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当上首相后，立刻邀请三井银行的总裁池田成彬担任大藏大臣。但是池田成彬这时候还没有对从政提起兴趣，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来银行家不应该做政治家，况且我还肩负着三井银行的经营责任，故很难接受。”田中义一想报答三井的第一个方案落空了。
两个月后，田中任命了山本条太郎去当满铁总裁，总算如愿回报了三井。山本条太郎在1914年的时候不是因为“西门子事件”离开三井了么？没错，山本条太郎在那之后的确弃商从政，表面上已经跟三井没有任何瓜葛了，可但凡提到山本条太郎，大家还是习惯用“三井的山本君”来称呼他，始终将他视为三井的人。
山本条太郎是在三井物产上海支店起步发家的，他的全部从政资本都来自于三井。在出任满铁总裁之前，他是三井支持的立宪政友会的干事长，即便离开三井物产多年，他仍然保持着经常向益田孝汇报工作的习惯。所以山本进入满铁，完全可以看做是三井势力向满洲的政治渗透。
在前往满铁赴任之前，山本曾多次找三井财阀的大掌柜团琢磨商谈，征询他对于治理满洲的意见。山本到任后，施行的一系列经营改革举措，基本上就是他在三井物产时期赖以成名的那一套。在他到任时，满铁全年的收入约为2.1亿日元，一年之后便增加到2.4亿日元，以致满铁的职员私下议论山本“真不愧是三井物产的大老板”。田中义一也多次向益田孝表示：“有山本君任满铁总裁，真是非常幸运。”
自己人当上了号称“日本在中国的东印度公司”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三井财阀的利益当然不会小。在三井、三菱、住友、安田这********当中，三井财阀在满洲的经营优势是压倒性的。满铁一直是三井物产在中国的最大客户，三井物产不仅垄断了满洲的棉布、大豆（包括大豆、豆粕、豆油）等重要生活物资的交易，更是取得了抚顺煤矿的独家销售权。直到山本卸任后，三菱商事才好不容易挤进了满洲的煤炭市场。这种排他性的独占经营，完全得益于三井财阀对满洲的深度介入。
炸死张作霖的背后
东三省是军阀张作霖的“根据地”。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张作霖开始染指此先一直由日本人垄断的大豆交易。军阀张作霖为什么忽然对做生意感兴趣了呢？这是因为军阀混战需要大量军费。东北地区最赚钱的东西就是大豆，这个东西可以出口换汇，所以张作霖就看中了被日本人捏在手里的这块大奶酪。因为军阀有权力发行纸钞，农民把大豆卖给粮栈获得纸钞，然后在粮栈购买所需的日用品，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买卖循环，这样军阀就轻而易举地垄断了大豆的收购源头。此先，三井物产在东北的各个支店也直接向农民收购大豆，军阀介入后，这条财路就断了。三井物产不得不从军阀的商号进大豆，价格多少，只能听由军阀控制的官商要价，处境相当被动。
在这一时期，日本国内的经济不景气，三井物产决定把事业的重心转移到中国市场，偏不巧遇到一个来打劫的军阀张作霖，其恼火程度可想而知。
更要命的是，张作霖还在1924年成立了东北交通委员会，着手自办铁路，以谋求绕开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自行运送物资，这样就不用把收购来的大豆卖给日本人了，可以直接运到港口出货，换取外汇。这一下，以三井为首的日本财阀在中国东北的经济利益就彻底被动摇了，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一幕。于是三井家的山本条太郎出马了。他同身在北京的张作霖谈判，迫使张作霖签署了一个秘密协定，允许东北交通委员会计划铺设的五条铁路向日本借款或由日本承包修筑。这些此前连日本外务省的外交官都搞不定的事儿，轻而易举就被这个三井出身的“中国通”给办成了。不过，山本的行为有越权嫌疑。他的身份只是满铁总裁，一个官商却越俎代庖做了政客的分内事，可见日本经济界对张作霖的夺食行为有多着急。就在山本条太郎跟张作霖谈判的同时，日本经济界也在开会，商讨在中国的经济政策事宜。在参加会议的日华实业协会、日本商工会议所、日本经济联盟会和大日本纺织联合会这四大经济团体中，至少后三个经济团体直接或间接地与三井财阀有关。日本经济联盟会不消说，直接就是由三井财阀一手策划成立的，日本商工会议所的首任会长藤山雷太就是中上川在三井银行培植的“黄埔系”出身，而大日本纺织联合会的主体更是三井财阀旗下的纺织企业。
这次会议中有一个不公开的决议，就是日本经济界“关于满蒙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的核心主旨就是要阻止张作霖。至于如何阻止，没有明说，但同一时间在北京谈判的山本，至少已经达成了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
