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时期（1939～1948）标志着奥登世界观的重大转变。1939年他和衣修午德一同前往美国定居，1940年以后皈依基督教。诗集《另一次》（1940）和长诗《新年书信》（1941）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他的思想向右转的过程。他皈依基督教以后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态度反映在三首长诗中：《海与镜》（1944）、《暂时》（1945）与《忧虑的时代》（1948），后者曾获得1948年普利策诗歌奖。
第四个时期（1948～1973）。在美国定居以后，奥登曾在许多美国大学任教，后一度被选为牛津大学诗学教授（1956～1960）。晚期的诗歌创作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也反映出他对日益堕落的西方文明和日趋严重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所感到的悲观失望。这个时期的主要诗作有：《阿基琉斯的盾牌》（1955）、《向克莱奥女神致敬》（1960）、《在屋内》（1965）、《无墙的城市》（1969）与《致教子书》（1972）。遗著《谢谢你，雾》于1974年出版。
奥登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诗人。他不但能写严肃诗，而且擅长轻松诗或打油诗，诗体更是多种多样。他被认为是继叶芝和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国诗人，1953年获得博林根诗歌奖，1956年获得全国图书奖，1967年获得全国文学勋章。
奥登也是出色的文学评论家，他反复探索的主题是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主要评论集有《染匠的手》（1963）与《第二位的世界》（1968）。此外，他还和诗人麦克尼斯合写过《冰岛书简》（1937），和美国诗人切斯特·考尔曼合写过几出歌剧的歌词。
奥登晚年整理并修订了自己的诗作，按时间次序编排，分两册出版《短诗结集1927～1957》（1966）与《长诗结集》（1968）。晚年常在纽约和奥地利乡居。1973年患急病死于维也纳，生前所居乡村即改以他的名字命名。
雅里·阿尔弗德雷
（1873～1907）法国诗人。1873年9月8日诞生于拉瓦尔城，1907年11月1日逝世于巴黎。父亲开帆布厂，小有资产，后因经营不善，重操旧业当跑街。母亲为推事的女儿，有点怪癖，喜欢女扮男装。雅里在故乡上中小学。他不以学习为意，却成绩优异，文理各科俱佳，13岁时开始写诗，还把集子定名为《个体发生》，供他年出版之用！
15岁随母亲去雷恩上中学。雷恩中学高年级有位物理教员，被认为“滑天下之大稽”。成为调皮学生口头创作中的可笑角色。1885年，也即雅里进该校前三年，有个学生编了《波兰人》一剧，把这位教员当波兰王的奇谈演述一番。雅里进校后，据所见手抄本，把《波兰人》改编成木偶戏，于1888年12月在同学家排演。这就是雅里的代表作《于布王》的渊源。
雅里中学会考成绩优异，考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却不料连续三年（1891～1893）都名落孙山。他从此也就怠慢了学业。开始与友人漫游在巴黎大街小巷之间。1892年起接近文坛：1893年开始发表作品；1894年出版《赛查·盎特基督》和《可纪念的沙粒之原本》。1895年，父母去世，留下一笔遗产，他在巴黎过起时髦文人的写意生活。有关他的轶闻不少。可以看出，雅里蔑视社会成法，好做出人意料的事。
1896年6月《于布王》出版，12月10日首次公演，引起轰动，但毁誉不一。颟顸的胖于布是龙骑兵尉官，成了国王亲信，整天乐颠颠的。这点地位，才不在他老婆眼里；她觊觎王位，示意“彼可取而代也”。某次阅兵时，于布乱中取事，废黜国君。大胖子一登基，就耀武扬威，干出许多荒谬绝伦的事。手段之残暴，连他老婆看了都吃惊。后来前太子借助外国兵力卷土重来，于布夫妻靠胆气才逃得一命。临末，于布说了一句不得要领的话：“假如没有波兰，当然就没有波兰人。”于布是个可憎又可笑的人物，集愚蠢、怯懦、粗暴于一身，可谓荒诞派的鼻祖。
《于布王》的成功，实为雅里始料所不及。他相继写出《于布戴了绿头巾》（1989），《于布被囚执》（1900），《于布老头年历》（1901）和《于布站在土堆上》（1906）。于布这个形象创造得如此成功，以致雅里后来在生活中有意无意间仿效起自己笔下的人物来。
1895至1903年间，雅里物质生活比较安定，写出一生中的重要作品：《爱的拜访》（1898），《形而上学者浮士特劳尔博士的行止与高见》（1898），《绝对的爱》（1899），《梅莎琳》（1901）和《超雄性》（1903）。他的作品，除《梅莎琳》略有收入外，其余均无进帐。但父母的遗赀有限，他又常有些想入非非的花费，手中渐渐告乏。1903年4月，他为之长期撰稿的《白色杂志》停刊，连卖文为生都不可得，雅里便以酒当饭，结果大伤元气。1906年5月病重，自以为将不久于人世，写了许多长信与友人告别。28日做了临终法事，亲自拟了一份讣告，给自己洋洋洒洒加上好多贵族头衔，学术头衔，甚至军衔，把尘世所没享到的荣华富贵，称心如意满足一次。理料完后事，他倒大难不死，但健康和经济情况却每况愈下。1907年7月回故乡拉瓦尔姊姊家躲了一阵子债，10月份返回巴黎就卧床不起，弥留时忽然索要牙签剔牙，死得很悠闲，临终还不忘幽默！
