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的文化视野并不局限于中国，他们构建新文化的目光是面向世界的。他们认为，由于近世以来自然主义思潮的冲击，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处于严重的文化危机之中，亟需救治。他们不仅要熔铸中西文化精华在中国建成新文化，而且要以此来拯救西方文化。白璧德指出，由于物质科学的发达，全世界有联为一体的趋势：“今日物质科学之发达，已使社会中发生古昔未见之事件，全世界已因之而得有物质与经济之接触。”世界文化问题因之也趋于一致，即古来之道德精神受功利及感情主义的冲击而陷入危机之中，白璧德对此忧心忡忡，号召中西人文主义者联合起来，抗击此功利及感情主义的泛滥：“今日人文主义与功利主义及感情主义正将决最后之胜负，中国及欧西之教育界，固同一休戚也。”他希望能够建成一世界性的文化，“告成一人文的，君子的国际主义”，“初不必假宗教之尊严，但求以中和礼让之道，联世界为一体”。白璧德拯救世界文化的使命感在学衡派诸成员身上也有显著的体现。梅光迪说：“促成吾国将来之新文化，以与世界文化齐驱，舍吾人其谁。”吴宓同白璧德一样，意识到中西文化已联为一起，面临着共同的危机：“中西真正之文化，在今有共休戚，同存亡之形势。”而人文主义恰是救治中西文化的良药，“今日救世之道指全世界，不仅指中国，端在不用宗教，而以人文主义救科学与自然主义之流弊也”。此外，他对儒家思想对于世界的意义也抱有莫大的信心，屡次申言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的价值：“数千年来，吾国之政治社会，虽多变迁，然‘以人喻物’及‘人为物主’之根本观念，根本信仰，则弥漫普及，深人人心，而未尝稍为移易”，“吾国能卓然存立数千年，久乱必归于治，又其人民率皆纯良温和，而于人生哲学及道德原理，能大有贡献于世界者，皆由于此”。显然，他们的目光始终都关注着世界文化的问题。柳诒徵也发出“中国文化西被”的呼声，要以中国文化中的道德伦理补救西方文化的缺失，他说：“西方人士，日日谋革命，日日谋改造，要之日日责人而不责己，日日谋利而不正义，人人为经济之奴隶而不能自拔于经济之上。反之则惟宗教为依皈，不求之上帝由求之佛国，欲脱人世而人于超人之境。而于人之本位，漠然不知其定义及真乐，苟得吾国之学说以药之，则真火宅之清凉散矣。”《学衡》杂志还发表著名佛学大师太虚法师的文章鼓吹以佛法救治西洋文化中的“动物欲”，以改良人性：“西洋文化，乃造作工具之文化也。东洋文化，乃进善人性之文化也。东西洋之文化未尝不造作工具也，而以今世之西洋文化为至极。东西洋文化未尝不进善人性也，而以东洋之佛法文化为至极。诚能进善人性以至其究竟，则世界庄严，生民安乐。而西洋文化之长处，乃真适其用也。今偏用西洋文化之弊既极，而其势又极张，非速以进善人性不足以相济，非用佛法又不能猛速以进善人性。此所愿为经世之士一大声疾呼者也。”
道德问题几乎是学衡派的文化构思的全部内容，由个体的道德修养出发，建立普遍的道德秩序，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他们对中西文化的选择和批判，都是以此为基准的。但他们同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都面临着回应西方以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冲击这一严峻的历史课题。在这无情的现实面前，学衡派不得不在他们的文化蓝图中给予科学一席之地。白璧德说：“吾固表同情于今日中国进步派之目的，中国必须有组织、有能力，中国必须具欧西之机械，庶免为日本与列强所侵略。中国或将有与欧洲同样之工业革命，中国亦须脱去昔日盲从之故俗。”缪凤林等人虽主张以佛法救世，但在其文化构想中也有科学的位置：“西洋科学，不问其为理论或为应用，凡可以正德利用厚生，与夫可以饶益有情者，佛家悉宜全部领受之，以为利乐有情之资，而丝毫不见冲突。”可见学衡派对于科学并非是完全排斥的，而是企图在保持道德绝对优先地位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予以认可。但是总的来说，学衡派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反科学的。这是因为他们对科学有限度的认可被他们连篇累牍地对科学的批判完全淹没了，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还有认同科学的一面。学衡派对科学的批判也是造成他们受到冷落的原因之一。因为在当时的中国，科学在绝大部分人的心目中占据了崇高的地位，对科学的批评难以为人们所接受。胡适在1923年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衡派对科学的诘难自然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可。
以上是学衡派描绘的新文化图景。他们试图通过对古今中外文化的批判、选择、汇通、融合，寻求道德理想实现的道路。最终，他们把个人的道德磨砺作为他们文化构思的归宿，将其置于整个文化体系中绝对优先的地位。在他们看来，至善是从个人乃至整个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文化方案的所有内容都应以此为方向而展开。这表现出学衡派对人的目的、人类命运等问题严肃的思考。这些思考又与国家民族的现实危机纠缠在一起，他们希望通过道德建设也能够解决民族危机。但是这种希冀两全其美的方案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现实障碍。他们所倡导的“以理制欲”式的道德体证无论作为文化的内容还是文化的实现方式都与现实悬隔太远，几乎没有什么实现的可能。以此来解决民族危机更是远远不够的。
四、小结：人文主义批判的批判
