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兼擅山水、花鸟，或专擅花鸟的画家很多。没骨画法，也越发普遍。江苏画家沈周（石田）、陈淳（白阳山人）、陆治（包山）、周之冕（少谷）等人作品，之谦都摹仿过。但影响他最巨的，则是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山阴奇才徐渭（文长、天池、青藤、鹅鼻山人）。
徐文长除书、画、诗文戏曲之外，在军事上也有奇才大略，只是功名不偶，以秀才终其一生。他虽然到过北京、塞外并随军幕驻守过宁波沿海一带，但主要居住的地方，是绍兴和杭州两地。因此，之谦接触这位家乡前辈遗作的机会很多。
文长个性激烈，目无卿相，潦倒科场；在这方面之谦与文长颇为相近，之谦堪称文长的千古知音。他效法徐文长作品的数量，仅次于李。
文长书学米芾（元章），写生花鸟鱼虫，放笔直扫，墨沈淋漓。以行、草落款，书画一体，有自然天成的妙趣。
之谦一向主张书画同源，书画配合无间，只是他的书法成就在篆、隶书和北魏书，别有一种沉着凝重的感觉。
他曾在咸丰九年的花卉册中画《紫藤图》。题款论及徐文长以草法入画的感觉：
摩天巨刃扬武威，鲁公指爪铁庶几。
模鹅鼻山人画，以草书法为之尚不恶；质之英尗以为何如？
当他把文长的草书笔法，和他惯用的以篆隶入画的手法相掺和，在感觉上就显得更为高古。他在后来所作《泼墨古松图》上题：
以篆隶书法画松，古人多有之，兹更间以草法，意在郭熙马远之间。同治十一年七月梅圃仁兄大人属，赵之谦之谦某些画中的水分运用，以及“撞水”的技法，也与文长颇为神似。如之谦《瓯中草木图》第二屏《琪树》中的湖石、同治四年花卉册中的《玉兰芍药》，充沛而具有透明感的水分，使人不由得联想到徐文长的《牡丹蕉石图》和《花卉杂画卷》中的葡萄。
恽寿平的花卉，广习明、元、两宋及五代名家。当之谦潜心于恽寿平没骨法画风，实际等于对明、元、宋、南唐历代大师作品，都有了概略的认识。尽管之谦所流传下来的山水画相当有限，但当他循画史的轨迹，把探索的手伸展到元代时，最先影响他的，却是王蒙（黄鹤山樵）和吴镇（梅花道人）的山水画。
他在同治七年所作《富贵眉寿图》中记：
元人画眉寿图，皆作黄梅华，兹用其法为之。
而他同治七年前后所作湖石黄梅，为数不少，可见画黄梅一道，受元人影响之大。
而他另有数幅花卉，题为临元人作品，却没有记明所临的对象。
之谦在绘画方面，上溯仅及于南宋，不像篆刻和书法追溯得那么久远。这与花鸟——尤其没骨画法，始自五代南唐有关，而南宋都城就在临安，使活跃于绍兴、杭州一带的之谦，有较多接触南宋流传下来的绘画的机会。
他作品中，有许多纨扇，带有宋画的风格，但写明采用宋人手法的不多。对于宋代大师的名姓，画中提及的仅有晁补之、郭熙、马远数人而已，余者仅指“临宋院本”，或泛指临宋作；这与五代两宋画中，多数不具名款有关。
同治八年八月，他为好友王瓒公所作花卉纨扇中题：
瓒公仁弟太守法赏，同治己巳八月之谦作此，略似南宋人派别，非周、陆家法也。
款中“周”、“陆”，即指明代苏州画家周之冕和与文徵明谊介师友之间的包山陆治。
南唐花鸟巨匠徐熙，作品以写生花鸟草虫为主，傅色高妙，栩栩如生。后主李煜降宋之后，徐熙的画也被收入北宋内府，宋太祖赵匡胤赞赏不已地说：
花果之妙，吾独知有熙矣，其余不足观也。
徐熙绘画，先以墨勾勒枝叶和花萼，然后傅色。另以细笔丹粉加勾叶子背面的筋脉，所作《玉堂富贵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宋毗陵（常熟）花卉草虫画家许迪笔下的蔬菜，叶子反正两面，一律以白粉勾筋。
之谦咸丰十一年在温州所作《瓯中物产卷》中的青芥，是较早以白粉勾筋的例子。同治七年八、九月间，出现三四幅以白粉勾筋的作品。同治九年七月画的纨扇，既以白粉勾筋，又采用彩、墨并施的较近代的用色方法。
此外，之谦题识中，表明效法的画家，尚有清代江苏的王宸、嘉兴钱载、山东历城的张敔、北京张学广（孟皋）及籍贯不详的严藕渔等，足见他学习范围之广。
