伪满洲国“领土”还是由日本直接管辖，不属于伪满行政区划。
伪满洲国改长春为“新京”，并定为“国都”。这个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至1944年市区面积已经扩展到80平方公里，人口达121.7万人，俨然成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当时还有“亚洲第一大都市”之称。
伪满洲国的“国旗”是在1928年之前北洋政府五色旗的基础上设计的，“国旗”的底色是黄色，代表满洲民族，左上角的红色代表日本民族，青色代表汉民族，白色代表蒙古民族，黑色代表朝鲜民族。
伪满洲国的口号是“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五族就是指日汉满蒙朝，“协和”是指这五个民族地位一律平等、共同建设大东亚。当时日本最为出色的战略家石原莞尔积极推动在伪满洲国的日本人放弃日本国籍，加入满洲“国籍”，一心一意投入伪满洲国的建设当中。
为了使伪满洲国尽快成为日本发动和扩张侵略战争的战略物资供应基地，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伪满洲国经济的发展。
伪满洲国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政府对经济做出一些必要的指导和调控，在每一个重点行业都会扶植一个或者几个大型私有制企业。这种自由经济政策有效地推动了伪满洲国的经济发展，1940年前后尤为迅猛。
《日满议定书》还规定了以下内容：“满洲国”的“国防”及治安，全权委托日本负责，经费则由“满洲国”承担；“满洲国铁路、水路、空路的维护和新路的建设，均由日本管理；日本有权开发“满洲国”“境内”的矿产资源，为“国防”计，日本所取得的采掘权，俱无期限规定；“满洲国”在制定或修改有关“国防”和矿产方面的法规时，应事先征得日本的同意；可以担任“满洲国”职位的官员均由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推荐和解职。
此后，伪满洲国的官场出现了一种极为奇怪的现象，国务院总理由满洲人担任，但是国务院总务厅长却由日本人担任；各部部长由满洲人担任，但是各部次长却由日本人担任。总体来说，作为一把手的满洲人只是“橡皮图章”，仅负责点头签字，实权则均由二把手的日本人掌握。
伪满第一任“国务总理”郑孝胥积极推动“满洲自治”，面对掣肘的日本人，他极为恼火地说：“满洲也不是小孩子了，该让他自己走了，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被日本人解除权力后，郑孝胥在忧愤中得病而死。
在日本人的严密监控下，溥仪做了长达14年的傀儡。期间，日本关东军对他实施政治、精神、生活全方位的控制，并派出“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监视其一举一动。溥仪与这个人日夜相守近10年的时间，他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说：“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告无条件投降。18日凌晨，溥仪在日本人的主持下，举行了一个伪满洲国皇帝退位仪式，“退位诏书”宣读完毕，伪满洲国成为历史。
19日，溥仪等人匆匆乘飞机从通化赶往沈阳，准备转飞日本，在奉天机场被苏军抓获。面对逮捕自己的苏联人，溥仪的表现极为欢欣，连声叫好，后来还多次写信赞美斯大林，显示出性格中极其柔弱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