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回头说我及汪。汪、黄在狱中，袁利用，放出来，以便与南方联系，所以组织这个团体，我们学生都参加这个组织，成为盟员了。当时的情况，清廷隆裕太后与宣统孤儿寡母，大家都主张，要是没有实力，就不能与南方谈话。袁有军事，手下三员大将王世珍、段祺瑞、冯国璋（犬、虎、狗）。这三人我都见过，民国6年（1917）见过王世珍，他不穿军装，穿两截衫，上是白夏布，下边是纱，绽青色，身体高，像儒者。这时袁世凯倒台，黎上台，称为总理。一次偶然机会看到王，其他不多谈。最后再说一句，此人无儿子，过继一个，又无出息。
段祺瑞为人很正派。袁要做皇帝之前，就废除******，总统府内设政事堂，以徐世昌为国务卿，准备做皇帝头一步。段公然反对，与张一麟（文人）二人阻止不了，段就辞职不干，在北京西山上称病不出。张是总统府机要局长。
我本人是新闻记者，是京津同盟一份子。“京津同盟会”盟员之一叫彭家珍，有贡献，清廷贵族都很怕革命派，唯一人良弼（留学日本）不怕，彭刺杀了他。
彭印了一张名片，另用一个黎什么的名字，东北的军官，他假借使用，去拜会。家人说我们大人还未回来。彭正在犹豫时，良弼回来。彭投炸弹，彭死了，良弼炸了一条腿……
这是京津同盟的一件事，如果重复说，还有我们的同志炸袁世凯的事。（前已说过。）
清廷起用袁世凯，发表他为两湖总督，让他对抗武昌黎元洪革命派。但他一手培养出来的北洋军，不过江。袁有用意：他不想打败革命党，想屯兵长江一带。他们电奏朝廷请退位。
接着说袁世凯。
正月十一兵变，那天，我陪母亲在大栅栏看戏，说外面兵变，戏不能演请大家回家。（按：我说，已经说过了。是否可以谈谈到延安这一段。）
民国6年（1917），蔡元培为校长，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范源濂是教育部总长（民元是次长），请蔡先生从德国回来任北大校长。当时我写过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发表在《东方》杂志上。内容把古今中外诸子百家都加以批评，独独推崇佛法，大意就是如此。蔡先生回国任校长，我正任司法部秘书，25岁，也就是这年，我就带论文去蔡先生家，意思是请教。他说我路过上海从《东方》杂志上也看到。我自己喜好哲学的，看来你也喜好。这次我到北大，我重点要办好哲学，你要来帮忙。我就恳辞，说我不过是一倾向佛家的人，看了一些佛书，因为中国有《大藏经》，近2000卷，其中不单是佛家，以佛家为主，还有其他宗教（印度的），我也看了一些；无论是英国在印度或日本人谈印度各派宗教，英文书，日文书……都谈各派思想，我也略有所知，略有所闻。但要叫我在大学里谈，还不够格。蔡说：“你不要这样想，是来教人，你应当作为一个爱好的人，彼此学习，交换知识，你不可不来。”我想当老师不够格，但彼此学习交流，我是很喜欢的，接受了。但当时在司法部做事一时来不了，于是请一位浙江人许丹（季上）先生代讲。他是司法部顾问，原为蔡元培元年任总长时引用于教育部的人员。后来到民国7年（1918）我才摆脱部里的事，到北大任讲师，出版《印度哲学概论》，后来又在讲印度哲学外，讲了儒家哲学：孔子、孟子、荀子、宋明儒者，没出书，只是口讲。
班上同学计有冯友兰、黄文弼、顾颉刚、谷锡五、朱自清、孙本文等，冯、黄、谷、孙均属本系，余者为他系。后来有陈政、罗庸、罗常培等人也来听课学习。但不在哲学系，陈在德文系，还有王昆仑。
民国6年（1917）进北大，民国13年（1924）暑假以后离开。（按：我提问，为什么要离开？）我觉得在讲台上讲不好，不满意这种教学方法，我提出口号：“我愿与青年为友。”与青年有志之士做朋友，在人格上互相影响，所以辞掉讲席，自己办学。为了自己办学，先写一篇《办学意见述略》，在报上发表，引起各方注意。当时山东有位朋友叫王鸿一（山东省议会副议长），他就约我们到山东曹州去办学。他是我过去的朋友。民国10年（1921）暑假在济南开暑期讲习会也是他相约去讲学的。他每次都出席听讲。那时在济南第一中学，借一中大讲堂，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由北大同学罗常培笔记。另一个是德文系的陈政。