学衡派的文化观是与他们对人类终极目的信念紧紧相连的。他们深信人类以道德完成为其终极目的，“人群进化之最后目的，在实现吾人之理性，使天下之人皆归于仁”。把人类进化的目的设定为至善目的的实现，表现了学衡派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注。西方近世文明在20世纪初期，的确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工业社会中，个人的地位被泯灭，人际关系变得疏远和紧张，人类对自然资源无休止的攫取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和谐。国际间激烈的竞争使各国耗费大量财富用于军备竞赛，并且引发了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切使得人类的前途显得黯淡。学衡派对此深感忧虑，并且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最终他们把这一切归之于人性中卑下欲望无节制的泛滥以及由此引发的道德沦丧。因此他们倡导一种能够改善人性、增进道德的文化，消弭人与人、国与国、人与自然之间的争斗，使整个人类社会处于和谐、稳定、安乐状态之中。学衡派的思想不无见地。以一种超越性的道德价值来救治西
方文明面临的种种病状乃至避免人类社会走向毁灭之途是中外学者普遍的共识。因此，从整个人类的视野观察，学衡派的文化观具有深刻的一面。
学衡派主张建设以道德为根本精神的文化也有中国存在严重的民族危机这一现实背景，因此他们的文化观中又浸润着深厚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点许多学者都已注意到了，郑师渠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比较深入：“学衡派所以执著体认人伦道德、理想人格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还出于他们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其时，中国政治腐败，贿赂公行，全国一盘散沙。‘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当局却采取不抵抗政策，复使中华民族岌岌可危。学衡派以为这都是由于固有的道德精神隐耀不明的结果，因此惟有弘扬民族精神，‘以人格而升国格’，才能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得以‘重建民族的自尊”’。他们希望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精神来振拔民族精神，增加民族自信，整合民族意志，以奋发向上的面貌来挽救民族危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化思想界是民族主义高扬的时代，日本侵略、民族危机加剧是导致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弘扬民族文化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抵御外侮有积极的作用。但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比如为专制统治张目，抵制向西方学习走现代化的道路等等。冯崇义先生批评抗战时期思想文化领域中国化的论述可资参考：“忠教观念、等级观念、专制观念、拜权主义、臣民心理、思想大一统意识等等，都是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思潮所冲击的对象，但它们在抗战时期的‘中国化运动’中不同程度地获得了复兴的机会，只不过其外在形式改变为对主义的迷信、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对领袖的神化、对上级的绝对服从，等等”，“国人在‘中国化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排西主义’、反知识主义和反现代主义意绪，则可视为那场国难给中国现代化事业所造成的内伤”。
毋庸置疑，学衡派的文化观也试图突出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前文我们已经论述过，他们对所谓培根功利派、卢梭感情派的批判都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二者都泯灭了人的价值。对功利派的批判主要是针对过度理性化的工业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成为利益的奴隶，生活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其他与此无关的内容在生活中被抽去，于是人的道德理想、情感、审美等都不复存在，人的生活成为一种机械般的程式，极端单调。感情派则处在另一个极端，他们对人性完全放任自流，拒绝任何形式的约束，在学衡派看来，这种行为无疑形同禽兽，都是对人的价值的蔑视和抛弃。学衡派认为，人应当是万物的主体：“统观吾国旧日之神话历史及人生道德学说习惯，其中‘以人喻物’及‘人为物主’之观念，则与西洋旧说正同。谓人为万物之灵，万物皆备于我。其视人之高贵伟大为何如乎。古圣制作发明，如燧人氏之钻木取火、神农之尝百草、禹之治水等，皆取诸自然以为民利，皆谓人能利用自然，役使自然，皆以人为主而自然为奴，绝非倒置。”可以说，学衡派的这一思想一定程度上阐扬了人的主体性，把人看做是超越于自然的存在，对人的价值予以充分的认识和尊重。他们的这一精神可以被看做是一种人文精神。但是，他们的人文精神又是不完全的。学衡派对于人的价值之弘扬，展现的是人类作为整体超越于自然的一面。对于个体的价值，他们却并不重视，反而将个体的价值淹没在对群体价值的无限的敬仰之中。如我们在前文中反复论述的，他们理想中的文化只存在单一的道德价值，个体只有完成才被承认为成人，否则就有可能被视为非人。这样的独断的做法取消了个体自主选择的合法性，个体的价值被无情地践踏了。实际上，只要个体的选择得不到尊重，人类作为一个群体的价值就无从实现。蔑视个体自主性选择的道德律令往往带有强制性，流为普遍的禁欲主义教条，人的价值每每在这样的时候会遭到最无情最粗暴的践踏。学衡派的人文主义就是走了这样一条奇特的道路，以弘扬人的主体性为起点，却终止于对个体价值的泯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