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军旗美如画
每当我仰望我们鲜红的“八一”军旗，心中便油然而升一种庄严、神圣而又亲切的感觉。四十多年的军旅生涯有值得我太多值得回味的记忆！
我是1962年7月初穿上军装离开家乡沈阳跨进军营大门的，来到位于吉林东丰的军营不到一个月，就赶上纪念建军35周年的喜庆节日，我们全团官兵严整的队伍聚集在宽大的操场上，在我面前，冉冉升起了那面我心中向往已久的“八一”军旗，这是我穿上军装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以后首次亲见我们的军旗，我激动地连夜写出一首题为《血红的军旗呵》的小诗：“血红的军旗呵，你红得像一支火炬。照亮了斗争的道路，点燃了战士的心灵……”这首诗作为新战士的作品，次年8月1日发表在军区《前进报》的头版上。
“八一”南昌起义是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就知道了的。值得庆幸的是，在我军旅生涯和创作途程中，曾多次来到南昌这座英雄的城市。当我走在宽阔的“八一”大道上，当我仰望那座高大的，顶尖的旗杆是一把步枪造型的“八一”起义纪念塔，当我参观那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的灰色老式建筑、原来的“江西大旅社”、现今的“八一”起义纪念馆时，我有太多太多的感触要迸出心怀！是啊，在如今南昌市中山路现代化的楼群里，这栋简陋、矮小的五层小楼早已不再显眼，但她却是我们这支伟大军队诞生的摇篮，是我们“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也是当今中外众多游客虔诚前往的圣地啊！
有一次我住在南昌，不知哪一个大商家开业竟安排在了晚上，噼噼啪啪持续地放起了爆响的鞭炮，我仿佛听到了数十年前那个8月1日凌晨两点钟在这座城市突然爆响的起义的枪声。枪声里，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坚定从容地指挥了这个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具有历史意义的壮举：向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压在三座大山之下的中国人民有了希望！在我眼前仿佛一直晃动着起义军士兵冒着枪林弹雨穿过硝烟奋勇前进时扎着白毛巾的左臂……起义军仅三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天刚刚亮，红日升起来时，南昌城也飘满了与太阳相映生辉的革命的红旗。六天后，在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从此中国革命掀开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篇章。
军事博物馆首任馆长贾若瑜曾回忆说，关于“八一”起义，据当时暂代《中共党史》教材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一书所提，“八一”起义领导人是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四位，贾若瑜看史料后，觉得这个提法不够准确，他就此问题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曾把这个名单提供给朱老总审阅，朱老总说，我在起义中起的只是辅助作用，应排在叶挺之后，周恩来亲笔写下这几位领导人的姓名和排序：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现在纪念馆中展出的巨幅油画的巨型雕塑都是以此为据。
小时候学会一首歌，歌中唱道：“罗霄山脉的中段，有一座雄伟的高山……”我从南昌来到井冈，来到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队伍同朱德和陈毅率领的“八一”起义的队伍会师的地方；朱德的扁担，红米饭，南瓜汤……我们的军队从这儿开始有自己的根据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今日长缨在手，缚住苍龙只是时间问题。
我两次重走长征路，从江西瑞金出发，走到陕北延安。在这条艰难曲折的路上，在这走向胜利的征途，我明白了我们这支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什么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什么任何困难都不能屈服她，任何敌人都不能打败她的道理，因为她有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和指挥，有广大人民群众衷心的拥护和支持！