转眼又是端阳，之谦也应时应节地画了幅《钟馗图》，不知是否和他自己的体康有关，笔下的钟馗，并不怎样威猛，倒给人一种又老又病的感觉。不过，他仍对他的新作，寄以“厚望”；他在像上题：
钟家进士，可以吓鬼除凶去央（殃），以御魑魅。蚤虱蚊蝇驱之远方，外守门堂，内靖眠床。庚午五月五日书同治元年在福州邂逅杭州友人韩叔度之子佛生。当年此际曾为佛生绘《荔枝园》。同年七月，之谦人已重返温州，戎马倥偬，仍不忘写信请锡曾规劝佛生。他不告而取他和锡曾印刀、印石等行径，虽属幼稚习气，恐怕养成不良习惯，惹是生非，影响前途。
哪知佛生战后回到杭州，积习难改，依然未能谨言慎行，也未于课业上加紧攻读，以致在科考中遭到罢黜。
酗酒、消沉、满腹牢骚的佛生，不但父母无法约束，连站在朋友、长执立场的之谦，也不免为他焦虑。他在信中告诉锡曾：
韩佛生，醉醺醺，终日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力劝之从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醉后语言极不检，故弟今畏之。
——尺牍通十五
在无可如何情形下，之谦又不忍见他就此沉沦下去，于是极少作人物画的之谦，除绘制丑怪有余威猛不足的钟馗外，也画起《醉魁星》来，对佛生加以劝戒：
佛生吃酒当正经，一醉面红再醉青，今日醉完明日醉，将来须碰醉魁星！
画过须髯满面的钟馗和醉态可掬韩佛生的赵之谦，遇到名满江南的写真家杨憩亭之后，忽然想到年逾不惑的他，是否也该留下一幅画像，供人们茶余饭后“议论，议论”。自少至长，他一向是个遭致物议的人，只是笑骂由他，我行我素。因此，他耐着性子，让杨憩亭的生花妙笔，为他细写庐山真面目。
他感觉到杨憩亭已经真正体会出他的性情、半生遭遇和满面的风霜，表现出既已勘破世情，且带有喜笑怒骂、玩世不恭、恃才傲物的风骨。
画像装裱之后，之谦悬在粉壁上久久凝视，他赞赏憩亭目光的锐利，捕捉住他的神髓，可以算是一位知己。他在画像左上角题道：
群毁之，未毁我也，我不报也；或誉之，非誉我也，我不好也。不如画我者能似我貌也。有疑我者，谓我侧耳听，开口笑也。
叔四十二岁小像，杨憩亭画，家晓村补成，朱松甫装池，自题记。
朱松甫是否即和之谦交情匪浅的“学古斋装池”店的主持人？不得而知。但之谦与憩亭因而顿成密友，相谈竟日。并作篆书联为赠：
老人自与山有素；
老可能为竹写真。
款中，叙述相识和缔交的经过：
憩亭大兄画精六法，名满浙东西，余心识之久矣。同治庚午居杭州始与相见，作竟日谭，并为余写照，形似神似，见者咸赏叹称妙。因书楹帖贻之，且识颠末。会稽赵之谦叔甫
七月廿八日，就在之谦向远在福州的锡曾抱怨韩佛生酗酒闹事的同一封信中，也亲自说出独女桂官的喜讯：
小女已许字沈氏；亲家仍是盐务官也，而属运判。新郎尚诚实而非秀才，家道非殷富而颇稳当。姻事之成，亦其夫人主政，而成于签之大利；事有前定，非偶然也。
——尺牍通十五
亲翁沈星堂，安徽泾县人；女婿为星堂十八岁的长子沈杰（子余）；沈夫人是之谦胞姐。这是桩亲上加亲的姑表联姻。唯不论如何，之谦多年心愿，总算有了着落。
人逢喜事精神爽，同治九年秋天，赵之谦又有心情在信中调侃魏锡曾一番。
缘由是不时面谒之谦，催取应许锡曾已经六七年之久的魏氏双节母传稿的魏本存（性之），对之谦表示，其父将以闽茶为馈。怎知之谦久等闽茶不至，就在信中幽默锡曾：
性之所闻未确，不敢望赠闽茶，或当有神曲；而各处来者皆空函，想理学风行，事必崇俭之故。而不知老死不相往来，太古之风，老氏之教也。
——尺牍通十五
八月初三，黄道吉日，桂官联姻沈宅于这天传红。
两位大媒、两位陪媒、轿子、随从……一切繁文缛节，父兼母职的之谦，要一项项设想周到，详记在账簿上。
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六行聘，十二年四月十三迎娶，接着是女儿归宁，招待女婿便饭，样样不漏。
所有应备嫁妆、聘礼和一切仪节，之谦一方面参照当地礼俗，一方面要求遵照古礼，见到有和古礼相左的地方，心中便大感不悦，在账簿上面小字眉批，或龙飞凤舞地写在账面上，昭示后代子孙，永远引以为戒；从中也可以略窥之谦性格中的另外一面。他在行聘礼单后面的一番激昂慷慨的高论，算得是千古妙文：
