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国会计准则与证券监管在相关性与可靠性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差异
我国的会计准则几经修改，包括各项减值准备的计提、对公允价值的限制性使用等，无不体现着财政部提高可靠性方面的努力。而会计信息披露准则的制定主体——证监会，出于其职能考虑，似乎更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如要求上市公司发布预测性信息等。这种各有侧重的安排，固然有其内在的原因，但在指导思想不一致的情况下，会计准则与会计信息披露准则便可能出现不协调。
更重视相关性还是更重视可靠性，我国应作何选择？美国的发展历程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借鉴。上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会计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严重的信息失真，因此这段时期更关注信息的可靠性。随着虚假信息问题逐步得以解决，美国开始转向关注相关性，比如对于预测性信息从开始的限制发展到后来的鼓励披露。这提示我们：当最基本的历史性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还没有得到充分保障，预测性信息等相关性信息根本无从谈起。葛家澍教授多次提到，对于仍处于证券市场发展初期、信息失真还普遍存在的中国，强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是现实的选择。
三、我国会计准则稳健性变迁及其投资者保护机制的实现
无论是在1992年的基本准则和1997-2001年的具体准则中，还是在2006年的会计准则体系中，作为一种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稳健性一直存在。提高报告主体的盈余稳健性，是我国1993-2005年会计改革的主基调（毛新述、戴德明，2008）。虽然2006年会计准则对稳健性的强度实行了适度回调，但在某些方面依然保持甚至强化了稳健性。可以说，对稳健性的重视构成了我国会计准则的重要特征。
（一）我国会计准则稳健性的变迁
1.引入阶段（1978-1992）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近40年时间中，会计稳健性原则一直未被采用。1985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借鉴国际会计惯例，引入了存货以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计价等方法，开启了会计稳健性应用的序幕。
按照蔡宁、魏明海（2008）的分析，这个阶段的会计制度更侧重于保护外商投资者，稳健性对此确实也做出了贡献。在外商投资企业中，投资各方按照出资比例派出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聘请总经理，虽然也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但是代理问题并不突出。同时，由于1994年税改之前按会计制度规定计算的税前会计利润与按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基本一致，于是会计稳健性的应用必然会递延公司所得税款，从而对外商投资者起到税盾的作用。因此，引入稳健性原则，与其说是减轻代理问题，不如说是给外商投资者的一项税收优惠。
2.扩大适用范围阶段（1992-1997）
1992年5月颁布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借鉴了国际会计中的很多重要原则和惯例，稳健原则便是其中之一，具体体现为坏账准备的计提。1992年《企业会计准则》第18条规定“会计核算应当遵循谨慎原则的要求，合理核算可能发生的损失和费用”，这是我国会计制度体系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谨慎性”（稳健性）概念。按照该原则，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同时，行业会计制度也体现了稳健性，比如要求对存货计价方法采用后进先出法、应收账款要计提坏账准备、固定资产采用加速折旧法。
与引入阶段相比，这段时期稳健性的提升主要体现在覆盖面上，适用范围从原来的外资企业扩大到内外资企业，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不过此时对稳健性的要求程度并不很高。按当时规定，企业对应收账款可以不计提坏账准备，即使计提，比例也仅为应收账款余额的3‰-5‰；并且所有资产均按历史成本计量，即使由于市场波动而发生资产减值，会计也不予以确认。
3.加大力度阶段（1998-2000）
这一阶段，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愈演愈烈，严重侵犯了以中小投资者为主体的外部投资者的利益。由于我国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配股增发（SEO）、扭亏摘帽以及对管理层的业绩考评均是以会计盈余为基础，企业管理层有强烈的高估盈余的需求，而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得这种机会主义的行为可以轻易实现；缺乏应有独立性的注册会计师的合谋更是大大加剧了代理问题的严重性，干扰了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作为对会计信息虚假问题的回应，财政部强化了稳健性的运用。
1998年财政部发布了《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要求股份有限公司计提“四项减值准备”，即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1999年修订的《会计法》第26条规定，公司、企业的会计核算不得虚列、多列、少列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不得虚列、多列、少列收入、成本、费用。该条款所体现的稳健性原则，成为《会计法》该次修订实现的重要突破之一（刘玉廷，2001），《会计法》也为稳健性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
2000年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制度》并废止了《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制度》参照国际会计准则的规定，对会计要素（特别是资产）进行了重新定义。按照该定义，企业对不能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或预期未来经济利益减少的资产必须计提减值准备。与此相适应，《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在前述四项减值准备的基础上，企业还要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委托贷款和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形成“八项减值准备”。该规定进一步提高了会计稳健性，也使我国企业在会计中及时确认经济损失成为可能。
