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宪政”难题
1960年，******个人的政治生涯又走到了十字路口：******与国民党退到台湾后，仍坚持大陆时期的《中华民国宪法》，强调其统治台湾与“反攻大陆”有合法的“法统”。“宪法”中明确规定，“总统”任期为6年，得连选连任一次，故“总统”最多只能当12年。******1948年出任总统，1954年连任，到1960年任期届满。是顺势依“法”退下来，还是恋栈高位违“法”继续干下去？******面临抉择，台湾的有关法律制度也面临挑战，需重新调适整合。
******是不肯轻易退位的，他在台湾统治多年，造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国民党内没有可撼动其地位的人。为使蒋能再任“总统”，国民党当局早已开始制造舆论，早在1958年即有各种“敦请”蒋连任的消息登在报纸上，随着“总统”改选日近，这方面的消息便“铺天盖地”占据着报纸的主要版面。到1958年12月，台湾省议会“吁请******第三次出选总统”，“国民大会年会”也“一致赞成******再度连任”。【1】这些信息已明白无误地显示出******是极想连任“总统”的，对相关的法律障碍并不在意。反正国民党有“因人设法”的传统，当“法律”不合“人意”时，法律只好屈从******的“人意”。
关于******要坚持连任，有一个小故事：1959年9月他召见著名学者钱穆，其间问钱：“此次选举，汝是否有反对我连任之意？”钱穆在追问之下，连忙否认。蒋则转身去书架上去取书，钱更为慌恐：“总统勿再检此书，此是（1950）我到香港时所写向政府进忠告，并非为选举总统事而发。”原来1950年钱穆曾著文希望******“功成身退”，不料近10年之后，蒋仍怀恨在心，在敏感的时候旧事重提，令钱穆手足无措，“以逊谢之态，一再解释”。蒋则“屡颔首，不做一辞”。面对强权者，有时书生显得异常软弱。
但是，台岛内外还是有一股很强的反对******“违法连任总统”的声音。常对当局政策持歧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在1959年上半年就登出《欣幸中的疑虑》和《蒋总统不会做错了决定吧》、《不要再玩政治霸术——告国民党当局》等文章，明确表示“反对******三任总统”。【2】一批滞留在香港的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也不齿******的作为，就在“国民大会”召开的前一日，左舜生（青年党主席）、李璜（青年党副主席）、张君劢（民社党主席）和张发奎（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等73位“国大代表”联名在香港《联合评论》上发表题为《我们对毁宪策动者的警告》的宣言，宣称在台湾国际地位未稳之际，“我们发现国民党当权派不作努力救亡之举，反而非法进行毁宪连任的活动，面对着这个严重的危机，我们不得不对毁宪者提出沉痛的警告。……我们认为，如果国民党当权派竟然如此行动，无异是自己丧失了中华民国法统下的合法地位”，把******谋求“连位”视为“毁宪”行为，并声明绝不出席“国民大会”。【3】左舜生、张君劢等是台湾仅有的两个装潢政治门面“友党”的领袖，国民党闻讯曾专程派中常委胡健中赴香港做疏导和解释工作，胡健中力邀左舜生等回台参加会议，至少也希望他们“能在国大揭幕前夕及会议进行期间暂缓发表过于激烈之言论”。【4】但并未奏效，左舜生等还私下称，要在香港建立反对台湾的政治组织——“海外中华”。
然而，******一意孤行，这些反对声音与国民党的强大宣传攻势相比显得太微弱了，并且被彻底压倒。
既然与“宪法”规定相矛盾，******要“连任总统”就有两个难以避开的问题：一是如何“修改”有关法律，使其明显的违法行为“合法化”；二是选举“总统”的“国民大会”代表总额的计算方法问题。国民党虽早已设计好了“变通办法”，以使******能如愿以偿，但在具体推行过程中，仍颇多曲折。
依国民党的“宪法”，“国民大会”是“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主要职权是选举或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宪法”等，“国民大会”代表六年改选一次。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是1948年3月在南京召开的。1954年，本该“国大代表”改选，但******借口大陆人民“无法自由选举”，为维护“法统”，批准“行政院”的建议，由“第一届国大代表”继续行使职权，而下令召开“国大”。【5】即令从国民党所坚持的“法统”看，这次会议也很难说是“合法”的，因为：（1）“行政院”如何有权决定“国大”的任期？显然属于越俎代庖。（2）“行政院”所依据的“宪法”条款，是断章取义，省略了根本的前提条件，“宪法”第28条是这样规定的：“国民大会每六年改选一次，每届国民大会之任期至次届国民大会开会之日为止。”【6】尽管理由很勉强，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还是于1954年2月在台北召开。
