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者发展对外贸易，国家干预经济，以获得金银为目的的政策主张，在西欧封建制度社会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200年左右时间内，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主导着政府的决策。重商主义倡导贸易顺差，增加金银富国的理论，为促进欧洲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起了巨大的作用。重商主义者对国债问题，反对者有之，支持者也不乏其人，尤其是晚期重商主义者法国的柯尔培尔，对政府举债充实财源持积极的肯定态度。在他担任路易十四财政大臣的当政期间，法国王权财政收入几乎一半以上依靠发行公债。柯尔培尔去世后，法国政府沿袭了柯尔培尔的政策主张，国家组织财政收入始终采用“一方面依靠设置官职卖官与改铸货币，另一方面向包税人及商业高利贷资本借款——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的政策。”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十七世纪下半叶，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的中心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强调必须以生产领域为研究对象来探索社会财富增长的源泉。因此，以流通过程为研究对象，代表封建社会商业资本家利益和维护王权****的重商主义学说受到严重冲击，最后走向衰落。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国债观也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指出：“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
二、古典经济学派的国债理论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的英国，经法国重农学派的发展，到十八世纪中叶才创立了他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这一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亚当·斯密（1723～1790）是古典经济学派最杰出的代表，出生于英格兰官吏家庭。
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迅速发展的上升时期，他顺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集前人经济理论之大成，予以融会贯通，于1776年出版了西方国家最为推崇和赞扬的第一部完整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共分五大篇计三十二章。《国富论》第一篇研究劳动生产力增长的原因和劳动产品在各阶级间的自然分配顺序。第二篇研究资本的性质、积累和用途。第三篇研究不同国家富裕的不同进程。第四篇考察和评价了经济学说发展史。第五篇研究了国家经费的收支边界。全书贯穿了资产阶级追逐个人利益的自由放任思想，积极宣扬经济自由，发展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张国家职能越小越好，政府只要能起着“城市警察”的作用就足够了。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相当于财政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公共财政收支理论和实践系统论述了他的财政经济思想及其政策主张。认为国家财政支出必须限制在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以及维持君主尊严的费用范围内。国家财政收入来自君主或国家财产收入，赋税收入两个方面，并以地租、利润和工资三种收入作为课税划分依据，提出了著名的税负公平、确实、便利、节约四大原则，否定政府具有组织经济，干预经济的职能。《国富论》的问世，使西方财政理论发展成为一个完整而庞大的体系，为公共财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资本主义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人们都称亚当·斯密为西方财政学的鼻祖，创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财政学，是不言而喻的。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五篇第三章在经济学说史上，首次系统地研究了国家举债问题，认为：
1.公债具有非生产性
根据亚当·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是没有经济职能的，国家不干预经济，为实现国家职能服务的财政是非生产性的。政府用于巩固防务、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运转的经费是必要的，没有这些经费的支持，就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但是，国家的这些费用归根到底毕竟属于非生产性的消费。政府采用发行公债的办法筹集财政收入，会把用于生产性的社会资金转化为非生产性消费，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斯密指出：“当国家费用由举债开支时，该国既有资本的一部分，必逐年受到破坏；从来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若干部分年生产物，必会被转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
2.发行公债是君主奢侈浪费的根源
斯密认为在商业未开展、制造业未改进的社会里，对商业及制造业带来的高价奢侈品还一无所知的时候，节约与藏蓄的倾向流行于人民和君主之间，君主会自然奉行蓄积所必要的节约，把部分收入积蓄起来，如欧洲一切古代君主大都蓄有巨额财宝。而在一个富有各种高价奢侈品的商业时代，君主及其贵族们为追求华丽壮观的享受，自然会把他们收入的大部分用来购买各种享乐的奢侈品，如“崇尚某种美观，至少，崇尚堂皇的建筑物及其他公共装饰物，最大国王的放荡的宫廷，自不必说，就连那些小共和国看似质朴的议会议事堂也往往如此。”公债发行只能助长统治者无节制地花费钱财，追求过分享受。
3.政府举债与战争直接相连
斯密指出“一国在平时没有节约，到战争时就只好迫而借债。”国家“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除了借债，政府再不能有其他方法了。”因为战争时期国防所需要的经费高于平时经费的3—4倍，君主按照费用增大的比例，马上增加他的财政收入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是采用税收手段，以增加赋税收入方式来筹集资金，税收收入也需要经过十个月至十二个月才能上交国库，这与战争需要瞬间就需大量资金支持是很不适应的，何况增税必然增加人民的负担，加深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影响社会稳定。而采用举债的方式，就容易解决增加赋税办法所带来的弊端。