恰夫恰瓦泽·伊里亚·格利戈里耶维奇
（1837～1907）格鲁吉亚作家、社会活动家。1837年11月8日生于格鲁吉亚东北部山区克瓦列利村，1907年9月12日卒于梯比利斯至萨古拉莫途中。
他出生在一个乡间贵族家庭。和山区平民子女们一起度过童年。10岁时到格鲁吉亚首府梯比利斯，在那里读了两年私塾，又上了中学。1857年前往俄罗斯，进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学习。在学期间，受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产生对现存制度的不满，同时开始文学创作。他的早期抒情诗《攻克瓦列利群山》（1857）等主要歌颂家乡奇特美妙的大自然风光，同时表现出诗人的公民性激情和忧国忧民的思想。著名长诗《梦幻》（1859）、《一个强盗生活的几个片段》（1860）和中篇小说《乞丐的故事》（1859～1862）等。在广泛描绘格鲁吉亚社会生活的基础上，着力揭示封建宗法制度的分化瓦解，反映农奴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无权地位和辛酸境遇，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和人道主义精神。
1861年，恰夫恰瓦泽因参加反对学校不合理规章制度的罢课，被责令退学。同年他回到格鲁吉亚，从此除后来一度重返彼得堡执行公务外，大部分时间定居梯比利斯，积极投身社会政治活动。1864年格重吉亚废除农奴制时，他被选举为调解贵族地主和农民间关系的委员，后来又长期担任全格鲁吉亚普及文化机构的主席。1877至1902年，他负责主编《伊韦里亚报》（伊韦里亚系格鲁吉亚的古代名称），1879年兼任格鲁吉亚戏剧委员会主席。1906年起，他担任国务咨询委员，在咨询委员会内比较接近主要由进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组成的“学院派”。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恰夫恰瓦泽始终站在进步力量一边，尽可能捍卫人民的利益，反对农奴制压迫和沙皇政府的专制统治。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格鲁吉亚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代表之一。
恰夫恰瓦泽在文学上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认为文艺是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重要手段，说“诗人要永远为人民服务”。作家自60年代以后的许多诗歌和小说作品，都生动地表现了他积极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美学立场。他这一时期的中篇小说《他是个人吗？》（1859～1863），对贵族地主的腐朽生活作了辛辣的讽刺，表现了封建农奴制度的必然灭亡。1872年，他发表了一组关于巴黎公社的诗。他们长篇叙事诗《隐居者》（1883）采用民间创作的形式和情节，指出人的使命在于为社会进步而努力，不应该离群索居，逃避现实是最没有意义的。在1887年完成的中篇小说《羊群寡妇》里，他还对农奴制废除后格鲁吉亚社会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作了生动的揭示。他是当时格鲁吉亚文坛上革命民主主义的主将之一。
恰夫恰瓦泽激进的社会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对格鲁吉亚民族民主意识的增长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招来了沙俄统治集团的忌恨。20世纪以来，他一直处于反动宪警的秘密监视之下；1907年初秋在从梯比利斯回萨古拉莫故居途中被沙皇当局雇用的凶手暗杀身亡，他的遗体被运回梯比利斯，安葬在格鲁古亚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文学艺术家公墓。
日哈·博胡米尔
（1907～？）捷克作家。1907年2月22日生于塔波尔城附近的维谢蒂宋。12岁随父迁至切斯拉夫。1925年毕业于切斯拉夫的师资培训所。在农村辗转各地教书。解放后曾任教育部在农村中的督学。1952至1956年任全国作协书记，现为捷作协常务理事。1956年起任国立儿童文学出版社社长、大型儿童文学刊物《金色的五月》的主编，后为《文学月刊》的编委。1967年后，主要从事文学创作。他曾漫游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也到过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由于他对捷克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他于1967年获功勋艺术家称号，1975年获人民艺术家称号，1977年获共和国劳动勋章，1981年获哥特瓦尔德国家奖。