1954年的“总统选举”给了国民党一个教训，只要其还坚持“法统”不变，维持“宪法”与“国民大会”的地位，随着日月流逝，不久即会出现活着在台湾的全部“国民大会”代表也到不了法定总额半数（1523人），从而无法选出“总统”的窘境。造成窘境的症结在“法统”，而国民党不肯在“宪法”上动手术，又要保证******能顺利当选，便出一计，由“行政院”函请“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对“国民大会总额”一词作出新解释。
1960年2月12日“大法官会议”几经讨论，终于依据国民党的需要，作出如下极具弹性的解释：“宪法所称国民代表大会总额，在当前情形，应以依法选出而能应召集会之国民大会代表人数为计算标准。”【7】台湾“内政部”同时公布，依此项解释，“国大代表”总数为1576人，以此总额的半数（788人）当选“总统”，对蒋来说易如反掌。对“大法官会议”关于代表总额的解释，《联合报》的评论或许可以代表当时一些台湾人的看法：“大法官的这项解释，虽然‘政治’性强过‘法律’性，但在维持法统上，却非常必需，而且替国民大会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强的基础。在以后的岁月中，政府不必为国代出缺递补的问题而耗费口舌。换句话说：在下次6年以后召集国民大会时，代表们较现在的人数再少若干名，也不发生总额问题。”【8】与通过“大法官会议”较顺利地解决“国大代表”总额计算问题相比，关于如何保证******第三次任“总统”的“法律依据”则很费周折。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有人就提出通过修改“宪法”有关规定来为蒋连任扫清法律障碍。此路若能行得通，不失为一条正大光明的捷径。不料，最坚决反对的竟是******本人。1959年12月23日，蒋在参加“光复设计委员会”第六次全会时发言，系统地阐述了反对“修宪”的理由：【9】
我还要在此重申我去年在贵会所说的我不赞同修改宪法的主张，关系于我们反攻复国的大计，更为重要。因为当前革命形势的扩展，使我个人认为是我们政府，民意代表和全国军民同胞，都要全心全力——集中一切意志，一切力量，以及一切时间，用于反攻大陆，消灭奸匪，拯救大陆同胞的基本任务的行动，实莫过于光复大陆；我们光复大陆的武器，亦莫过于尊重宪法。当然宪法之应否修改，乃为国民大会全体代表的职权，非中正个人所能干预，但中正此一愿望恳切地盼能为大家谅解和采纳。
两天后，他又在“国大代表联谊会”年会上重申了反对“修宪”的立场。
要“越法”连任“总统”的是******，而反对通过“修宪”使其连任“合法”的也是******，他着实在给人出难题。******反对“修宪”的重要原因是虽然到台湾已10年，他仍以整个中国的“总统”自居，台湾的政治结构也是全盘承继了大陆时期的规模，“宪法”一动就会触及国民党统治的根本。另外，主张“修宪”的人也不仅限于在“总统”任期上放宽，他们还要求扩大“国民大会”的权力，给“国大”增加创制和复决的权限，不满足于只当选“总统”的橡皮图章，这将打破台湾权力结构现有平衡，产生新矛盾。******在谈到“修宪”弊端时称，“此时而言修宪，立意固极高远，然而大敌当前，见仁见智，徒起纷议，分心分力，转增时艰”。【10】“宪法”既然不能动，又要保证蒋连任，国民党便想起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下称“临时条款”）。“宪法”虽是国民党一手制定的，但执行时总有些碍手碍脚，于是在1948年的“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时又制定了“临时条款”，借口“动员戡乱时期”（即反共战争时期）冻结“宪法”的某些条款，使总统有不受任何限制的“紧急处分权”等。以一纸“临时条款”长期冻结“神圣的宪法”，成为法律史上一大奇闻。国民党的司法专家王宠惠曾将“宪法”之外而有“临时条款”比作大房子边上盖个小房子，大房子永远不动，小房子则可根据需要而增减。困难之际，国民党又要在“小房子”上做文章了。******说他反对“修宪”是要保证“宪法”和“法统”的完整与尊严，而通过修改“临时条款”就能达到与“修宪”同样的目的，正说明“宪法”根本就无尊严可言。
无论是“修宪”，抑或修改“临时条款”，都要由“国民大会”来完成，而“总统”更要由“国民大会”来选举。
二 第三次任“总统”
1960年2月20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出席并致开幕词。他先说明国民党政权迁台10年来的工作可分为两个时期：“在前一个五年时期，政府的决策，乃在巩固反共抗俄的基地；在后一个五年时期，则在加强反攻复国的实力。”他列举了一大堆“施政成绩”，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掩饰他未能完成的“反攻复国大业”、仍困于孤岛的事实。他说：【11】