4.举债过度会导致国家衰落。斯密联系西欧国家实际，分析了采用举债政策的危害。由于举债过多，把私人用于生产的资本过多转化为消费，阻碍生产发展，造成债台高筑，使国家走向破产边缘。他列举了意大利各共和国中，保有独立局面的******及威尼斯两个共和国，以及荷兰共和国等，都因举债过度而衰落的典型事例。认为举债过多而荒废的国家，所在皆是。为避免国家破产，政府的骗术就是减低铸币标准成色，搞通货膨胀，使货币贬值，把国家举债的沉重负担转嫁给人民大众。
5.批判了一些经济学者的国债观。亚当·斯密针对西欧一些经济学家所谓公债是国内其他资本以外的另一个大资本，利用这个资本发展工商业，开垦和改良土地，其成效较之其他资本大得多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驳。指出：“主张此说的著者，没有注意到以下的事实，即最初债权者贷与政府的资本，在贷与的那一瞬间，已经由资本的机能，转化为收入的机能了。”也就是说这个资本一经借给政府就不再具有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而转化成为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被消耗掉了，不可能再生产什么。斯密还批判了所谓支付公债利息，有如右手给左手，所有货币都未流出国外，国家不会比以前更穷的另一种错误观点。他以英国为例，指出英国国债的很大一部分就为荷兰人及其他外国人投资购买的。那种认为公债全部都募自本国人民的观点，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是基于重商学说的诡辩。即使全部公债没有外国人的投资，也减少不了公债的弊害。
亚当·斯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在《国富论》中把公债问题列为专题进行精心研究，全面系统地论述自己的公债思想和政策主张，集中反映了西欧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时期产业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愿望，博得了资产阶级广为推崇和高度赞扬，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一直统治着西方的公债理论。
大卫·李嘉图（1772～1823），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代表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另一位古典经济派的杰出代表人物。他继承了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科学部分，并加以发展。同时也批评了斯密经济思想的不彻底性，从而把亚当·斯密创立的古典经济学推向了最高发展阶段。
李嘉图的国债思想主要见诸于他的经典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公债论》中的系统论述。李嘉图同斯密一样，认为国家经费属于消费性质，政府发行公债筹措资金是一种浪费。是对生产资本的掠夺，是把原本用于生产的货币资本化为死亡资本。因为“国家债券持有人的资本不可能变为生产性的，它实际上并不是资本。即使他出售债券，并将所得到的资本用在生产上，他也只是通过使购买他的债券的人的资本离开一种生产行业的办法才能办到。”李嘉图还对国家非常时期用公债筹资和利用赋税筹资两种办法进行了精细周密考察，指出动辄举债借款“会使我们不知节俭，使我们不明白自己的真实情况，假定战费每年是4000镑，每人每年应为这笔战费捐纳100镑，如果立即令其缴足应缴款额，他就会没法迅速从收入中节约100镑。但在举债的办法下，他就只要支付这100镑的利息，即每年5镑，并会认为只须在支出方面省下这5镑，因而错误地认为自己的境况还和以前一样富足。”而且采用发行公债筹划战争经费，如果国家积欠巨额借款，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时期又不能逐年大大减少，将来再有战争，会使国家陷于破产境地。两相比较政府采用增加临时性税收办法筹措资金满足非常时期的紧急需要，比用发行公债筹资的办法更能使纳税人节约。
李嘉图还批评英国当时建立的减债基金制度，更容易引起战争。因为通过减债基积累到相当大数额的财力时，统治者们懂得只须略使手段，利用偿债基金便可以为战争提供所需要的财力支持，而无需偿还债务。减债基金的资金来源，只有当严格控制在财政收入大于财政支出有结余的条件下，通过偿还债务转化为资本，增加社会财富，才是可取的。李嘉图基于公债会使社会生产资本化为非生产性消费，必然使生产资本减少所带来的利润的观点，对公债持否定态度。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李嘉图的公债理论和斯密的公债理论一样，都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追求利润最大化，与封建制度进行斗争的要求。
古典学派国债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除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杰出贡献外，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萨伊（1767～1832）的公债思想也起了重要作用。萨伊推崇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概论》的第三篇《财富的消费》的第九章国债中，集中阐述了他的国债思想及其政策主张。强调个人借贷与政府借贷是有着重大区别的。认为个人借贷目的是为着有利用途而借资本，有利于资本增殖，增加社会财富。而政府借贷的目的不管是满足意料不到的需要，或是满足非常紧急的需要，都是为着非生产性消费或开支而借资本，所借的款项，其结果全都是被消费掉或损失掉的价值，而且国家一直还要负担借款的利息。
萨伊还在国家举债及其后果的分析中，批判了同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相悖的种种国债理论，比如麦伦所谓国债只不过是右手欠左手的债，绝不会把国家弄得贫弱的观点。萨伊尖锐地指出：“麦伦错了。国家确会弄得贫弱，因为借与政府的资本，由于被消费而归于消灭，不能再给任何人生利润，换句话说，不能再生它作为生产手段所能生的利息。那末，政府用什么支付它的借款的利息呢？”当然，政府可以用其他来源所生的一部分收入支付利息，但最终这一部分收入还是由纳税人移交给政府的，遭受损失的只能是纳税人和整个社会。因此，那种认为拥有用益权的政府，在必须花费资本时可以借款，以为借款能够增进国家繁荣的观点是错误的。萨伊的国债观受到了李嘉图的高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