不料，在半个月后的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乘坐火车从北京返回东北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在了皇姑屯。
日本人杀掉张作霖的动因很复杂。但有一点，张作霖动了财阀的奶酪，妨碍了日本财阀资本对中国的经济入侵，是其中不可忽略的导火索之一。
可是，山本条太郎不是已经跟张作霖达成秘密协定了吗？这至少说明，财界的主张是先谈判，而不是先动手。在谈判已经明显取得成果的前提下，为什么还是动了手呢？这就必须要说到以三井为首的财界主流跟日本军部的分歧了。
疯狂的关东军
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日本国内的法西斯言论开始甚嚣尘上，一些法西斯团体也开始冒了出来。也是从此时开始，日本军部的势力开始膨胀，渐渐地开始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由文官组成的政党内阁对之已然难以驾驭。
军部的主张就是对外武力入侵，通过枪炮实现一步到位的完全控制，对于那种用协议和条约来实现逐步吞并的渐进式做法毫无兴趣。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肆意妄为，就是日本军部势力发展到失控的表现。财阀们不是讨厌张作霖吗？那还跟他谈什么判？直接炸死算了！这就是日本军部非此即彼的强盗逻辑。
可是张作霖死后，中国东北的局势并没有完全按照日本预期的方向发展。子承父业的张学良更加积极地建设铁路网，并配套建设了作为出口港的葫芦岛港，摆开了直接跟满铁竞争的架势。1931年，张学良用3万吨的货船实现了向欧洲出口大豆，彻底抛开了日本出口商，挤占了财阀的传统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军部的主张就是一个字：打。用武力扫清日本资本前进的障碍，将满洲完全纳入日本的掌控之下。但是对于动武，财界的态度是犹疑的，尤其是财界领袖团琢磨，更是不主张动武。
团琢磨跟军部意见相左，并不表示三井财阀对满洲没有野心。他的顾虑仅在于，日本的扩张不能引起英美国家的反感。
团琢磨作为一个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财界领袖，对于日本的资本与国际资本保持协调同步，分享西方工业化成果的必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倡导成立“日本经济联盟会”的动因之一，就是要把日本的企业界推向国际，与海外的实业团体加强联系。团琢磨的眼光是国际化的，因而军部的盲动在他眼里看来，完全是不顾大局之举。
团琢磨的主张是把日本和英美国家捆绑在一起，在满洲事务上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大家利益均沾，这样日本在满洲的扩张就不至于引起在国际上的孤立。团琢磨的方案是让满铁引进外资，向英美国家发行满铁美元社债。满铁不是三井财阀控制的企业，它是日本的国策机关。不过没关系，三井财阀在满铁有代言人，那就是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
团琢磨对满铁事务的干涉，很能说明财阀对于时局的影响力。虽然这一计划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但是团琢磨维护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同时兼顾英美国家情绪的立场，代表了三井财阀在满洲问题上的相对温和态度。
在张作霖被炸死后的两个月，三井物产内部出了一份分析报告，也可以印证三井财阀的这一立场。这份报告是由三井物产业务课的情报人员撰写的，题目是《对支问题，与列国合作还是自主外交》。由一个企业来回答涉及国家外交事务的大问题，本身就很好地说明了财阀在政治上是有明确诉求的。
这份报告指出，就中国的政策首先要考虑与英美取得协调一致，日本的行动要严格限制在“既得权益范围之内”，以免引起他国的嫉妒。如果超出“既得利益”，则将招致英美的反对，这时候日本就只能采取“自主外交”，即单独派兵对华动武。
三井物产的这份报告，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反对动武，但动武不是首选，而是在与英美国家协调失败的前提下的政策选择。这与三井财阀的大掌柜团琢磨的立场别无二致。
三井财阀当然希望在中国捞金，把满洲乃至整个中国都纳入到大日本帝国的控制之下。但是与国际资本关系密切的三井财阀还是有顾虑的，并不希望“涸泽而渔”。所以在这一时期，对于发展军事工业，三井并不如其他新兴财阀那样热衷。这就招致了日本军部的强烈不满，右翼势力也把三井财阀视作向西方摇尾乞怜的“卖国贼”。
在这样的背景下，三井财阀的大掌柜团琢磨，就招来了杀身之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