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所交给的中正“光复大陆，重建中华”的职责，原期于六年以内，悉力以赴，达成任务，迄仍未能实现此一重大使命，不仅无辞以对大会代表，更是愧对大陆迫切待援的同胞，抚躬内省，惶愧无地！当此任期届满之时，深觉失职负命，咎戾滋深！惟有对国民大会，祈掬至诚，束身待罪！
******自承在任满告退之际，“负国负民，愧怍无已”，【12】似乎真有引退归隐之意，可此后的事实证明这不过是虚晃一枪，故作姿态而已。
会议开始后，******惊奇地发现，“国民大会”这个橡皮图章对他并非惟命是从。主张“修宪”的“国大代表”仍在四处活动，已开始私下征集签名，这使当局“深感惊异”。【13】
会议共收到三个修改“法律”某些条款来保证******连任的提案，但三个提案的背景和内容却大不相同：蒋慰祖、富圣廉等人的提案主张修改“宪法”第27条及第47条，增加“国民大会”行使创制复决权，使“总统”有连任的机会。他们认为要“总统”连任，“修宪”是走正门，修改“临时条款”是走旁门左道。这些人被称为“修宪派”，主要是知识分子及一些被罢黜无权而对当政者心怀不满者。颜泽滋、翟宗涛等人提出的修改“临时条款”并加入创制复决权案，该案认为当局既不愿“修宪”，只能通过修订“临时条款”，达成******“连任”，但也应同时增加“国民大会”的权力，将“国民大会”的创制与复决权以“临时条款”固定下来。在这一提案上签名的，多是未担任重要公职，生活清苦的代表。因该提案有折中的意味，且与每一“国民大会”代表的名利有关，故内心倾慕的人极多。莫德惠、张知本等人的提案最能切合当局的意愿，只要求修订“临时条款”以保证******连任而无论其他，被称为“主流派提案”，在该案上签名的人，多为现任官吏或被当局器重的知名人士。
******对“国大代表”意见纷呈大为不满，他在2月28日召集国民党籍“国大代表”1200余人开会，重申反对“修宪”，要求党员代表在会上要谨言慎行，“服从党纪，遵守党的决策”。他还首次明确表示要“连任”，说“如果党决定要我继续竞选，我决根据党的决策，继续竞选总统”。他以“诸葛亮”自居，要求大家无条件地支持他，他说，诸葛亮的成功在于刘备的言听计从，而后主当政后常常自发号令，诸葛亮也就不好好干了。“代表诸君，今日为国家之主人，既将责任托付给我，就该像刘备对诸葛亮一样的言听计从。”
3月1日，******又设宴招待60岁以上的“国民大会”代表，以联络感情来寻求支持。他说，党要他做什么，他将接受党的命令为党“牺牲”，但国民党籍“国民大会”代表要遵守党的决议，否则，大家意见分歧，他“将不能接受继续领导的任务”。他还接见了“修宪派”等两派代表，听取意见，从中劝阻。【14】
三项提案于3月2日正式交大会讨论，将会议推向高潮。当时三提案的签名情况为：莫德惠等的“主流派”提案有930人连署，颜泽滋等的修订“临时条款”并加入创制复决权提案有1204人连署，蒋慰祖等的“修宪派”提案有713人连署。平均每位代表都在不同的两个提案上签了名。各提案争执不下，倘若表决，很难保证符合当局胃口的莫德惠提案获得通过。莫德惠因为领衔提案，为东北同乡所鄙视，竟在几天前竞选主席团主席时落选，莫“大哭一场”。【15】因此除了私下做工作外，只得******再出面，对占“国民大会”代表绝大多数的国民党籍代表施加影响。
3月3日，蒋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对国民党籍代表训话，表示了五点意见：【16】
（1）贯彻不修改宪法的主张；（2）关于行使创制复决权问题，于适当时期行之；（3）成立一专设机构，研究宪法问题；（4）在三届总统任期内召开一次国大临时会；（5）表决方式，应系记名方式，以示负责。
******不愧是玩弄政治手腕的老手，他坚持不“修宪”的主张，且坚持记名投票，以对不听话的“国民大会”代表进行威胁，同时又以允诺可能给“国大”增加权力，设专门机构讨论“宪法问题”等，使“国大代表”们的激动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事实上，******在当选“总统”后，根本没有兑现他的“许诺”，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给“国民大会”增加一点权力，也不容对“宪法”做丝毫的改动。
3月4日，“国民大会”提案委员会决定，否决“修宪派”的提案，将颜泽滋等人的提案与莫德惠“主流派”的提案合并讨论。国民党中央闻讯，“对目前情势的发展，表示乐观”。******长舒一口气，专在风光秀丽的阳明山设茶会款待“国大代表”，邀请他们一同欣赏山上杜鹃与樱花齐放的美景。【17】
这以后，虽又迭经反复，但国民党中央基本控制住了局面。3月11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第六次大会终于通过了以“主流派”提案为主，且照顾了颜泽滋等人某些意见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订），全文如下：【18】
