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位从事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学者而言，如何对毛泽东与中国革命这一论题进行历史叙事和阐释评价无疑是极为困难的。它之所以富于挑战性，部分是因为这本是一个充满着政治色彩和个人情感倾向的话题；部分是因为这么一个原因：毛泽东与革命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在他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异。从迥然各异的目的与期许中，去理顺当代经济、文化、政治需求，即便是以最为接近历史故事（historical moment）的方式，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应如何对我们所研究的历史故事保持忠诚，即便是在当下回应公众的质疑，或是与之谈及历史的时候？我们的确需要密切关注我们的现在，然而这是否已足够替代当下对那些历史故事的关注? 我深信绝非如此。
在中国人的眼里，我的这项研究工作或许有着更多的一层困难: 毕竟我不是一个中国人，也不在中国长大。不过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就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正值毛泽东刚刚去世不久。当时，为了一系列不同的政治构想，抓住一种不同于既往的全球化历史契机，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Mao Zedong Thought）正被重新评价和定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长沙生活了一年多，那时我已经可以说一点中文。在那充满变化的年代里，我从我的朋友、学生，还有一度与我座谈过的人士当中，获悉了他们在毛泽东时代的遭遇以及他们对那个时代所做出的评价。当我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直至21世纪初，在中国度过更多的岁月之后，我亲眼见证了中国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内所发生的巨大转型。而这对于正确地记录这段历史日益构成了挑战。
我对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的记述的这项工作，绝非以观察或实验为依据。我没有去寻找那些对于颇有争议的论题富有真知灼见的新资料，也无意去做此类的发现。相反地，我把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融入历史背景的语境阐释（interpretive contextualization）的领域当中。我认为，只有将毛泽东放置在20世纪世界的全球背景之下，也就是让他置身于社会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抵制资本主义、冷战和激进的第三世界主义等风起云涌的全球浪潮之中，才有可能重新正确评价毛泽东。20世纪，不仅中国在世界上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毛泽东也在其间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毛泽东是个地道的中国人，但同时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一位终生不渝的革命家。纵观世界历史，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而这对于中国以及马克思主义而言，都至关重要。不论好坏，作为对于这个革命世纪的回应，毛泽东投身其间，并有助于那个时代的世界格局的形成；而与此同时，与之相呼应的是，那时的世界也与中国发生联系，反过来也影响到了中国。我衷心希望在本书中，我能对此呈现出一个动态的、辩证的叙述。
本书的写作目的因此也是多重的。一方面，有关毛泽东时期的大量书籍、论文、回忆录以及虚构性记述，都将毛泽东从被人为披上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外衣的全球资本主义的语境当中剥离出来，而视之为孤立封闭的中国出现的伟大历史人物，这显然令人相当痛心。为了修正这种偏见，我试图将毛泽东放置在他所处的时代，放置在20世纪中国历史，以及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及其革命实践的世界性试验的历史大背景之下来考察。借此，我希图用一种完全非主流的对当下和未来的历史展望，来清晰呈现像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以及像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样的奇迹，是如何出现或发生的，并阐明这些为什么能够出现或发生的原因。对我而言，本书是这样的一个计划，它致力于还原毛泽东——为他的时代，还原作为20世纪历史主潮的社会主义及其革命实践。不过，我要声明的是，从过去到现在，我对为毛泽东大唱颂歌并无兴趣。我所做的，只是希望还原一种世界背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总体意识：他为什么崛起，是什么让他和中国革命能够成功，又是什么让他成为一位极具独特影响的领袖人物。
另一方面，我意欲借助检视20世纪世界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来指出以下这一点：当时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能回答我们今天所提出的问题，即当下在中国占据主流地位的政治追求与经济迫切需要，已迥异于毛泽东时代。在当下，不遗余力地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在民族主义的感奋下追求纯粹的财富与权力，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潮。这些并不是毛泽东时代所主导的追求与欲望。如何解释那个时代与现在的不同？如何在历史偏离（historical aberration）的状态下不带偏见地去理解这种差异？也就是说，我们该如何站在毛泽东的那个时代的立场上去理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即便那个常令我们回想起来的时代已经远去？
上述这些，便是我写作这本书的中心意思与基本目的。
另外从最直接的角度来说，这本书也是为了应对我的大学教学工作的需要。而更主要的是，我希望借助本书，让那些不熟悉中国、毛泽东，以及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史和马克思主义的欧美读者，了解这一切。我以自己所期许的深度与阐述的严密性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同时力求语言通俗易懂，以方便对毛泽东与中国革命抱有兴趣的普通读者阅读。也许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一代也会拨冗读读这本书。我惟愿如此。
最后，我衷心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为翻译和出版本书所做的努力，使得本书的中文版能够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可以及时面世。
丽贝卡·E·卡尔（Rebecca E. Karl）
2013年1月15日 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