（按：我问，在您20岁那年，为什么两次要自杀？）
第一次自杀，思想烦闷。那是20岁时，我们是广西人。广西要送人出洋留学，刚好旅京的广西老乡，一位姓张，一位姓王，回广西任法官。我父亲托他们照料我回广西考试送出洋留学。由京浦路南下，到浦口，过天津时，这两位要做法官的先生，晚上出去逛窑子，我就很腻味。在天津如此，到下关住在大饭店，有许多娼妓出出入入，见客人住处就进来了，你推她出去，她总是与客人纠缠，我很腻味，心里情绪很不好，同行者给我的印象不好，产生自杀念头。这是头一次，留了个字，自己走了。走到哪里？我有同学杨权，号通辅，我到无锡找他，想嘱托他照料身后事，写信往北京家里。这位杨同学发现我不是常态，他就很关心我，陪送我离开无锡回北京。回广西考留学就作罢了。
出家？我家庭先父母，生了兄弟姊妹四人，即：一个哥，两个妹。女的入女子初级师范学堂，等于中学程度。妹有一个很好的同学，叫陈英年。妹妹总是与妈说，要我与陈订婚，母亲愿意。母亲病重，自知道不起，拉我手说：“你妹妹的同学陈英年很好，可以订婚。”我说：“我一辈子不结婚，很早有出家的思想。”母亲说：“你胡说！”父亲在一旁说：“这孩子他倒是有向上的意志，也许是怪癖，你不要勉强。”的确我真想出家，29岁才放弃此念头。
1985年10月21日 星期一
（继上次讲，我问关于第二次自杀事。）
第一次自杀在南京下关，无锡杨权同学，号通辅，送回北京。
无锡与苏州不远，社会风气完全不一样，苏州当时为常、元、吴三个县的名称。吴县、常州、元和三县举苏州，这要明白。朝廷非常重视收钱粮、地丁。江南类乎苏州是财富之区，一地分三县。一个状元陆瑞祥（宰相），有名的称翁同龠禾，不是苏州人，与苏州接近，附带说的。
我放弃到广西的打算，安全回到北京。虽与父意不合，安全回家还是很高兴。记不清楚这第二次，是到西安，或是在此前或是在此后，记不清了。总而言之，还是那时，即20岁，满20岁。我去西安，那时要走京汉路南下，然后转陇海路，往西走，入潼关。当时铁路未修到潼关，修到一个小站，地名叫观音堂。离潼关还有一段路，雇骡车，走得慢。到潼关，再顺着往西安走。走得慢，大有好处，沿途风景、农民生活都可看得到。俗话有泾渭之分，我就经过这地方。沿途风景很好，正好在华山之下，经过华阴县，在华岳庙，车停参观，没来得及上华山。值得一提的是，从潼关起，路修得不错，路旁有柳树，被称为左公柳（左宗棠）。他奉命带兵征新疆，所以从潼关起，路修得好，一直修到甘肃。左宗棠本人没有到新疆，坐镇甘肃兰州。湘军、淮军都不是清廷派下去的军队，而是乡勇，有自发性，他们的动机有两个原因：一个反对洪秀全、杨秀清、上帝教……（跑野马了，我拉回来。）
还是讲到西安。
骡车不是为顾客而是为自己有所图。铜钱，光绪通宝，这是通行的货币，正在改变，对付洪、杨，以一当十，叫当十钱。初步改革通行，第二步还是铜钱（无中间空洞），商人从中取利，用新币换旧币。他们主要是拿旧币换新币，到陕西交换新的铜元。
风景很好，比坐火车大不同，风俗人情都看到了。值得一说的是我记得经过那一个县，夜晚要住店休息。我住上房，出店来望一望，碰见一个法国神父，在中国多年了，说中国话。他问我：“你是头一次来吧？”“是。”“我看你就是头一次来。你所要住的上房不好，我就不住。我住窑洞，窑洞好，冬暖夏凉，我看你是初来的。”听了他的话，我才明白，这外国人确实是老经验家。客店主人问我：“吃什么？”“我喜欢吃面条。”“有。”端了上来，粗得很，年轻人能吃，但没有酱油和醋，只有盐水拌面。“盐水拌面，是否给点油？”他说可用点灯的油。我说不用得好。这说明人民非常贫苦，我没有经验，不如那神父。
七七事变后，我去延安。那时海外回来的都倾向共产党，人很多，国内、海外青年步行往延安。住什么地方？也是住窑洞。每个窑洞很奇怪，这些窑洞好像是山，其实不是石头山，都是土高原……
20岁到西安，因大哥在西安当教员。（我问，到那里做什么？）他介绍我第二个妹妹（谨铭）去教书，西安办女子中学，我大哥在西北大学，当地找女教员，大哥介绍妹妹去教书，需要我送她去西安。就是这一次。