兹依照宪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款程序，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如下：
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上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三十九条或第四十三条规定程序之限制。（原条文）
前项紧急处分，立法院得依宪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之程序变更或废止之。（原条文）
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新增）
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之行使，于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闭会后，设置机构，研拟办法，连同有关修改宪法各案由总统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讨论之。（新增）
国民大会临时会由第三任总统于任内适当时期召集之。（修正）
动员戡乱时期之终止，由总统宣告之。（修正）
临时条款之修订或终止，由国民大会决定之。（新增）
由“临时条款”新增的两条主要内容来看，不用“修宪”就保证******“合法”连任，这是蒋的胜利，而允诺设置机构研究“宪法”及“国民大会”行使创制复决权问题，则是******的让步（尽管事后他并未兑现）。
自2月20日开会，“国民大会”共用了20多天讨论修订“临时条款”，旷日持久，争执激烈，会上会下的纵横联络不说，还发生了代表间大打出手、互殴流血事件。至“临时条款”修订完毕，大会也即转向单纯的形式——选举******连任“总统”。
3月12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推举总裁******、副总裁陈诚分别为“中华民国第三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在次日表示，他对被推为候选人“心中感到格外沉重”。【19】3月21日，“国民大会”正式投票选举“总统”。有1509人参加投票，结果，******以1481票赞成当选。消息传来，有意避出的******正在台湾南部某海军营地与海军军官学校毕业生会餐，他接受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面显笑容，在热烈欢呼声中很欣慰地答礼辞去”。沿途，又受到数万人的夹道欢呼。【20】次日，陈诚以1381票当选为“副总统”。
“国民大会”的部分代表虽有意抗争，但力量微弱。3月24日，“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为******连任“总统”盖上了“合法”的图章后就闭幕收场了。******在闭会词中再一次故作姿态地说了一套“谦辞”：【21】
中正原为失职待罪之身，此次又承代表诸君公推为第三任总统，再以反共复国的重任相付托，惶恐愧疚，其心情的深重，益觉无以自解！中正许身革命五十余年，生死早置之度外，荣辱更非所计，今日既与陈副总统缪承大会征召，不敢不临危受命，惟有竭智尽忠，悉力以赴，誓尽其未尽的责任，来实现大会的使命。
对其6年任期的总目标，******仍开出了“反攻复国”的空头支票：“今后六年，乃是我们国家民族存亡绝续最严重的关头！……我深信必能在六年之内——乃至于更早的得到反攻圣战的胜利和复国大业的成功。”【22】
1960年5月20日，******与陈诚在台北中心堂举行就职宣誓，******的誓词如下：【23】
余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余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谨誓。
蒋中正
宣誓毕，蒋发表长篇讲话，称当选之后“中正仍以负疚待罪的心情，基于对国家，对人民，殊有其未尽的责任，不敢诿卸自弃，自当竭智尽忠，效命奋斗，务期达成其复国建国的惟一任务，无负于全体国民所付托之使命”。他提出未来6年的任期内“实现三民主义与光复大陆，解救同胞”的执政要领为：“第一，在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要加强台湾省经济建设，节约消费、增加生产、储备力量；“第二，在民权主义的政治建设”，要积极提高行政效率，增进地方自治功能；“第三，在民族主义的伦理建设”，要提高固有伦理道德，强化“反共”文化战线。他表示：“当以国民的意向为指针，以民族的利益为依归。……以光复台省的意志光复大陆，以重建台省的精神重建大陆，迅速完成复国建国的使命。”【24】当日，台北市有22万人冒雨游行，欢呼******连任“总统”。