早在1937年日哈就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随笔和短篇小说。他的创作可以分为儿童文学、乡村文学和历史文学三大类，首先是儿童文学。他为青少年，特别是幼年读者撰写童话、神话、长、中、短篇小说近15部。他也写散文小品、百科知识读物和教科书。最主要的作品有《洪齐克的旅行》（1954，被改编成电影，至今已再版15次）。《粗野的小马驹——林》（1966）以及《维特克又回家来了》（1974）等。他的这些作品主题新颖、鲜明，题材多样化，文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很受捷克小读者的欢迎。为表彰日哈对世界儿童文学所作出的贡献，国际青少年书籍协会授予他1980年度安徒生文学奖。
日哈的乡村文学作品主要有《地面敞开了》（1950）、《两个春天》（1952）以及1955、1958年发表的小说《老乡》上下两部等。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丰富多彩的捷克农村生活以及不同类型的农村人物形象，描绘了他们的感情和思想观点的变化过程以及对待合作化运动的态度。评论界认为他的《两个春天》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痕迹。但再版时，作者已作了重要的删改。他在1373年发表了一部艺术性较强的小说《麦卢津大夫》，描绘一个野心勃勃的布拉格医生，终于在乡村找到了克服个人精神危机的支柱。
70年代里，当他的历史小说三部曲出版后，人们投以惊异的目光。这三部曲即《跪在我的面前》（1971）、《等候国王》（1977）和《仅仅剩下了一把剑》（1979），它通过捷克历史上波杰布拉迪王朝一位年轻的骑士——马列克同另一个与自己门第极不相当的女子之间的爱情故事，描绘了一代人为统一捷克王国、为与其他各国和平共处所作的努力，歌颂坚毅、勇敢、忠贞等人类所有的传统道德精神。
纳拉扬·拉希普兰·克利希那斯瓦米
（1907～？）印度英语小说家。1907年生于马德拉斯。
他出生在一个婆罗门家庭，父亲是中学校长。1930年毕业于迈索尔的摩诃拉贾学院。他在学生时代就爱好文学。大学毕业后，曾从事文书、教学和新闻工作，均不合自己志趣。后来，他决定以文学写作为生。
1935年，纳拉扬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斯瓦米和伙伴》。这部小说以幽默的笔触描写少年斯瓦米及其伙伴的学校和课外生活，故事背景是一个虚构的南印度小镇——摩尔古迪镇。此后，纳拉扬发表的一系列长篇小说都以这个小镇为故事背景，可以统称为“摩尔古迪小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南印度小镇，现代的科学文化正在逐渐输入，但传统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仍很顽强。这里既保留着古老社会的纯朴，也呈现出当代社会的复杂。
纳拉扬在印度独立前创作的长篇小说，除了《斯瓦米和伙伴》外，还有《文学士》（1937）、《暗室》（1938）和《英语教师》（1945）。《文学士》通过一个大学毕业生的爱情和婚姻遭遇，反映自由开明的新思想和迷信落后的旧传统的冲突，结果稚嫩的新思想屈服于顽固的旧传统。《暗室》描写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反映印度妇女根深蒂固的屈辱地位以及她们起而抗争的初步尝试。《英语教师》是一部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的小说。1939年，纳拉扬中年丧妻，在极度的精神悲痛中，几乎失去生活和写作的兴趣。几年后，他创作了这部小说。主人公克利希那是一位大学英语教师，他在爱妻亡故后，在精神上保持与亡妻的紧密联系，继续感受到亡妻的帮助和启示，由此得以摆脱身心的孤寂和痛苦，并加深了对生与死的理解。纳拉扬的小说创作在印度独立后进入成熟期。他的前期小说创作较多地囿于个人生活经验，而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注意拓展生活视野，调动和发挥艺术想象，主要作品有：《桑波特先生》（1949）、《金融专家》（1952）、《等待圣雄》（1955）、《向导》（1958）、《摩尔古迪镇的食人者》（1962）、《糖果商》（1967）和《招牌画工》（1976）等。
《金融专家》描写金钱对世道人心的毒化。主人公摩尔格耶疯狂追逐金钱。他通过发行一部色情书籍发了大财，成为一个银行家。但最后，这位有名的银行家却经不住一个谣言的打击，顷刻之间彻底破产。他在金钱欲的驱使下，在人生的道路上转了个圈，又返回原地。
《向导》描写旅游向导拉朱勾引他人妻子，追逐奢侈腐化的生活，最后犯罪入狱。出狱后，他来到乡间一座破庙，被村民误认为是圣人。他也就将计就计，接受村民供养。不久，天逢大旱，村民要求他举行绝食祈雨仪式。他出于无奈，只得应承，结果在第12天气断命绝。这部小说获得1960年印度文学院奖。
《摩尔古迪镇的食人者》描写动物标本制作者伐苏闯入摩尔古迪镇的生活。他否定一切传统文化道德，犹如印度神话中“食人的罗刹”。最后，他以自我毁灭告终。
《糖果商》通过糖果商父子两人的生活方式，反映印度传统的和西方现代的价值观念的冲突。糖果商贾甘的儿子摩利从美国回来，带着一个未经结婚而同居的美国混血女子。摩利奉行西方的自我中心主义，充满金钱欲望，梦想暴发致富。儿子的所作所为使贾甘感到仿佛身临地狱。最后，他决定离家过遁世生活。
纳拉扬还写有许多短篇小说，题材和风格与长篇小说一致，结集出版的有：《摩尔古迪镇的日子》（1941）、《道杜》（1943）、《旋风》（1944）、《星相家的日子》（1947）、《劳利路》（1956）和《一匹马和两头山羊》（1970）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