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
经济腹地是经济极核区的极化和辐射区域。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极核区都有与之存在内在经济联系的经济腹地。长三角经济区有广大的经济腹地。没有广大的经济腹地的发展就没有长三角经济区的快速发展，也就没有泛长三角经济区的快速发展。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是泛长三角经济区空间结构的内在组成部分。一方面，经济腹地空间结构在泛长三角经济极核区空间结构及其演化的影响下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因长三角经济区极化和辐射和自身经济发展引致经济腹地空间结构变化。江苏经济是泛长三角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对江苏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因此，本章研究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背景下的江苏区域经济创新发展。
区域联系与区域合作带来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区域联系和区域合作与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具有内在的经济联系，是区域经济板块形成和演化的基础动力。因此，从区域联系和区域合作视角分析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从而认识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的形成及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长三角经济腹地的扩展及地域板块构成
经济极核区的发展程度决定其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速度。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具有动态变化特征，其主要是受经济全球化和国家政策支持下的长三角经济区快速发展的影响所致。确定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范围是研究泛长三角经济区空间结构演化的重要内容，因而要首先研究长三角经济腹地是如何形成和扩展的。
1.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长三角经济腹地扩展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经济区开放度日益提高，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长三角经济区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实力较强和改革开放受益最多的经济区，一方面正日益增强自己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向其周围区域加速极化和辐射，从而使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发生变化。
（1）经济信息化带动的长三角经济区快速发展，使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发生变化。经济信息化使得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革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成为长三角经济区发展的新领域。毫无疑问，长三角经济在这一方面的快速发展，推进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推动着产业结构调整，从而对长三角腹地经济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从这种视角来说，经济信息化为长三角腹地经济区空间结构演化提供了契机。
（2）外资区位选择效应推动的长三角经济区快速发展，对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产生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资的大规模进入长三角且进入领域逐步拓宽，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外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明显的趋利性，投入产出后的利润大小是决定其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由于长三角经济区的区位优势，如资源的可获取性及成本、劳动力要素价格及其素质、地价要素成本，消费倾向及其偏好、市场规模等市场条件十分有利外资获利，近年来引致大量外资进入长三角经济区。但是，长三角经济区的“空间”资源的稀缺性也因此很快显现，从而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外资投放的区位差异的“相对优势”也产生出来，因而相当多的外资投向长三角经济腹地。可见，区位优势不是固定不变的，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和渐变性。区位优势的相对变化对外资的区位选择指向具有明显的影响，从而成为推动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的重要因素。
（3）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促进长三角经济区快速发展，对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产生重要影响。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各国共识，各国经济发展也日益依赖经济全球化。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推动了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产业区域转移，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长三角经济区的优势区位和经济基础为其获得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外资大量进入的机遇。一方面，外资的进入使长三角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另一方面，外资的进入也为长三角经济的一些传统产业向其相邻区域转移提供了条件。这样的产业区域转移引致长三角腹地经济区空间结构扩展。
2.宏观经济调控背景下的长三角经济腹地扩展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调控使得中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中央区域经济政策目标选择的科学性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在支持东部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大力进行西部大开发，从而保证了东部极核区经济向西部腹地经济的有效辐射；生产要素空间配置模式转变，快速交通束的建设等方面的根本变化，推动了长三角经济区和长三角经济腹地的空间结构演化。应该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为泛长三角经济区空间结构的形成和演化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条件。
（1）生产要素空间配置模式转变影响着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扩展。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由经济体制转换带来的生产要素空间配置模式转变引导了区域合作的深入展开。同时，由短缺经济向富有经济转型的市场环境变化，也要求由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封闭、均衡型的空间结构模式向开放式、非均衡型空间合作模式转变。这些转变推动着长三角经济区的经济要素向长三角经济腹地流动，从而影响着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变化。