三 《自由中国》的挑战
通过修改“临时条款”，******不仅第三次当选“总统”，还获得了当终身“总统”的法律保障，本该高兴一阵子。可台湾政坛上一股长期存在的不利于******独裁统治的暗潮这时却活跃起来，使他大伤脑筋，以至最后以极端手段解决问题。这股政坛暗潮的代表是雷震和他主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
雷震系国民党元老，1917年即在日本由张继等介绍加入国民党，于1935年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抗战胜利后曾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是国民党内的开明分子。赴台后，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和“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考核设计委员会委员”，负责与滞留海外的“第三势力”联络。使雷震名扬台湾内外的是他长期主持政论性刊物《自由中国》。《自由中国》半月刊于国民党大陆失败前即由胡适与雷震等人筹办，由雷震实际主持，胡适为发行人。胡适为杂志取名《自由中国》，意在效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戴高乐所办的《自由法国》，他为该刊确定的四条宗旨为：【25】
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设自由民主的社会。
我们要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不让他扩张他的势力范围。
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
《自由中国》于1949年11月20日在台正式出版。由其宗旨及编委人员的组成可以看出，《自由中国》是一群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办的刊物，他们在“反共抗俄”问题上与当局有共识，但又不满当局某些具体的政治经济措施，希望建立西方的“自由民主的社会”，用胡适的话来说，即要把刊物办成当局的“诤友”。
《自由中国》与当局的关系，有个从密切到疏远以至敌对的过程：雷震在筹办《自由中国》时，曾赴浙江奉化溪口向下野的******请示，******答应给予经济支持。赴台初期，由“教育部”按月拨发《自由中国》经费，还给该刊安排了办公用房。台湾当局干脆就借用“自由中国”作为“台湾”的代名词，这种密切关系曾使很多人以为《自由中国》是奉旨创办的，“说《自由中国》的创刊大概是国民党运用来改善国际形象的刊物，是一个对海外第三势力作统战的刊物”。【26】《自由中国》本其宗旨，创刊以后不断有批评当局腐败的言论，台湾当局虽然恼火，可限于时局，对其采取“容忍”态度，以博取美国的好感。另一方面，《自由中国》无意中也为当局提供了一个堵塞他人指责国民党“钳制言论自由”的“有力证据”。那时，国民党主管宣传的官员公文包内放着《自由中国》，一旦有人批评台湾“无言论自由”，他们便拿出杂志进行反击。待到台湾局面稍稳，******地位巩固之后，******便越发觉得《自由中国》的言论刺耳，欲除之而后快。
1954年，《自由中国》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抢救教育危机》的读者来信，抨击当局教育政策的失误，“蒋中正闻之勃然大怒，说开除雷震党籍好了”。有人说雷震“没有归队，等于没有党籍”，******愤愤地说：“没有党籍也要开除。”这样，1954年12月28日雷震被“注销党籍”。【27】
被开除党籍的雷震不惧怕高压，丝毫无改弦更张的意思，反而意欲同当局对抗到底。《自由中国》的矛头所向，也由一些具体社会问题转向了“反攻”、“法统”等国民党当局不许讨论的“禁区”，甚至指向******本人。
1956年10月，是******70周岁生日，他让“总统府”函知各机关，“婉谢祝寿”，“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舆情，集纳众议，虚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28】******还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同胞们和公私报纸刊物能就以下几项问题，提供具体的建议或建设性批评”，来庆祝他的“华诞”：
（一）有关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模范省应兴应革的要政。
（二）有关促成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进步，及彻底扫除官僚政客风气的具体意见。
