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信社的不可改造性
在目前的金融市场环境下，按照上述方案，农村信用社几乎是不可改造的。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有下列五条理由：
第一，缺乏改革依靠的力量。
在任何改革中都有“改革者”和“被改革者”。当前，那种让各个阶层都皆大欢喜的改革早已完成。容易改的都已经改了，剩下来的都是硬骨头。正如《了望》杂志所指出，“改革的社会基础也在发生变化，已由改革初期各方面普遍受益转变为部分受益，部分受损的‘复杂格局’”。由于过度强调金融体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再加上农信社很强的计划经济特色，农信社中许多人的思维模式天然地排斥变革。人事系统的巨大惯性使得旧体制具有超稳定结构。即使引进一些局部改革，要不了多久，又会回归原状。
在农信社中，尽管许多员工都认识到金融改革对于国家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他们对自身在改革中的前景充满疑虑。由于历史原因，许多农信社缺乏合格的金融人才，冗员甚多，效率很低。改革必然意味着精兵简政，也许超过一半的员工要另谋生路。农信社主任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要执行上级改革政策，又要代表员工的现实利益。当涉及到自己部门的利益时，耳边听到的大多是反对的声音。他们认为在金融改革中很难保留自己原有的收入、行政级别和分配资源的权力，金融改革无异于“过河拆桥”，断了自己的前程。他们习惯于旧的金融体制，也只有依赖旧体制才能取得对未来的保证。如果在改革中遇到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利益冲突，农信社主任很容易站到员工（包括他们自己）的立场上与国家、集体争夺利益，而国家的代表几乎总是缺席。国家利益是软的，小集体利益是硬的，对上级改革指示能拖就拖。
就像医生不能给自己看病一样，由于在农信社中缺乏改革的依靠力量，使得改革没有动力。改革到了自己头上，事情就不那么好办了。正如陈彩虹在“改革悖论”所指出的那样，在金融体制改革中，改革依靠的力量正是改革要弱化或消灭的力量，这样的改革具有逻辑上的不可操作性。这是农信社改革雷声大，雨点小的根本原因。
第二，产权代表主体不明确。
委托-代理关系的设计是现代企业理论的核心。要把一个企业办好，必须严格分离所有者的控制权和代理人的经营权，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靠人治，也许可以兴旺一时，却不能长治久安。如同所有的经济改革一样，金融改革必须由产权主体来设计、组织和推进。可是，许多农信社的产权结构很不清晰，弄不清他们的产权主体究竟是地方政府、某个部门或某些个人。明确这些农信社的产权归属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农村信用社的资产相当复杂，合作金融性质以及长期遗留下来的债务的归属令人头痛。如果没有明确的产权主体，由谁来保障所有者权益？在产权主体不明确的情况下，贸然推进改革必然会造成国有或者集体资产流失。这是农信社改革难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几个小股东并不一定能解决农信社改革的问题，这些股东的权益很可能和国家、集体资产一样受到侵蚀。
第三，内部人控制，信息不对称。
由于金融行业的特点，任何外部单位都很难掌握他们的内部信息。某些农信社的“内部人控制”的问题相当严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某些农信社变成了员工谋求集团利益的独立王国。自上而下的金融改革往往遭遇到农信社内部的抵制，报假帐，说假话，敷衍拖拉，使得制度创新始终停留在文件和口头上。
第四，金融家缺位。
如同国有企业改革一样，如果能够挑选到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并且他能够得到充分的授权，那么即使维持原有的国有体制也同样可以把企业办得有声有色。实践证明，凡是优秀的中小金融机构中都有一个很好的带头人，在他的周围有一个高效率的业务班子。当年在政府号令之下，农信社一轰而起。许多农信社从诞生那天起就先天不足，缺乏合格的业务领导核心，弊病甚多。能不能由上级派几个优秀人才去管理、改造这些农信社？实际上，在过去十几年内一直是这样干的。可是，通过组织部门或上级领导机构指派的人选也许是个合格的官员，却并不一定符合金融家的要求。有些农信社隔几年换个领导班子，越换越糟。这个教训让各级政府头痛不已。也许我们能找到几十个、几百个能够委以重任的金融人才，可是全国三万多家农信社，到什么地方去寻找这么多合格的金融人才？如果没有这样的金融人才，想改造农信社无异于水中捞月。
优秀的金融人才是在竞争中产生的。目前，由于缺乏金融竞争环境，很难培养出金融人才，更难选拔出合格的金融管理人员。自上而下委派农信社负责人具有非常大的盲目性。也许能够凑巧挑中个把人才，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所用非人。这样的教训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比比皆是，在农信社改革中也很难例外。
第五，民间资本进入农信社的成本、效益严重不对称。
大部分农信社早已资不抵债。如果要让这些金融机构回复正常运行，必须注入大量资金，补充自有资本，冲销不良贷款。有人建议通过吸收民间资本，改造农信社。说白了，就是要叫民营企业来填补农信社的窟窿。他们认为，民间资本若要获得银行业的许可证就得支付一些费用，帮助化解部分金融风险。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他们要算笔帐：投入的资金要多少年才能盈利。如果农信社的坏帐不多，那么还好说，可惜，这样的农信社实在太少了。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如果投资某些农信社，按照最好的估计，要13年之后才能盈利。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民间资本进入农信社无异于一个圈套。切莫低估民营企业家的智慧，要骗人家上当，可不那么容易。如果在算清楚帐之后还有人愿意来投资，恐怕问题更为严重。十有八九，投资者根本就没按好心，也许是来给自己企业圈钱的，也许是“黑吃黑”，想捞一把就跑。千万当心，弄得不好，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自从金融监管当局表示欢迎民间资本进入农信社以来，民间资本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症结。