色色减少，大不如前，想是永不写帐，不记前次情形，一味胡闹不懂事者所为，令人看到帐簿，前后一对，骇然之至；可见此等事非初次经手者所能合式也。
若平素结亲，均系旧家，讲究体面，亦不能溷闹，杂乱无章至此。
至于男方何以会如此不合良俗和古礼，之谦认为不外乎是亲家自己没见识，乏主张，全由牝鸡司晨所致：
想是自己全无主意，任凭无知女流做伽蓝菩萨故也。若谓一时赶不出，则不应全不抵销；定看猫儿戏看昏耶，真不可解。
这种对亲家、亲家太太的不满，从此埋下了两家相处不睦的因素。
安徽歙县程方壶（龄），是之谦在杭州所收的学生。之谦教以摹印的秘诀：
以印摹目，以目摹心，以心摹手；于目丰，于心通，则于手工；舍是勿学。
仁和藏印家许迈孙，战前藏古铜印三千余钮，战乱中散失殆尽。战后复得两三百钮，其中不乏锈蚀残缺或字画为尘土堵塞不真的。立志摹印的程生，遂向许迈孙借印，请之谦审定真伪，分别高下之后，拓成印谱，以便像之谦一般，广摹古贤的心血结晶，为自己辟出一条平坦的道路。
其中有两对子母印，年代久远，锈蚀得无法取出子印。之谦灵机一动：“何不以火之！”
用火烧的结果，子母印竟如浴火凤凰般，不但可以分开，也字画清晰，重新展现出艺术的光辉。
在时光之流中，不知锢封了多少年代的两对子母印，经过许迈孙的珍藏，程方壶求知的渴望，之谦的一时妙想而还原本相，可说是一种因缘。
重阳之日，之谦为这些劫后余存的印谱题耑为《印》，并在序中写出这段因缘：
以是因缘普及为一切，入乎印，出乎印；即目即心，即心即手，龄盍求之，必有幽眇不可思议者在。同治九年九月九日，会稽赵之谦时序渐入冬天，十月初三晚间，之谦旧病复发，一天比一天严重，初七稍微好转一些，次日病又加剧。忽然呕痰数升，才有种死而复苏的感觉，但元气大伤，卧病在床已半月有余，看来，恐怕还要静养一段时日。
病榻之上，他依旧关心新得梁朝造像拓本和“国山碑”精拓本。尤其“国山碑”精拓本，病中虽然无力展开推敲，但据说从碑石往下掘了一尺多时，新发现一些字迹；就金石学而言，真是一件大事；也足证他所主张赏碑必至碑下，左右前后细心观察，才会有新发现的正确性。
“国山碑”精拓多字本藏家石门李笙渔，开价大洋五元，另加之谦篆书一幅。大洋五元尚可应付，但何时才能恢复体力援笔作篆书，之谦也不得而知。
年节活动加上三年一度的进士考试期近，同治十年春天的北京异常热闹。
为了年已弱冠的寿佺学业和前途，之谦把他携至京师，便于督导，但又很怕他跟一干京中恶少流氓学坏，也处处为他操心。之谦父子与胡澍同住在果子巷，并加紧准备二月的进士考试。
对之谦而言，这次赴考，无异是最后一搏，因为同一时间，他依旧筹划捐官上兑的事，只待榜发，前途、命运均将定案。他需要的是实际工作，不愿再在八股取士的科举途径，虚掷光阴。
上年九月十五日，守母丧期满的李慈铭，在杭州中第二十四名举人，据潘祖荫说，慈铭此际早已进京准备春闱，似乎志在必得。
或许该归之于命！
和赵之谦谊属同乡的刑部尚书谭廷襄（竹崖），奉旨为同治十年进士试的总裁。
廷襄为道光年间进士，累迁为直隶总督。咸丰末季，因英法联军攻陷天津海口炮台，廷襄被劾去职。不久，又起用为山东巡抚。
同治即位，政局纷扰之际，廷襄上疏力主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也因此得到两宫太后的识拔而内调，迁为刑部尚书。
已经被荐于入取之列的之谦朱卷，因有的考官认为后场考卷用的奇字、古字较多，主张再作研究之后才决定是否录取。位高权重的谭廷襄一听浙江卷中有奇字，立刻独排众议：
浙江卷用奇字，非赵之谦而谁？弃之可也，奚研究为！
明知是同里名士赵之谦的弥封卷，只因为之谦自幼贫困，养成孤傲的性格，便不问其考试成绩而横加排斥，对之谦而言，非命而何？
之谦闻知此事，也只能自叹运途多舛：
昔乾嘉诸老，欲得名士，不惮暗中摸索，今明知为某而弃之，且出于里闬之人，复何望也。
绝望于科场的之谦，只好一面售画，一面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捐知县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