这段时间内，中国会计实行双轨制，一方面完善会计制度，一方面制定会计准则。稳健性在会计制度中不断取得突破的同时，也在会计准则中找到了广阔的舞台。
1998到2001年间，财政部共颁布了15项具体准则，稳健性要求进一步提高。比如：（1）扩大应用范围：扩大坏账准备的提取范围，放松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的应用条件；（2）缩短摊销期限：将原相关制度中无形资产摊销期“不少于10年”、开办费摊销期“不少于5年”，分别调整为“不超过10年”、“不超过5年”；（3）确认或有损失：对金额能够“合理确定”、未来“很可能发生”的或有损失，计入当期损益，但“或有资产”和“或有利得”不予确认且一般也不予披露；或有负债不予确认但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予以披露；对债务重组中的或有收益和或有支出，债务人确认为负债，但债权人不能确认为资产，只能在表外披露。（4）提高收入确认标准：将“相关经济利益流入企业、结果能够可靠计量”等作为收入确认的重要标准。（5）预提合同损失。
这段时期内不断强化稳健性原则的做法，对于降低上市公司管理层高估盈余的可能性、缓解会计信息的严重失真发挥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过犹不及。如果稳健性政策过于激进，一些旨在增强可靠性、相关性的规定，其结果有可能与初衷背道而驰。以2001年无形资产准则为例。该准则规定，只有购买的专利、商标等才能作为无形资产入账，企业自行研发支出必须费用化处理。这样企业就会采取应对措施：本来自己可以开发的项目也委托别的企业去开发，先挂账做往来账项，然后再做购买处理。准则的不恰当规定使得企业无法真实可靠地反映经济业务实质。同样，无形资产对研究开发支出一律采用费用化处理的方式也是欠妥的。尽管该规定可能增强各公司之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与可靠性，但这样一刀切的做法没有区分研发已经失败和接近成功的差别，因此失去了对以往经营进行科学评价和对未来进行合理预测的信息相关性。
在资本市场中，最重要的信息使用者就是股东即投资人，保护他们的利益最主要的就是向他们提供高质量的、有助于投资决策的信息（葛家澍、陈守德，2001）。如果说对国有投资者的过度保护已经伤害了中小投资者利益，那么因稳健性制度不完善而导致的信息可靠性和相关性的降低则影响了全体投资者的利益。
4.适度回调阶段（2002至今）
2003年9月，财政部的研究成果指出，“谨慎程度超过了财务信息公允、有用所必需的程度，对财务信息质量会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这表明，财政部已经对稳健性有了更深刻和全面的认识。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1+38的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在稳健性方面做出了多处修订。准则有些规定确实增强了稳健性，比如规定所有资产（包括商誉）在发生减值时都应计提减值准备、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在以后期间不得转回等等；但准则更多的则是对上一阶段稳健性程度的回归。比如，基本准则第18条规定，“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坚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与1992年《企业会计准则》第18条“‘应当’遵循谨慎性原则”相比，2006年的准则更体现了“适度”的要求。另外，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重新引入也体现了对稳健性的一种反思和回撤。2006年准则扩大了公允价值的适用范围，38项具体准则中有17项涉及公允价值应用。同时，无形资产研发费用有条件资本化、债务重组收益重新计入损益表等规定也是对之前准则过于稳健做法的一种纠正。总体来说，我国2006会计准则的发布标志着我国会计稳健性应用已经从全面走向适度。从理论上讲，2006年新准则的稳健性规定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更好地保护全体投资者。
（二）我国会计准则稳健性落实为盈余稳健性的实证检验综述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一直高度重视会计稳健性的规范化建设。那么，我国会计信息是否已经真正实现了稳健性，即，我国会计准则规定的字面上的稳健性是否已经被上市公司所真正采纳、并将其运用在会计实务中，从而“落实”为财务报告中会计盈余的稳健性了呢？学者们进行了不间断的研究，但其结论并不一致。
不少学者认为准则的稳健性确实提高了盈余稳健性。李增泉、卢文彬（2003）通过对我国1995-2000年度上市公司的研究，首次确认了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存在。赵春光（2004）分析了会计稳健性的变化趋势，发现稳健性在1999、2000和2001年有所提高。陈旭东、黄登仕（2006）在分析了1993-2003年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之后发现，会计稳健性在1998年后逐渐增强；2001年以后上市公司的会计具有稳健性。朱茶芬（2006）研究了1997-2003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盈余特征，以准则发布非常密集的2001年为界进行前后对比发现，2001年前后盈余的稳健性和及时性发生了结构性的提升，2001年的准则变革有效改进了盈余质量，但改进幅度有限。杜兴强、杜颖洁（2010）在区分条件稳健性与无条件稳健性的基础上研究了1998-2008年间的数据，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总体上存在条件稳健性，其程度在公允价值应用的各个阶段有所不同，并且得出结论，公允价值的应用不会必然导致会计稳健性下降。这与人们通常认为的“公允价值会降低稳健性”的观念有所不同。
相反的证据同样存在。李远鹏和李若山（2006）认为，很多研究得出的上市公司整体表现出的盈余稳健性并非真正的稳健性，而只是亏损公司“洗大澡”造成的假象。曲晓辉、邱月华（2007）研究结果也表明，1995-1997年上市公司会计盈余不具有稳健性；意在提高稳健性水平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的实施并没有实质性增强1998-2000期间会计盈余的稳健性；稳健性更强的2000年《企业会计制度》虽然显著提升了2001-2004期间的盈余稳健性，但是2001-2004期间的稳健性主要是由亏损公司“洗大澡”造成的。
当然，对上述反对意见也存在不同看法。毛新述、戴德明（2009）认为应当对盈余稳健性与盈余管理进行明确区分。文章在检验了1994-2007年间我国会计准则执行质量后认为，从总体上说没有证据表明盈余稳健性的提高导致了上市公司的洗大澡行为。
（三）我国会计稳健性的投资者保护机制的实现情况
在第三章第三节提到，稳健性主要通过定价机制和治理机制实现对投资者的保护，那么我国会计准则中的会计稳健性是否充分保护了投资者？研究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