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商人：军方的间谍
以1877年三井物产在上海开设支店为标志，三井的资本开始向海外扩张。这比日本国家对外扩张的时间还要早。
在1895年之前，三井物产在中国设立的支店有两处，除上海外，另一处是1886年设立的香港支店。也就是说，三井向中国跨出了第一步后，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只扩张了一家支店。这似乎与三井一贯的作风很不相符。是中国市场不重要吗？当然不是。
对于正在进行产业革命的日本来说，当时的中国是仅次于欧洲和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地区，尤其是煤炭、棉纱和棉布，对中国的出口量很大。但是在甲午战争之前，三井物产对华出口的这三大主力产品增长幅度都不大，竞争优势并不明显。究其原因，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被西方列强垄断，他们在华获取的特殊利益，让迟来的日本很难从中畅快地分取一杯羹。
三井物产曾经计划在上海设立棉花加工厂，但没有获得清政府的批准，最后不得不与西方国家的商会合资办厂，且不掌握工厂的主导权。这一时期，日本国内的纺织业大规模兴起，甚至出现了生产过剩，但是对中国的出口却并不占据价格优势。受清政府给予西方列强的优厚贸易条件阻挠，三井物产的在华业务很难得到迅速扩张。
弱国之下无豪商，这是三井物产在对华贸易中深刻体会到的真理。
没有国家力量的扶持，商业资本的扩张显然心有余而力不足。三井物产想要打开对华贸易的闸门，首先得要日本获得与西方列强相对等的在华权益。因此，对于日本的对外扩张战争，三井物产没有理由不予以支持。
侵华之前，先要知华。在三井物产内部就有一批“中国通”，山本条太郎和森恪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
山本条太郎1888年到三井物产上海支店供职，因能力突出而深受中上川赏识，在三井物产的薪资改革中，山本条太郎是加薪幅度最大的员工。中国是山本的事业福地，甲午战争后，他升任上海支店长，后来还当上了满铁总裁。在日本向中国东三省的侵略扩张中，此人的表现十分活跃。
森恪在日俄战争前后来到中国，他不仅精通英语，还会说普通话和广东话。森恪先后担任过三井物产在长沙、上海和天津支店的店长，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曾代表三井物产出面，对辛亥革命给予资金支持。森恪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并把英国的殖民者、大商人塞西尔·罗兹视为偶像。在后来的侵华战争中，此人是个非常积极的主战派。
在这些信奉殖民思想和帝国主义的商人手中，三井物产自然而然地就跟日本的国家扩张绑在了一起。
正是因为在华有着将近20年的经营基础，在中日甲午战争开始之前，三井物产就帮助军方开始了对中国的“调研”。三井物产本来就具有非常雄厚的商业情报搜集能力，商业情报为军事所利用，并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
早在1891年，山本条太郎就曾专门前往营口，调查中国东北大豆的市场情况，并着手将东北的优质大豆进口到日本。他撰写的《北鲜平安道及盛京省商业调查》，是日本第一份关于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对情报匮乏的日本军部来说，这份调查报告无疑是最详细、第一手的宝贵情报。
甲午战争前夕，山本条太郎充分利用其商人的身份，在营口、大连等口岸开展“商业调查”。日本陆军参谋部和海军司令部派出的军事间谍，也在三井物产的掩护下，打着商业的幌子开展间谍活动。山本甚至还接受军部的订单，四处采购军需物资运回日本国内。甲午海战打响后，三井物产通过与三菱合资的日本邮船公司，向军部提供了6艘船只作为军用，并租用了20艘西方国家的货船，全力运送军需物资，俨然成了日本军部的半个后勤部。
在日俄战争中，三井物产鞍前马后的姿态更加显露无疑。除了为军部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外，三井物产更是利用手中握有的商船优势，在物流运输的过程中有意识地侦察俄国海军舰队的动向。据说，正是根据森恪发出的“看见敌舰”的无线电信号，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才掌握了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动向，最终得以在日本海大战中将其一举歼灭。
在日俄战争中，三井物产的职员在军需供应中十分活跃，从采购到翻译，从打点到调配，几乎什么都做，就差没有拿着枪炮上战场了。
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三井物产的表现可谓十分入戏。在中国苦心经营了近20年，三井的商人们深刻明白了一个现实主义的道理——资本需要权力来开道。所以，与其说日本在帝国主义扩张中利用了三井，倒不如说三井利用了日本的军事扩张。因为最终的结果是，权力和资本都在这两场战争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撒网中国，丰田汽车起步
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下《马关条约》，主要内容是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增加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城市以及长江、吴淞江航运线。在俄、德、法等国的干预下，日本归还了辽东半岛，条件是清政府再出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辽费”。如此一来，一场甲午战争，让日本得到了殖民地，得到了2.3亿两白银，得到了与西方列强对等的在华权益。
日本终于踩着西方列强的脚印，快马赶上了侵蚀中国的“盛宴”。而三井物产也跟着扬眉吐气，在中国办厂、开公司，忙得不亦乐乎。
甲午战争刚一结束，三井物产在中国支店就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仅1896年的一年时间里，三井物产就开出了天津、牛庄、安东县和台北4家支店。一个强烈的对比是，在上海支店开出后长达近20年时间里，三井物产只开出了香港1家支店。由此，三井物产在日本扩张战争中的鞍前马后，换来了立竿见影的丰厚回报。