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的时候，我应中央电视台之邀，为一部六集专题片《铁军》担任撰稿，这让我感到非常荣幸。这个铁军就是当年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它的前身是孙中山的铁甲车队、叶挺独立团和秋收起义部队的一部分，承担这个任务让我无比激动！我在网上看到一份资料，上面写道：“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之一，是叶挺领导的著名的‘铁军’，现在是济南军区某集团军机械化步兵师。”啊，我在央视多媒体机房观看资料片子的日日夜夜，对“铁军”这支英雄的部队无比的敬佩。它在“八一”起义后，在长征中一直是前卫，强渡乌江，勇夺泸定桥，警卫遵义会议；抗战中参加了平型关大战，血战刘老庄；解放战争中，参加秀水河子战役、四平街保卫战，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它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和平年代，边界作战，九八抗洪，洛河抢险，参加“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他们以铁的信念、铁的纪律、铁的团结、铁的意志、铁的作风，创造了新的辉煌，“铁军”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我军光荣战史。铁流滚滚，铁骨柔情，铁血丹心，铁军雄风……我被深深的感动着，笔端便有了火样的激情。“铁军”的英姿，就是当今我人民军队的缩影啊！
忆起1965年11月我刚刚入伍三年，因热爱写作，并发表一些军旅诗歌，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受到了周恩来、朱德、彭真、贺龙、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这些首长中，有三位竟是领导“八一”起义的元勋！当首长来到我们解放军代表团前面时，我看见周恩来、朱德、贺龙这三位“八一”起义的领导人神采奕奕，都穿着便装，我和同伴们热烈地鼓掌，使劲地呼喊，我们的绿军装，我们的两块红的领章，我们的五角星帽徽，我们的军旗，都是由于他们领导的那个震动中国和世界的起义才有的啊……
军旗，军旗，我们的军旗美如画啊！
又过了几十年，历尽沧桑，我的情感和诗思都经过了岁月的淘洗和沉淀。1993年我应邀为“八一”电视晚会赶写了一首题为《啊，军旗》的歌词。这首歌词由铁源谱曲，由宋祖英演唱，后来又有许多歌手演唱，表达了军旗下的一个战士、一个当兵的人，对我们的军旗，对我们的军队的那种依恋、那种敬仰和无限爱戴的感情：“像朵云飘在梦境里，像团火暖在心坎里，军旗啊，军旗，血染的旗，我们的光荣属于你！ 像朵云飘在梦境里，像团火暖在心坎里，军旗啊军旗，战斗的旗，我们的生命依恋你！ 像朵云飘在梦境里，像团火暖在心坎里，军旗啊军旗，不朽的旗，我们把青春献给你！”
八访东方第一哨
在2010年元旦的前夕，我同沈阳军区文工团副团长、军区电视艺术中心主任、著名演员黄晓娟大校一同乘车去黑龙江边防线，访问著名的“东方第一哨”。黄晓娟是参加中央电视台“明星大拜年”的录制活动，我是看望那里的我特别熟悉的哨所。我向这个边防团年轻的政委曲道成说：“我这可是第八次到‘第一哨’来了呀！””曲政委笑道：“您给我们写了哨歌也是团歌，您是‘东方第一哨’也是我们全团官兵尊贵的客人，就是一年来八次也不多啊！”
黎明时分，车子行驶在苍茫的雪原之上，大地如此沉静，可我的心跳却像擂鼓一般。一次次访问乌苏镇前哨的情景历历在目。距今最后一次访问时间是1998年2月25日，那是我与歌唱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丽蔚，辽宁电视台导演张丹、张毅等人前来拍摄我作词、陈枫作曲的《我把太阳迎进祖国》的音乐电视。哨所战士热情地让我留言，我写了四句诗：“千里迢迢来哨所，精心重拍《太阳》歌。战士赤胆撼天地，愿将此情远扬播。”
11年没来了，“第一哨”变化可太大了！走过一人高的“乌苏镇”那块碑石，迎面的是一扇铜质浮雕墙，浮雕上两个战士警惕地坚守哨位，上有祥云、鸽子、朝日，下有丛林、碧水、炮艇，左上方一行大字是：“我把太阳迎进祖国”。 进了哨所的院门，最显眼的是既像燃烧的火炬，又像飘扬的旗帜，更像挺进的船帆的红色雕碑，上面有胡耀邦题写的金色大字“英雄的东方第一哨”。就在这雕碑后的护坡上，“我把太阳迎进祖国”八个红色的大字被圆圆的白底衬托着格外醒目，走近前看，才发现是水泥塑制的。新建的哨所用上了太阳能，有了许多高科技设备，战士们告诉我，上级领导和地方各界对他们无比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执勤条件发生了质的变化。我就是在这院子里，在凛冽的寒风中，把我精心准备的蕴有我热烈情感的礼物：一张载有蒋大为演唱的《我把太阳迎进祖国》和杨阳演唱的我在这个团小河子哨所获得灵感所写新作（冯玉岭作曲）《肩上的鸽子》两首歌的光盘，赠送给每一个年轻的哨兵战友。
在哨所，在一张张亲切的陌生的脸中我发现了一张熟悉的脸，这就是全团闻名的文艺骨干代允山，他说他听我讲过课，那是在2004年军区举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上。2008年他曾怀抱吉他闯入央视的“星光大道”。这次，我静静听他弹着吉他演唱自己作词、作曲的《和谐军营我的家》，韵味是那么清淳！
1996年3月，我在哨所与曾任哨长的连队副指导员孙远征相识，他来信说希望在他的婚礼上用《我把太阳迎进祖国》这首歌作婚礼进行曲。接到他的信之后，我立即到辽宁电视台复制了一盘音乐电视带寄给他。我觉得有我们的官兵把这首歌作自己的婚礼进行曲，比我获得一个什么大奖还令我高兴。现任哨长刘淇参加过国庆60年大阅兵，他告诉我：曾在第一哨任哨长的李军2000年7月竟在哨所举办了意义非凡的婚礼。战士们列队鼓掌把新娘子顾立伟迎进哨所。太阳升起的时刻，新郎和新娘与哨兵们一起举行升国旗仪式，一对新人军装与红裙相映，向国旗敬礼，向太阳鞠躬，共唱《我把太阳迎进祖国》，表达了情系边关、忠于祖国的崇高情怀。