也许只有政府出面负担部分改造成本才能对民间资本具有吸引力。在这里同样面对着非常困难的选择：首先，这笔费用究竟有多高？从哪里出？其次，由于缺乏合格的金融人才，缺乏国有资产产权代表，缺乏形成有效治理结构的机制，即使政府负担了这一部分成本，也未必能够保证改造的成功。投入资金之后，很有可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在农信社改革中，看起来政府和农信社是上下级关系，实际上被改革者要比改革者强大100倍。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手里有张王牌：金融秩序必须保持稳定。农信社拿“稳定”当“人质”，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他们会提出很多要求：农信社资本金不足，应当由政府出资补充。不良贷款应当由政府财政冲销。为了稳定，就不能损伤农信社从业人员的切身利益。其中不仅包括员工收入、待遇还包括管理人员的级别和资源分配权力。倘若国家没有能力给予被改革者适当的补偿，休想裁撤机构和冗员。每次谈判的结果必然是改革者妥协让步。政府也许有能力处理几十个、几百个农信社，但是面对三万多个农信社，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自上而下的改革政策流于空谈，竹篮打水一场空。
之所以我们敢于判断这些政策一定没有好结果，其主要理由就是这些方案依然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框框：自上而下地制订一套措施，改变农村信用社领导归属等等。向上套国家的钱，向下圈民众的钱。似乎有了钱就能解决农信社的问题。在这些“改革”中，政府官员扮演着主导一切的角色。当初创办农村信用社的时候，走的是计划经济道路，现在的改革不知不觉又走上了计划经济道路。如果能够按照计划经济思路来改造农信社，早就应当见效了，哪里还有今天的麻烦？在计划经济时代喊了不少口号，从理论上来看，似乎非常完美，可是在实践中完全行不通。显然，依靠计划经济思路是永远解决不了农村信用社的问题。
计划经济的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把人琢磨透。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要靠谁来执行？如果某个农村信用社主任是金融人才，那么这样的改造是有可能成功的。可惜，比较好的农村信用社在全国也就是几千家。拿那些好的或比较好的农信社来说事，并不解决问题。最终我们还是要面对几万个问题严重的农村信用社。无论是把农村信用社并成县级联社，还是让他们改组成农村商业银行，人还是原来的人，体制还是原来的体制，凭什么就能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修修补补，无济于事。要彻底解决农村信用社的问题就必须彻底抛弃计划经济思路，依靠市场来解决问题。前进一步，海阔天空。
四、两条腿走路，大胆创新
在金融体制改革中，只要能够促进金融机构的效率，完善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改革方法可以不拘一格。能够改造的就改造，不能改造的就新建。
周小川指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一项涉及广泛的系统工程”。从目前农信社改革态势来看，应当两条腿走路。目前全国有几千家较好的农信社，应当抓紧改造，明晰产权，建立健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政企分开，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村镇民营银行。与此同时，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改造其余3万家农信社的条件尚未成熟，难度太大。与其瞎折腾，还不如维持现状。在任何时候加强对这些农信社的金融监管都没有错，该修补的地方必须修补，今后还要抓紧。但是，靠修修补补恐怕走不了多远，解决不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改造”与“新建”并不仅仅是两条途径之争，实质上是要不要在金融改革中制度创新。万万不能停留在小修小补上，忘记了涉及根本的金融制度创新。
开放新的村镇银行提供了一个制度创新的契机。应当在开放村镇银行的过程中尽快建立起金融机构准入、监管和退出各项规章制度，完善金融市场竞争机制，为进一步金融改革创造较好的外部环境。通过新生的村镇银行完善金融人才市场，大量培养合格的金融家，为广大农村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当村镇银行发展到一定时期，拥有足够的资金和人才之后，鼓励他们通过市场竞争来兼并、收购现有的农信社。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新建的村镇银行就一定能够选拔出优秀的金融人才吗？确实，在没有实践之前，谁都没有这样的把握。但是，新建的银行的股本金主要来自于民营企业，产权非常清晰。股东多数是民营企业家，他们必然会竭尽全力来挑选优秀金融人才。由他们来挑选或者从国有银行或农信社中挖人才，要比组织部门本事大得多。倘若他们在人才选择上犯错误，这些错误的代价将由股东来承担，即使有错误也会较快地得到纠正。
有些人列出许多困难、风险给村镇银行设立了许多不必要的约束。其实，天下什么改革没有风险？由于惧怕风险而无所作为才是最大的风险。正如******指出的那样，“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新建村镇银行确有一定程度的风险，但是，只要大胆实践，认真探索，总可以开辟出一条道路来。特别是在试点阶段，开放几十家村镇银行，天塌不下来。这些民营银行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冲击是极为有限的，然而在制度创新上的意义绝对不能低估。最重要的是它清楚地传达了一个信息，旧有的金融垄断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有这样才能动员更广泛的力量投入到金融制度创新中来，开创农村金融改革的新局面。
五、不能死者不得生
为什么金融改革这么难？最大的障碍就是没有退出机制。别说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不能破产，就是小小的农村信用社也不能破产，不能死。为什么？迄今为止我们还不清楚怎么样才能让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平稳地退出市场。
对于草原上的鹿群来说，有几只狼并没有坏处。狼来了，逼得鹿群奔跑，跑得慢的就被狼吃掉了。如果没有这个淘汰过程，鹿群反而会退化。生物界有这个现象，在经济界也是一样。既然是竞争就有胜有负，不能要求所有的企业都火。竞争的失败者不符合市场的要求，应该被淘汰。在餐饮业，有好多饭店开张没多久就被淘汰出局。生意不好就关门，其结果，整个餐饮业越来越红火。如果没有新陈代谢，整个体制就僵化了。毛主席指出：“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前进也有后退。”只能生而不能死，不符合辩证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