（三）有关推行战时生活，革除奢侈浪费，造成蓬勃朝气的意见。
（四）有关团结反共的意志，加强反共救国力量的具体意见，不尚空谈，务求实效。
（五）有关反攻复国的行动准则的具体意见，不尚空谈，务求实效。
（六）对个人公私生活的具体批评或建议。
******说如果大家能在上述六个方面提出意见或建议，“那不但对他个人有益，而且对国家也是很大的贡献”。【29】
《自由中国》乘机出版“祝寿专号”，在题为《寿总统蒋公》的社论中，雷震等人在对******“歌颂备至”的同时，提出了三点希望：选拔继位人才，学习华盛顿，不做“第三任总统”；确定责任内阁制；实行“军队国家化”，而不要在军内设立国民党党部。“专号”还发表胡适的《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劝蒋不要只管小事，要将注意力放在大事上，要仔细领悟古人“无智、无能、无为”的统治术，以达到“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的境界。
胡适及《自由中国》发人想发而不敢发之言，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该期《自由中国》共再版了11次之多。蓄意不肯让位的******视胡适及《自由中国》的这番“好心”为恶意，认为这是企图把自己“冻结起来”，对胡适、雷震及《自由中国》的敌意加深。
1956年12月，******任主任的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发出了“极机密”的“特种指示”，以《向毒素思想总攻击》为题对《自由中国》进行全面“清算”，称《自由中国》“最近企图不良，别有用心，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曲滥调，以达到颠倒是非，淆乱听闻，遂行其某种政治野心的不正当目的”，要求“从思想战场上明确地确定它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特种指示”同时说：对《自由中国》的批判“应避免暴露党员身份……我们暂时采取不攻击刊物或个人的原则”，而全力“攻击毒素思想”。【30】这说明国民党当局已将雷震视为“思想上的敌人”了，但碍于“国际观瞻”仍投鼠忌器，不便轻率下手。
1958年胡适应******之邀，从美国返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暂时缓和了当局与《自由中国》的矛盾。胡适与《自由中国》及雷震思想上完全一致，国民党将胡适思想列为“毒素思想”，但对胡适其人却不敢轻易得罪，******对胡甚为“尊重”，任命他为台湾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胡适毕竟是一种有影响力的政治象征，台湾当局要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就不得不利用他。胡适知难而进，迎着一片“围剿”之声从美国返回台湾履任，使“围剿”他的人不能不有所收敛。
然而矛盾的症结依然存在，一有条件便会恶化。台湾当局与《自由中国》的关系在1960年终于走向了不可调和。《自由中国》坚决反对******不择手段地当“第三任总统”，从1959年起，集中版面刊登反对******连任的文章，胡适也拟向******“进言”，“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竟拒绝了胡适的要求，不给他安排接见的日子”。【31】
******绝不能容忍雷震等公开阻止他之所欲，要给雷震些颜色看看。1959年1月，《自由中国》刊登了《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等两篇署名陈怀琪的读者来信。而陈怀琪则公开否认此信为他所作，并向“台北地方法院”控告雷震“伪造文书”、“诽谤”和进行“有利于叛徒之宣传”。3月，“台北地方法院”据此送传票给雷震，要其前去法院应讯。【32】
胡适出面打圆场，他一面著文要当局“容忍”，同时写信谴责《自由中国》编辑方针有误，给两边都留下了台阶。胡适又恳请他的老师、“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调停。“王云五就写了一封信给蒋总统，请他宽大为怀，不予追究。”【33】法庭便再也未传讯雷震，此事不了了之。从这件事的过程看，是有预谋的，是要给雷震一个“深刻的教训”。
四 ”雷震案”
导致当局与《自由中国》彻底决裂，******下令逮捕雷震的直接原因，是雷震等人要组织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