（2）开放战略的有效实施影响着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扩展。随着开放战略的实施，中国经济日益成为全球经济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世界经济形成相互竞争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对中国经济的多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在市场结构、资源配置、生产分工以及产业配置的空间结构等方面的与国际接轨，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一是长三角经济区这个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快速增长板块正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资源配置和生产分工日益开放化，使得长三角经济区的生产资料既来源于国际市场又源于国内市场，尤其对长三角经济腹地的依赖度逐年提高。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包括长三角在内的沿海主导产业空间配置模式对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长三角城市产业带以及由它们带动的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对泛长三角经济区空间结构演化也产生着重要影响。
（3）基础交通束的快速建设和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影响着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扩展。在经济快速发展形势下，以区域合作和协调发展为主导的新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模式，如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泛环渤海经济区日益显示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优化的趋势。从这种意义上说，长三角腹地经济空间结构扩展是一种必然趋势。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基础交通束如高速公路、机场、港口等的快速建设，直接推动着长三角经济和长三角腹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促进着泛长三角经济区空间结构向着优化方向演化。
3.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地域板块构成
对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的基础性研究是界定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地域板块范围。在确定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北部、西部及南部地域边界上，应以长三角经济区的极化和辐射实际达到的状况和相应标准进行分析。
（1）长三角经济腹地北部地域边界的确定。长三角经济腹地北部边界以新亚欧大陆桥北桥经济带的影响范围为划分依据。关于新亚欧大陆桥西安以东双桥经济带的影响范围计算，在这里仍使用前一章所使用的计算方法。不过在边界场强的确定上有所调整：使用临近主要城市断裂点处场强的均值作为确定其影响范围的阙值。
从新亚欧大陆桥西安以东双桥沿线城市经济板块的影响范围可以看出，在西安以东，新亚欧大陆桥形成南北双桥经济带（因为沿线城市的影响区大部分呈现交叉特点，为陆桥经济带的明显特征）。在西安以西，由于区域经济实力相对较弱，而且存在较大的地理性因素约束，所以城市数量少且影响范围小并呈现断裂式分布。因此，在本书的研究中，与长三角经济区极化与辐射有关联关系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西安以东部分，即我们的研究中称为新亚欧大陆桥西安以东双桥；二是西安以西部分，即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西安以西双桥（西安西北的西安至兰州及兰新铁路和西安西南的兰青及青藏铁路）。应该指出，目前的长三角经济沿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西安以西部分的极化与辐射作用还不强，因而长三角经济对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西安以西部分经过的省域经济板块发展的影响较弱。我们将这样的区域经济板块界定为长三角经济的弱影响区（弱经济腹地）。长三角经济对长三角弱影响区的极化和辐射的增强，还有待于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城市经济发展及对长三角经济极化和辐射传递力的提升。受篇幅所限，本书对长三角经济给予长三角弱影响区（弱经济腹地）的影响暂不作研究。另外，新亚欧大陆桥西安以东双桥即南北桥之间的区域，由于铁路纵向交通体系如京广线、京九线、京沪铁路线及高速公路等快速交通束的作用，事实上使其与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西安以东双桥经济带“有机联系”成经济区，成为内在联系紧密的长三角腹地经济。
在这样的分析基础上，我们可以以北陆桥沿桥城市经济板块的极化和辐射范围为依据，对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北部地域板块进行初步界定。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北部地域板块的范围为：由江苏的盐城、连云港、淮安、宿迁、徐州市域经济，山东的枣庄、临沂、日照市域经济，河南（安阳市、濮阳市除外）的北陆桥沿桥的市域经济，山西的晋城、运城市域经济，陕西的西安、渭南、咸阳、铜川、商洛市域经济，安徽的北陆桥沿桥市域经济组成的区域经济板块。
（2）长三角腹地经济区的南部地域板块的界定。主要依据长江水系的特点和沿江城市经济板块的极化和辐射范围进行界定。
长三角腹地经济区的南部地域板块的界定是以长江流域城市经济板块的极化和辐射区域为基本划分依据。由于长江的宜宾以上部分无法承担航运任务，我们对长江流域的地域板块界定以长江西端的宜宾城市经济板块为限。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宜宾以西的长江流域也将融入长三角经济腹地范围。应该指出，作为中央直辖市的重庆市域经济，其经济的极化和辐射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辐射媒介的约束。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在示意图上表现其极化和辐射半径时需要进行一定的处理，因而其展现在图上的极化和辐射半径比同等经济实力的东部城市经济板块要相对大一些。以长江流域的内在经济联系为基本依据，长江的主要支流如赣江、湘江、嘉陵江、岷江被纳入长江流域。因此，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南部地域板块大致为：由安徽的合肥、滁州、马鞍山、芜湖、巢湖、铜陵、宣城、池州、安庆、六安、淮南市域经济，江西的南昌、九江、抚州、鹰潭、上饶、新余、宜春、萍乡市域经济，湖南的长沙、株洲、湘潭、娄底、益阳、常德、岳阳市域经济，湖北的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孝感、荆州、荆门、宜昌、襄樊市域经济，四川的成都、德阳、绵阳、广元、眉山、乐山、自贡、内江、资阳、泸州、宜宾、遂宁、广安、南充、达州市域经济，重庆市域经济组成的区域经济板块。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泛长三角经济区的地域构成进行界定，具体包括由上海、重庆中央直辖市域经济，江苏、安徽、河南（安阳、濮阳市域经济除外）省域经济，山东的枣庄、临沂、日照市域经济，山西的晋城、运城市域经济，浙江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台州、金华、丽水、衢州市域经济，江西的南昌、九江、抚州、鹰潭、上饶、新余、宜春、萍乡市域经济，湖南的长沙、株洲、湘潭、娄底、益阳、常德、岳阳市域经济，湖北的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孝感、荆州、荆门、宜昌、襄樊市域经济，陕西的西安、渭南、咸阳、铜川、商洛、汉中、安康市域经济，四川的成都、德阳、绵阳、广元、眉山、乐山、自贡、内江、资阳、泸州、宜宾、遂宁、广安、南充、达州、巴中等市域经济组成的区域经济板块。
长三角经济弱影响区的发展对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扩展有重要影响。上面对长三角经济腹地地域板块构成的界定是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现状进行的。对于长三角经济腹地以西的区域经济板块（如西藏、青海、新疆、甘肃等省域经济）来说，长三角经济区对其也是有影响的，只是其被极化和辐射的特征还不明显。但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长三角经济弱影响区的发展也会受到长三角经济区越来越多的极化与辐射，或者说，长三角经济弱影响区与长三角经济区两者之间存在着由“一极两带”联系起来的必然性，因而我们将长三角经济腹地以西的这些区域列为长三角经济的弱影响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