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样的白羽
把脑袋想疼了想出这样一个标题。是的，写刘白羽，应该用“海”这样的字眼儿。刘白羽有海一样宏阔的经历，有海一样广博的知识，有海一样宽大的胸怀，有海一样汹涌的激情。
记得最早见到刘白羽是在我出席的1965年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而真正近距离地接触他，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结束了十年内乱，刘白羽重返军队文化领导岗位，任总政文化部部长，1978年他到沈阳来召开沈阳和北京两大军区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时任军区文艺科干事的我，为会议做服务工作，同时担当记录和整理白羽部长讲话的任务，会后还与他去了大连。1984年，白羽和李瑛组织部队24位作家赴老山前线采访，我参加了这个对于我十分重要的活动。在行动开始和结束时，白羽都到了前线，他对我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南线诗笺》组诗给予充分肯定。1986年我参加总政组织的“长征笔会”，重走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路，写出了诗集《沉马》，白羽在百忙中读了这本诗集，并写了篇评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1991年，他摔了很重的一跤，治疗一段时间后，医生建议他到外地走走，他选择了东北，这是他在三年解放战争中驰骋的地方。他曾在沈阳解放的前夜顶着枪炮声随部队进入这座城市，又在沈阳解放后最早写出新华社发全国通稿的、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称赞的通讯《光明照耀着沈阳》。这一次，他旧地重游，倍受东北党政军民欢迎，军区司令员、政委，三省的省委书记都亲切地会见了他。我有幸陪同他在东北大地上走了两个月，每日与之交谈，所获甚丰。
白羽生于商贾之家，小时当过学徒，在孙殿英部队当兵当参谋，赴延安后，毛主席亲自安排他陪一个叫卡尔逊的美国人完成华北之行；1942年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4年调重庆《新华日报》任副刊部主任；解放战争一开始，周恩来副主席便亲自交待任务派他到东北，以新华社特派记者身份参加了辽沈、平津、渡江等重大战役；1950年任总政文化部长，这期间两次赴朝鲜战场；1954年调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代理书记，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人民文学》主编……
开始我对白羽东北之行随身携带了大小十来个旅行兜，而且兜里主要装的是书并不很理解，又不是到青岛或大连疗养，这种旅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能有时间读这样多的书吗？他带的书中有《希腊罗马神话一百篇》、《川端康成小说百篇》、巴金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等几十部中外名著。后来我发现，每天晚上，白羽都在自己的房间里静静读书读到深夜。他对我说：“我从接受新文学到现在，可以说没有停止过读书。书摆在桌子上，没这个氛围，不能生活。”白羽是一位书卷气极重的作家兼文化领域领导者。他的阅读精通古今中外，这可不是一句虚词。他与那些专事研究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专家们探讨有争议的作家和作品，讨论到很冷僻的角落，他的见解能让这方面的专家们为之一震。白羽曾赠我一部六卷本的《刘白羽编选手抄唐诗风貌》，这是一套线装书，选唐诗千余首，除目录外，全书为白羽工整的手书。少年时代他曾大量“吞咽”唐诗宋词，根基深厚。他觉得《全唐诗》四万八千多首，量过于大，作家们看不过来；《唐诗三百首》作为群众读物可以，给作家们看又稍显单薄。他想了个折衷办法，1962年借养病之机，每日伏案挑选，用毛笔写于宣纸，编了这本印数极少的《唐诗风貌》。在陪他东北之行的日子里，常见他为当地领导和文友写条幅，铺上宣纸，笔蘸浓墨，全是唐诗宋词中的名作或佳句，成竹在胸，一气挥成，身边没有任何可参看的字纸。我想，那些精美的句子早已溶入他血液之中了吧！
在了解了白羽的经历和学识之后，你对他写出选入中学和大学语文课本的《日出》、《长江三日》这样的散文，写出《第二个太阳》这样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写出文字优美精湛的记朱德将军生平的长篇传记文学《大海》以及记述自己大半生见闻的《心灵的历程》，丝毫不会感到意外。
