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作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在此之前，******主席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会议作出决定，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爱国民主人士要广泛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并有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之后，在上述方针、政策指引下，全国知识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许多著名学者都纷纷发表文章，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检查自己的思想，谈体会，写收获，并对错误的思想进行批评。当时报纸上还开展对改良主义思想的批判，邀请学者、专家开座谈会。
在这种新形势的鼓舞下，梁漱溟又于同年5月主动检查自己的思想，写了一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文。该文约有4万字，再次对自己的思想发展变化作了进一步的检查。全文共分十五节，前五节是叙述自己在抗战前后及抗日战争胜利后的言论和行动。其中从第六节开始讲述他的错误思想之来由，分析自己的错误思想，主要是过分强调了中国问题的特殊，由此否定中国社会有阶级及阶级斗争，认为中国革命问题不需要走武力夺取政权之路，不求统一于上，而求统一于下，因此主张走乡村建设的道路，事实证明他错了，此路不通。从十三节后，他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见闻与学习了党的方针、政策及******的著作后对他的教育，思想有了转变，开始认识到自己过去所走的错误道路是“立场问题”，即“自己从有产者立场出发”，“阶级出身和环境限制”，“根本原因则在没有敌我区别”等等问题。最后他说：“总结一句话，毛主席实事求是，从斗争求联合的联合政权今天成功了。我那种主观主义要联合不要斗争的联合政权本出于空想，今天自然落空。事实上经证明，历史作出定论，30年自以为革命的我，临到末了总贬承认是改良。”
此文写好后，未及时发表，5月5****送交林伯渠秘书长，请呈毛主席，希望给予指教。8月7日，毛主席约他面谈，告诉他说：“你的自己检讨文章有好几万字，太长，我请林老阅看后，划出重要的几段来，而后方才我看的。我看上去，你思想识见有进步了，但还不够，慢慢来吧！”梁听了毛主席的教导，很受鼓舞，当即向毛主席表示今后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并提出想到苏联去学习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的学说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问题，请求毛主席批准。毛笑着对梁说：“要想去苏联，尚非其时，你不是想考察了解我国社会传统文化、历史背景和现状么？你不如且就我们自己国内作一番社会调查。”又说：“随你要调查什么，你要到哪里就到哪里，你可以带几个助手，公家安排，给你一切方便。”梁对毛主席的好意不便辞拒，但内心又有自己的事要做，于是含糊了之。后来******征求梁在国内的行程计划，准备给予安排，梁表示既然去不了苏联，在国内漫游没多大意思，也就罢了。
1953年后成了“反面教员”
1953年春，梁从颐和园迁回城里住小铜井1号，这是他家自己的房子。这年是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时期。6月至8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总理在会上传达和解释了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即“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错误。”此外，会议还讨论了经济建设，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同年9月8日至1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49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梁漱溟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不料在学习和讨论总路线过程中，由于发言不慎，竟犯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错误，这对他本人和出席会议的人士来说，都是非常意外的事。其经过情形，据他本人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一段时间内的事情》一文里的记载，略记如下。
8日，政协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由周总理作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
9日，开小组会，梁发言大意为：这个总路线全本于1949年建国时的《共同纲领》而来，当然拥护，不成问题。
同日下午继续开常委会，主席、周总理询问各组的讨论情况，要大家发言。梁建议可由各组召集人作汇报，无需每个人重复发言，当然个别愿意再发言者仍可自由发言。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散会时，主席和周总理走过梁的座位时，向他致意，希望他明天发言，梁接受了。
10日，继续开会，有东北、上海、天津各市的工商联的负责人次第起立发言，表示拥护公私合营的政策。发言十分踊跃，距散会时间不远，梁即写一字条，送交主席，说明他可改用书面发言交来，不占用会议时间。但临散会前，周总理对梁说，会期将延长一天，还是请你发言。梁又应承了。
11日，午后继续开会，梁作长篇发言，先是说要总路线实施有效，必须发动群众起来协力行之。又说，国营企业有工会组织，可以发动工人，工商业有工商联的组织，亦可由他们去发动，唯有农民，土改后大率各自为谋，虽有成立互助组者亦不多，似应促成其组织以便动员。说到这里，他便以其在京之见闻宣称：城市工人工资生活为乡下农民所歆羡，充当一个临时工每天工资可得一元乃至一元二角，因而农民纷纷涌向城市，市政当局又把他们推送出去。可见工农生活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人才、物力集中都市，虽不说遗弃吧，不说脱节吧，恐多少有点。