随后，三井物产又紧锣密鼓地开出了厦门（1899年）、芝罘（1899年）、汉口（1900年）、广东（1902年）、北京（1902年）、台南（1903年）等支店。到日俄战争之前，三井物产已在中国拥有了12家支店。这12家支店的所在地，无一例外都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或是日本的势力范围。
但是这一版图也很清晰地反映出，当时三井物产的触角还没有深入东三省，即日本通常所称的“满洲”。三井物产的第二波大扩张，还需要它所依靠的国家再打一场胜仗来完成。
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再次击败强大的对手，同俄国签署了《朴茨茅斯合约》。在合约中，俄国把从中国掠取的辽东半岛及其附属的一切权益转让给了日本。随后，日本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进一步获得了在中国东北南部的特权。
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华扩张，为三井物产在华事业的扩张铺就了康庄大道。除了福州（1905年）、汕头（1906年）、青岛（1906年）、高雄（1906年）、长沙（1907年）、台中（1912年）6家支店外，三井物产第二波大扩张的据点全都集中在了东三省：大连（1904年）、奉天（1906年）、铁岭（1906年）、长春（1907年）、吉林（1907年）、哈尔滨（1907年）、开源（1913年）。这一时期，三井物产的支店已经从通商口岸深入东三省腹地，加上先前的牛庄、安东两家支店，三井物产集中在中国东三省的支店达到了9家，占这一时期三井物产在华支店总数的36%。与三井物产在华大量设置分支机构相呼应，三井旗下的机构此时开始启动在华投资办厂。在甲午战争之前，三井的这项利益遭到欧美资本的排挤，缺乏实质性的动作。但是《马关条约》明确规定：“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是日本政府用大炮帮助三井拿到了在华投资办厂的通行证。
三井投资办厂的主打领域是纺织业。纺织业在近代工业发展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是近代工业资本的咽喉和命脉。三井是日本近代纺织业中的主角，以钟渊纺织为龙头，“三井元方”工业部中的纺织企业多达7家，除三井矿山、芝浦制造所和王子制纸外，三井在这一时期的工业企业全部集中在纺织业。因此要在华办厂，最具条件的就是办纺织厂。
三井在华办纺织厂的主导人物还是山本条太郎。
因为在甲午战争期间表现突出，1897年山本条太郎一度被调回日本国内，加薪升职，成了三井物产大阪支店棉花部的部长。可是这个山本回到日本后，却仿佛一个当红男演员突然失去了当男主角的机会一般，浑身不自在。1901年，他终于如愿再度来到上海，当上了三井物产上海支店的店长。上任就要谋政绩，山本条太郎凭着在大阪任职期间积累的经验，决定在纺织业大干一场。
1902年，山本条太郎成功收购了经营不善的上海兴泰纱厂和大纯纱厂，将其改组为“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并将这两家厂更名为上海纺织一厂和二厂。1906年，他又为三井旗下的钟渊纺织牵线搭桥，与华商合资创办了“上海制造绢丝株式会社”，中方称之为“公大公司”。次年，钟渊纺织便成功控制了公大公司的全部股份，使其成为一家日商独资企业。随后，又是在山本条太郎的运作下，“上海纺织”和“上海制造绢丝”将分厂开到了青岛。
后来，由三井物产投资的丰田纺织也来到上海办厂。如果考虑到现在名扬天下的丰田汽车，其前身是“丰田自动织机制作所”的话，那么这段在华办纺织厂的热潮，就可以看做是丰田汽车起步的最初源头。
甲午战争后，日货决堤涌入中国
在甲午战争之前，来自日本的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并非主流，但随着日货进入中国的各个环节被枪炮强行打通，日货开始在中国市场上唱起了主角。作为日本最大贸易商社的三井物产，终于迎来了在华事业的春天。
三井物产向中国出口的最大宗商品是煤炭，这与三井自身拥有的三井矿山有关。在1887—1897年的10年间，三井物产总计向中国出口了大约30万吨的煤。但是到了1902年，则一下子猛增到73万吨，次年再度翻番，达到了160万吨。随着三井物产各支店在中国的遍地开花，三井物产将煤炭大量销往中国，其出口额占了日本煤炭总出口额的八成以上，是日本煤炭出口中的绝对霸主。来自日本的煤炭迅速取代了甲午战争前独霸上海和香港市场的英国煤。在1898—1908年的10年间，三井物产的煤炭出口总额达到近1.16亿日元。这笔巨资，让三井财阀的资金蓄水池水位迅速飞涨。
日本棉纱的情况也是如此。甲午战争后，三井物产的棉纱出口量直线上升，1893年的出口额仅有1.5万日元，到1897年就猛增到近400万日元，到日俄战争后的1906年，更是达到了1800多万日元，10年增加了1000多倍。
当时，中国市场75%的棉纱份额被英国出口的印度棉纱所占据，但是甲午战争之后，印度棉纱风光不再，日本棉纱成为中国市场中的龙头老大。而日本棉纱30%以上的出口额由三井物产贡献。在1906年，三井物产甚至经手了52%的日本棉纱出口。而且随着三井在上海、青岛等地开办纺织厂，其又在内地的口岸城市大设分店，日本棉纱在中国市场上得以长驱直入，深入华北腹地。
从1903年三井物产对中国出口商品的交易额看，主要的商品包括煤炭、棉纱、铜、火柴、棉布、铁道枕木和水泥，这七大类商品一年的交易额就超过2.8亿日元。如果说这一时期日货决堤涌入中国的话，那么三井物产就是其中最大的一股引导洪流的力量。日俄战争结束后，三井物产更是迎来了在中国东三省大展拳脚的机会。
除了前面所说的开设支店外，三井物产还在东北内地开设了多家办事处。在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国“中东铁路”南段（长春至大连），并改称为“南满铁路”后，三井物产借此东风，开始了向中国东三省即满洲的商业进军。
1906年，三井物产在日本的几大纺织公司之间牵线搭桥，一手包办了对东三省的棉布出口。在此之前，东北的棉布市场上主要是美国货，在三井的低价倾销战略下，美国产棉布很快被排挤出去，日本棉布成了东北棉布市场上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