白羽在他生命最后时刻写下遗嘱，将自己的手稿、书及个人保存的各种艺术品、字、画计一千五百件全部捐给国家，无一保留。其中有郭沫若、傅抱石、黄宾虹、吴作人、关山月赖少其、吴大徵、吴昌硕、古元等人的价值难估的作品，有明清陶瓷，其中有1978年我陪他在大连文物店购买的一个埃及的和一个阿拉伯的花瓶。这难道仅仅是一笔巨大的物质财富？它见证的正是一个共产党人大海一样宽广、无私的胸襟啊！
我铭记着白羽诗一般的句子：“我觉察到我的人生的河流在慢慢地、慢慢地流入大海。”“人，不会永生，但他流入大海的信仰是永恒的。”
机敏的丁玲
在我的写字台前，有一排文坛前辈题写的条幅，其中就有丁玲给我写的那幅“水滴石穿”。想起20多年前的往事，丁玲的音容，丁玲的言谈，丁玲的慈爱，丁玲的机敏，历历在目。
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让我在1985年1月的一天，走进了丁玲位于北京木樨地的宽敞的住宅。由于丁玲热心关怀一位自学成才的战士张文龙，这个战士是我们沈阳军区的，军区首长决定春节前夕，派我及张文龙所在单位一位组织科长赴京表达感激之意。当时我们送的礼物是军区书法家朱寿友的篆书“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军区画家李秉刚的油画《苏醒》，军区作家们创作出版的文学作品，一点东北土特产，两件军用棉大衣，一封由时任文化部长朱亚南起草的感谢信。
我们是在时任总政文化部干事陆文虎的陪同下走进丁玲家门的。当时的丁玲已是八十高龄，她和老伴陈明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看上去，丁玲明显有些老态，她穿着布裤、布鞋、棉背心，戴一副茶色眼镜，我以为是老花镜，她告诉我这说是遮光用的，她患有白内瘴。
满壁的字画、油画，屋角有一尊充满朝气的青春丁玲的头像雕塑，那是丁玲非常喜欢的女雕塑家张得蒂的作品。会客厅里洋溢着温暖、清新、宁静的气息。丁玲手里握着我带来的几本军区作家的书，与我关切地漫谈着。
我们自然地谈到当时在全国脍炙人口的李存葆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丁玲说：“别人读这个小说都流泪，我可是没有哭。我已经没有眼泪了。看电影我哭了三次，读小说我没哭，但不一定说电影比小说好。我觉得小说更感人。看《祝福》你会哭吗？不会。但祥林嫂的印象永远存在，旧中国妇女就是那个样子。哭，不是衡量文艺作品质量高低的唯一标准。”丁玲说有一个当过兵的青年作家表示对《花环》不“感冒”，即不感兴趣，他认为不就是写了“贵夫人”走后门不叫儿子上前线一点点部队问题吗？认为并没说更多的“真话”。丁玲很感慨地对我说：“作家不是抒发自己个人怨恨的，要替人民讲话。真话也不一定是真理。自由不能没有边。打排球，踢足球，那么大的球场，也在四条线里。”她谈到对有些青年作家不要乱捧，她说：“气球老是吹，会越来越大，大到一定程度就会破裂。”
说到“代沟”，丁玲明确表示她不赞成这个提法。她说：“仅从年龄上分是不合适的。小平同志80多岁了，思想很年轻嘛！”我感到“代沟”不能成立，但老同志与年轻同志之间接触不多，相互缺乏了解，容易造成陌生感和隔阂，相互之间应该加强联系，彼此增加了解。于是我说：“老同志应该多到青年人中间去。”“不对！”丁玲的反应极快，非常机敏，她说：“无论老同志还是年轻同志，都应该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力量的活源在那里。”她说得那样肯定、那样有力、那样果断，令我暗暗惊服。接着她说：“有的老一点的同志迟钝了，保守一点。第一要服老，很多地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写东西有迟钝的感觉；多到群众中去，去了感觉就不一样了。我写《一代天骄》写20几岁的工人，就接触不少人，吸收不少新东西。我不赞成20几岁就当专业作家，生活的经历太少了。魏巍在老区有生活积累，他写篇散文也比别人写得好。年轻作家中，有的基本功不够，甚至语法不通。”她不主张老年人到年轻人中间去或年轻人到老年人中间去，她主张都到人民群众中间去，那里会溶汇掉“代沟”二字。丁玲与我谈到1982年的一篇获奖小说就存在语法不通等一些毛病。接着，丁玲谈到获奖与不获奖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公正。她举了一篇落选的短篇小说《心祭》，表示遗憾。她说：“这篇小说写了一位守寡的母亲要再嫁，‘有身份’的儿女们感到给他们丢脸，母亲一直到死没有再嫁。写封建主义的东西细微的存在，非常深刻，非常动人。看了，引起许多思考，忘不了。”我读过这篇小说，她的话引起了我的共鸣。
我们沈阳军区因在3月份要召开“两用人才”经验交流大会，有关领导嘱我代表军区邀请丁玲夫妇出席。丁玲因身体欠佳，不能前往沈阳赴会，让我转达她对军区首长邀请的美意的感谢。我试探地说：“那就写几个字吧！”没有料到她欣然应允。她为军区的大会写了“人才可贵”四个大字，顺手多写了一条：“水滴石穿”，还专写了一句“世宗同志留念”。
“水滴石穿”这个成语，在字面儿上是最容易解释了，但做起来，却又是最难、最难的，需要持久的恒心和不懈的韧劲。我把它挂在我的写字间，就是想着我每天的“水滴”都要落在我选定的那个目标“石”上。
灼人的克家