边防团团长贾伦告诉我说：咱们第一哨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外开放，每年都有众多宾客前来参观访问，有自驾车来的，有骑自行车来的，有打的来的，也有结伴远途跋涉而来。2008年10月，上海宝钢一位女总裁带领两位女随员在分区曹汉东副司令员的陪同下来到第一哨，吃饭的时候，在第一哨当过哨长的团后勤处长尚奎峰为客人演唱了《我把太阳迎进祖国》，竟把具有钢铁般坚硬性格的女总裁和两位女随员全唱哭了！“第一哨”名气大，连天安门国旗班的班长也慕名前来与第一哨的哨兵联手在乌苏镇共升国旗。这儿，夏天热热闹闹，到了冬天却冷冷清清，游客异常稀少。可是官兵们的友情就像火一样让人感到温暖。曾荣幸担当奥运会火炬手的现任连长陈国良也曾是第一哨的哨长。春节到了，他携着赫哲族妻子冯雪、女儿睿晗来到哨所与战士们一块包饺子；端午节到了，冯雪把自己包好煮好的热腾腾的粽子送到哨兵们的手上，大家说：“这粽子，不蘸糖也甜啊！”
政委曲道成说他当兵时在装甲部队，但同样也学会了唱《我把太阳迎进祖国》这首歌。他到这个团上任政治处主任的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儿，他来到第一哨过除夕，硬是把哨塔上执勤战士换下来去看春节大联欢的电视晚会，他说他在第一哨站了一班夜岗，心里的感受那绝对自豪。
我发现这儿官兵手机响的时候，都是《我把太阳迎进祖国》这首歌。曲政委让我听他的手机彩铃，也是一样的。他说，今年刚刚离队的200多名老兵，人人手机彩铃都是这个曲子。他们团“东极之光”业余电声小乐队做了钢琴版、吉他版几种不同版本的哨歌、团歌曲子，哪一种都好听啊。这是全哨乃至全团官兵齐心合力的标志，也是心心相连的一种无形的渠道。我多么想和他们共同着脉搏的跳动，让我的手机也早一天换上这支豪迈的曲子呀！
在我恋恋不舍要离开哨所的时候，哨所亲爱的战友们展开了大红留言簿，我又写下了四句诗：“东方第一哨，战士第一俏。英雄守国门，江山万年牢！”
60年代军营的节俭风
我是20世纪60年代在连队入党的。在我1965年12月23日的日记里记载着：“副指导员刘占国同志告诉我，组织上批准我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了！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生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我一个人是渺小的，正如一滴水、一粒砂。在大海里，在高山上，只是几百万分之一，因为有大海，才有滴水永恒的生命；因为有高山，才有粒砂的崇高威望”。
60年代是艰苦的年代。因为国家连续3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吃不饱肚子。毛主席都宣布不吃肉了。部队官兵与老百姓一样每顿饭定量是不够吃的。我入伍初期，每当排队打饭时，我的班长都盛满一小碗饭，别人有的少盛，然后很快吃完能再盛一次，班长却不再盛了。
艰苦的岁月盛行的是勤劳节俭之风。我们在吉林永吉的大山里进行国防施工，打山洞，烧水、做饭都是用自己打的柴禾。打柴得利用工余时间，一般是在起床号吹响前就把柴禾背回来了。当我把打完的柴禾捆好上肩往回扛时，感到肩头如负大山，步步如拖巨石，但能得到连队给的“双红圈”表扬，心里觉得很美。我们还顶风冒雨上山割柳条子，回来编筐，解决一部分施工工具的问题，为国家节省开支。为了改善伙食，我们还开垦一片荒地，种上了应时的蔬菜。那几年每年发放军装、交旧领新的时候，许多同志都学雷锋、好八连，把刚领的新军衣、新军鞋上交了。我也把新领的一双胶鞋上交了。
我是连队的板报委员，那时写板报不像现在电脑制作彩塑，那时用白粉笔和色粉笔。连队经费有限，供不足每期出板报用的粉笔。我悄悄把自己给报纸写稿得到的稿费用来买粉笔，保证按期出板报。那时候稿费虽很微薄，却也挺能办事的，我还用稿费购买了一些图书，丰富了连队的小图书室藏书。
记得我们班有一位叫马本惜的老同志，他是河南人，从农村入伍，腰有点驼。他手把手地教我种菜、打石等各种实际应用的学问。他烟瘾很大。那时候上面根据烟民自己报名发烟票。我不吸烟，他却把我的名字也报上了。这样多一份烟票，他可以多抽一包两包烟。可是，烟仍是远远不够抽的，他就把干茄子秧儿碾碎，用白纸卷起来抽。我问他这茄叶有烟叶味吗？他笑笑说，对付就是对付嘛，若不怎么说是对付呢！
那个困难的时日，人嘴都馋，可是乱花钱用到吃上就是毛病。我当班长时，班里有一个战士小柴，星期天上街下馆子让连长看见，狠撸了他一顿。他在班务会上做了深刻检查，他说：我吃了这顿粘糕，还想着下顿饺子，就没想到自己家在农村，还不富裕，下顿馆子几块钱，够家里一年的火柴钱了，而且养成大手大脚花钱的臭毛病，想吃吃喝喝多了，必然想学习和工作少了，还怎么进步呢？
雷锋有句名言：“在工作上，向积极性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向标准低的同志看齐。”这话，成为那个时期战友们普遍认可和追求的方向。在工作上，能讲究的要讲究，眼盯着特厉害的标兵，学他；生活上能将就的就将就，吃穿住条件好歹无其所谓，不必计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