妹妹年纪小，学生年龄大，对她不尊重，看不起她，3个月后辞职，我送她回北京，总时间半年还不够，这是第一次去西安。
我吃素食是从这时开始的。（我问，为什么要从这时开始吃素？）他说过去在父母跟前不好这样做，现在可以自作主张了。不吃动物，直到现在。我一向倾向佛家，最早论文是发表在《东方》杂志的《究元决疑论》。古今中外的百家都批评了，独推崇佛法。大意：人生是苦，什么叫苦呢？求之不得的苦，人人都有欲求，满足高兴，就乐，不得满足，就苦。人们会问：一个人，从生下来后，一生之中，满足时多，或是得不到满足时多？很显然，得满足所求时少，求而不得时则多。要紧的话：苦乐不决定所处环境。你不要看，坐在汽车里是阔人高官，你以为他享福。其实不然，说不定他心里解决不了问题，在那里发愁呢。相反，地下走路散步的人，也许没有问题或困难，自有其乐呢。简单一句话：苦乐不决定环境，苦乐出于每个人的主观。主观又是变化不定的。正在满足时，高兴；不久欲望又向别处去，痛苦了。所以你尽管处境、环境昨天好，但今天又转了新的要求，说不定得不到满足，甚至明显做不到，不能满足。因此，乐是暂时的，苦闷是多的，从而证明人生是苦的。而佛家要求出世，对人生持否定态度。有六个字，说明佛家人生观：启惑、造业、受苦。惑是迷惑。每个人从我出发，我要怎么样……要求是无止境。满足常不如愿，说明苦多于乐，人生是苦，这是佛家人生观。佛家若是出世，只学佛、成佛，超出世间，对人生否定，这是小乘教，不是大乘教。大乘教人站在出世立场而入世，小乘解决自己就完了。大乘是转过来投入世间，要世人破除迷惑（为我），而懂得无我的道理。为了众生，菩萨出世，转而入世间，开导众生，不要错误自作从我出发。菩萨是大乘，出而不出，不出而出……
1985年11月2日 星期六
（请梁老谈谈第二次自杀的事。）
临时去无锡，原计划去广西，这是第一次自杀。
第二次自己好像说不大清楚。胞兄是西北大学教授。西安开办女子中学或师范，总之是女学堂。大妹已出嫁，第二个在家，二人都在京师师范女子初级师范毕业，小学老师。大哥向他们推荐第二个妹妹，名叫谨铭，要我送她去西安。（我说，这已经讲过了。）
我现在说不清了。二次自杀可以说是怨世。出家记得最清楚：18岁时，好像……张恭人我母亲，云南大理府大和县人，病重临终时拉我的手亲切地讲话。讲什么？讲了不仅一次的话，要我订婚，女方就是妹妹的同学，叫陈英年。同学之好友，热心对父母讲，最好要我同陈订婚，母亲谆切对我讲这个事情，可我很早之前（18岁之前），十五六岁，早就怀有着出家为僧之念，所以我就拒绝订婚。我对母亲说，我一辈子不结婚。母说你胡说。父在旁边解围，就说这个孩子他是一个有向上心、有志气的，他总会要走正路的。
要紧的说明这一点，哪一点呢？就是我的出世思想，总是想出家为僧。当时北京琉璃厂，都是书籍，当时叫南纸店，有个叫文林书局的，主持人就是廉源，廉惠清先生夫人，书法有名。有正书局，狄葆贤讲佛学的，又号平等阁主，南京金陵出版的佛书这有很多。近100多年提倡佛学的是杨仁山先生，号叫文会，安徽人，门下四大弟子，都是江西人，我见过三人，最热心的是欧阳渐（号叫竟无），再是李证刚先生，桂伯华先生，黎端甫先生（黎没见过）。桂伯华死在日本，李证刚是以儒家为主，也好佛学，学问很博，专门搞佛学法相宗。法相唯识，这一派在佛学里是唐玄奘传过来的。他留学印度18年，带回许多经书。欧阳先生创办支那内学院，是在金陵刻经处的底子上成立起来的。附带说一下，收容很多爱好佛学的，有的是50岁内外的，有年轻20岁左右的，大家在那里求学，住吃在一处。经济来源，据我所知，叶恭绰每年捐4000元，云南省的当局也捐有钱。因为我在这个学院住过，又去过几次，多者一个月。曾经碰到两个云南人，一个是姓聂，一个姓许。有一次欧阳先生写封信要我带信去见叶恭绰，催交4000元钱，故我知道。凡求学的吃住都在那里，每月经费是各方面的援助。犹太人哈同，夫人是中国人，哈同有一回也支助过的，印了《大藏经》。哈同上海有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