清明时节，怀念已逝的克家，从书橱里找出《臧克家全集》第11卷，静静地捧读。这厚达800多页的大书，收入了克家从1932年到2001年间写的书信718封。从党和国家领袖到平民百姓，从著名的教授学者到中小学生，从文坛巨挚到文学习作者，克家结交面如此广博，感情如此深挚，读这些信件，我感受到一颗火热灼烫的心。克家曾这样写：“我，一团火。灼人，也将自焚。”“你会觉得心的太阳/到处向你照耀/当你用自己的心/去温暖别人。”
诗人徐迟曾说：“克家待人，热情洋溢，尤为罕见，人间少有。”这许是所有接触过克家的人共同的感受吧。在我与克家20几年的交往中，这种印象极为强烈、深刻，挥之不去。
就说题字吧。我的诗集《雕像》要出版时，请克家题了书名，没有料到出版社把这题字弄丢了。如果不与克家说，书印出来，不是克家题写的，为什么请人家题了字又不用，我无法交待；与克家说吧，真很难以开口。我想来想去在克家面前还是说了实情，克家说这没有什么，当即重新给写了几条，供挑选着用。我的那本《当代诗人剪影》开始想用的书名叫《诗人印象》，已请克家题写了，可是最后确定的书名改变了，我向克家报告后，他非常热情地告诉我，后来确定的书名好，重新给写了一幅。我陆续发表了一些诗评论的文章，主要以书信的方式写的，那一年我把它们收集到一块，解放军出版社要出版，克家先后给题写了《诗园探幽》和《关于诗的书简》两条，供我选用。2002年克家以97岁高龄为关于我和我作品评介的一本《胡世宗及其创作》题写了书名；我编选的那本厚厚的《新诗绝句》，还是请克家题写书名时，斟酌来、斟酌去，他帮助我确定的呢！
大约二十年前，克家为我题写了一个条幅，他来信告诉我寄出几天了。我几乎每天都到收发室询问，有一封“北京晨光街10号”寄来的信，到了没有？很长时间里都没有这封信的消息。我写信报告给克家，没有想到克家重新给我写了一幅很快就寄了来。这幅字写的是：“知面知心友谊厚/能诗能文热情高/为世宗诗友题句/臧克家/乙丑冬日时年八十”。我视为珍宝。克家在信里告诉我，他前一封信写的地址是“沈阳辽宁省军区”，啊，怪不得我没有收到呢，原来地址写错了。我立即给辽宁省军区熟识的朋友打电话，他们很认真地帮助查找，竟意外地找到了这封在收发室存放了很久没有送出的信。这样，我就意外地得到了克家为我题写的字句完全相同、但也有小小差异的两个条幅。
在《臧克家全集》书信卷中，胡姓收信人有5位，致胡絜青3封，致胡乔木1封，致胡绳3封，致胡世宗4封，致胡耀邦1封。尚有大量书信未收入其中。今天我重读克家给我的这些未公布的信，仍感到无比感动。克家是感情灼人的人，他从不隐晦自己对诗的观点，比如，他看到《解放军报》上发表了我与魏巍谈诗的通信，很快来信写道：“拜读了魏巍你们二位谈诗的文章，一字不漏，读得甚为认真。认为，你二位对诗的看法，完全对，发自真知。我是你们的诗友，也是战友。人格，性格，诗格，息息相通。……纪宇同志昨天来访，长谈了诗坛情况，感慨甚多。他的近作得到读者热烈欢迎（特别是青年），几个月来收到从全国各地的信一万多封，捆在一起一个人拿不动！可是有些同志却认为‘不深刻’！现在不少同志对所谓‘深刻’，似乎理解得有点不够正确。认为，字句一眼看不透，为深。认为，意思凝炼是深；后者有道理，但也不全面。其中题材问题，个人感受问题……前者的看法，似是而非。潮流所趋，也似是受到‘现代派’一点影响；诗坛情况大致如此。我觉得深浅不能只看外表，现在有些新诗，令人看懂的少而看不懂、或似懂非懂的多，读新诗比读古诗更难，因此，遭到非议，为群众所不喜爱。可是，有的诗人，有的诗论家，却以此为是。这么说，古代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句老媪能懂的白居易……这些大诗人的作品，不是太浅显了吗？想到这些，我心里就不好过。多少年来，我写过不少文章，谈这些问题，一片好心，但引起一些同志的不快。因为，说了白费力，近来我多谈古不谈今了。纪宇同志的‘浅’，‘浅’的近时代，近人民，近读者，那些‘深’的诗，真正受到群众欣赏未必多。”
1988年9月，《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军内外报纸报道了军队一批作家被授以军衔的消息，克家在当天写来一封祝贺的信：“世宗：好久没见面，也没通信了，但心中是在怀念着的！我，太忙，终天劳累不堪。今天见报，你荣获上校军衔，极为高兴，写信向你祝贺！这几年，你跑路远，写作多，我甚感欣慰！我及全家均甚好，勿念……克家88，9，18日”
多年来，我向克家学诗，更向他学做人。一个诗人，如果胸膛里没有火，仅是一汪水，甚至是一块冰，无论如何是不会写出好诗来的！
磁性的贺敬之
一个人在一生中总是有一位或多位特别崇敬的人，这个人会像航标引领江上夜行的船只一样引领着你向前走，会像磁石吸铁一样叫你心甘情愿地倾向着他。对于我，贺敬之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学生时代一个抄诗的本子上，抄有印度诗人泰戈尔、保加利亚诗人保泰夫、冰心、闻一多、冯至、郭小川等人的诗，抄得最多的是贺敬之的诗，而且都是我背诵过的，如《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歌》、《欢呼红色宇宙火箭》、《我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