政协常委会到此结束。次日，全体政协委员列席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听取彭德怀司令员作抗美援朝报告。报告完后，毛主席在讲话中不指名地对梁昨天的发言进行了批评。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有小仁政，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是大仁政，行小仁政而不行大仁政，就是帮助了美国人。梁听后，知道毛主席是在批评他，于是当晚写一信向毛主席申辩，希望有机会当面复述原来发言，而后请求指教。
次日星期天，会议休息，晚上怀仁堂有文艺演出，毛主席派车邀梁去谈话，在开演前作了简短的交谈。梁要求毛主席解除误会，而毛主席则表示梁的言论是反对经济建设总路线，只是不愿承认而已。当时台上即将开演“抗金兵”，专候主席入座，谈话中止。梁随主席入座，中途退场回家。
14日、15日继续开会。16日，梁在大会上发言，其内容一是复述9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二是复述11日在大会上的发言，三是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
次日，******总理在大会上作系统发言，批驳梁漱溟反对总路线的言论。在周总理发言中，毛主席也随即插话批评了梁漱溟。至此，梁感到问题严重，认为是“遭到很深误会”，于是请求发言作答。主席同意他的要求，嘱他准备次日发言。
18日，梁做好充分准备，午后到会发言。但当他上台发言不到10分钟就被群众阻止，轰他下台。据他在“日记摘要”中说：“我登台发言，气势甚盛。我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主席立刻厉声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我正待再说下去，会场内群众哄然而起，要求扯我下台，不容我再发言，我只得下台归座。却还好，我顿然清醒了，自知高狂傲慢不成样子。心气平静，敬听几位斥责我的人发言。”在陈铭枢、史良、荣毅仁、许德珩等人的发言过程中，毛主席也随时插话批评梁漱溟。几天所批评的大致内容为：
（一）不是以刀杀人，却是用笔杆子杀人。
（二）反对总路线，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
（三）关于雅量。在梁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是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是可以继续当下去。
最后，毛主席指出，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对分清大是大非，贯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总路线是有现实意义的。他说：“梁漱溟问题并不是对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不要以为是小题大做，不值得辩论。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它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
最后，会议以举手方式表决，把梁漱溟的问题交付政协全国委员会去开会讨论处理。之后，梁即向政协请假，在家闭门思过，听候处理。但久不见下文，而政协的某些开会的通知和请帖依然照常送到家。在这种情况下，经友人们指点，他便销了假，从1954年元月起，又开始出席政协会议及一些社会活动。此事至此告一段落。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反思34年前的这桩公案，关于我自己的过错问题，则大体如前所述，即阶级立场的不对，与****理论认识之差异，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等等。”
梁这次错误，虽未受到什么处分，但对他的思想的批判却持续了相当长一个阶段：1954年春夏之交，在政协双周座谈会上及中国科学院皆组织了小型的批判会。梁在这些会议上均作了检讨。科学院的批判会由学部主任潘梓年主持，院长郭沫若首先发言说：“我过去很尊重他，称他为梁先生，其实我还长他一岁。解放前在上海某次会上，我们二人并排坐，我发言时，梁很不客气地用臂肘使劲戳我，很痛，阻止我发言。现在他反对党的总路线，我们要严加镇压！”①郭说这句话时声色俱厉。由此可见，当时批判会之气氛。如果说在这年里开的是小型的批判会，那么发展至第二年，即1955年，开的就是大规模的批判会了。这年全国主要报刊杂志，皆对梁的思想理论展开了全面的大批判，到9月10日达到高潮，大多知名学者都投入了大批判的战斗。后来出版社将其论文收集起来，出了两本《梁漱溟思想批判》（论文汇编）。这次大批判，梁没有写文章答辩，而只是在1956年政协大会上讲了自己的认识与感受。他说：“去年各方面对我展开思想批判运动，在报纸杂志上，我还没有作过任何表示，只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曾表示我拥护这一批判运动。当时郭沫若先生说，他对我说的话是否是由衷之言，要打个问号。他这一问，问得好，现在我就从这里说起。我表示欢迎各方面对我的批判，拥护这一次批判我的运动。郭沫若先生要打问号，那就是说，你内心里真是这样吗？怕不见得！对的，我内心里并不像口里那样简单直接，内心里有矛盾斗争的，说出来的话，只是反复思索后归结下来的几句话，就显得简单直接而已。古人有‘闻过则喜’的话，我在去年看到的各篇批判文章，还不能对每一篇的每一处都心悦诚服。那么，有没有抗拒的心理呢？有的，不过终于克服了它。因为正面克服它的力量不断增强，所以没有不能克服的了。惟其克服了它，那么就不算言不由衷了吧。”接着他又讲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及思想转变过程。最后他说：“自从共产党领导建国以来，我们的成就是太大了。……就在这种伟大的感召鼓舞下，我不可能有别的心情，只有甘心情愿尽力拥护政府倡导的一切运动——包含批判我的思想运动在内，让一切事业进行得更顺遂。以上这些话都是在说明我自己，深知自己不够之处还是很多的。希望政协同人不吝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