随着台湾社会的发展变迁，不满台湾现状的人士逐渐增多，《自由中国》、《民主潮》、《公论报》等一批报刊，公开对当局禁忌的话题——“反攻”、言论自由、开放党禁等问题进行讨论，言辞渐趋激烈。郭国基、许世贤等在省议会对省政府的政策进行批评质问。他们要求组织起来，以自己的力量和意志来改造台湾社会，促使国民党改变政策。组建新党的酝酿已有多时，中心人物仍是胡适、雷震等。1958年7月，对国民党采取批评态度的李万居（《公论报》社长）、郭国基（省议员）、高玉树（前任台北市长）等78位无党无派人士申请设置“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被当局驳回申请。《自由中国》发表社论《积极开展新党运动》，鼓吹成立新的反对党。胡适公开演讲《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34】到1960年初，“必须建立反对党”的思想为不少台湾人士所接受，报刊上公开讨论，连“副总统”陈诚也表示他支持在一定条件下成立反对党。美国人对台湾新党的孕育也表现出极大兴趣，感到“兴奋”，“驻台大使”庄莱德说，如果新党建立，台湾就“可以步上民主国家”。【35】
在舆论准备的同时，组织筹划也在进行。国民党的两个“友党”——青年党与民社党也不甘心只当受气的小伙计，要突破束缚求发展。在民社党总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与会者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均表示不满，激愤之下有人提出干脆解散青、民两党，由两党骨干结合台湾民主人士组成一个新的反对党，此提议获一致同意。雷震曾计划请胡适做党魁，自己作秘书长负责具体工作。胡适对美国式的“两党制”尤为崇拜，甚至当面向******建议，如果不能出现有力的反对党，可以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互相监督，互相竞争。这等于是挖******的命根子，蒋搪塞说，如果由胡适为首组织反对党，他绝不反对。胡适表现出了书生的天真，信以为真，为新党的诞生摇旗呐喊。但他对充任党魁一事竭力推辞，只愿做党员。1960年6月间，雷震等人宣布成立“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由青年党、民社党、无党派及台湾实力派人物参加，表面上是检讨选举的弊端，实则为新党雏形。6月15日，“地方选举座谈会”宣布“立即筹组一个新的政党”，【36】由李万居、高玉树和雷震为新党——中国民主党发言人，新党计划设七人主席团，成员除三位发言人外，还有夏涛声（青年党领袖之一）、杨毓滋（民社党秘书长）、齐世英、郭雨新。新党以李万居为主席，雷震任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定于9月底成立。《自由中国》还专发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自信地宣称：“大江总是向东海奔流的”，组党的趋势“决不是霸占国家权力的少数人所能永久阻挡的”。
新党的领导成员，包括了除国民党之外台湾两个最大的政治利益群体：国民党反对派（包括民、青两党及党外人士）、台湾籍实力人物，他们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国民党面对着这样一个在孕育中即将出世的新党十分恐惧。******素来坚持“党外无党”的“一党专政”理论，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他对追随其来台的两个“友党”——青年党和民社党也大施手腕，使其内部分裂，实际陷于瘫痪。对台湾籍人士，也处处限制他们从政的范围。如今面对一个反对党平地而起，这是他绝对不允许的，不惜将之扼杀在摇篮中。
9月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迅速行动，拘捕了雷震及《自由中国》的3个工作人员，并搜走了包括新党“所有即将完成的纲领政策及宣言的底稿”。【37】“警备总司令部”宣布，雷震等的罪名“涉嫌叛乱”，将由军事法庭审判。当天，国民党宣传机关还公布了《自由中国》“涉嫌违法言论摘要”，为《自由中国》定下六条罪名：“（1）倡导反攻无望，（2）主张美国干涉我国内政，（3）煽动军队愤恨政府，（4）为‘共匪’做统战宣传，（5）挑拨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同胞间的感情，（6）鼓励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38】
雷震本人是台岛内外令人瞩目的自由象征，被捕又发生在新党诞生的前夕，立即引起舆论的关注。雷震的亲属故友四处鸣冤叫屈。远在美国的胡适立即表示，雷震被捕是极不寻常的，“完全出于意料之外”，希望当局能以普通法庭而非军事法庭审判。他还给陈诚打电报，表示意见。民社党主席张君劢连续两次自美国致电******，明确反对逮捕雷震，并要求蒋辞职，“将其责任交副总统陈诚”。【39】美国上下对******也是一片谴责声，要求美国政府进行干涉。如斯卡拉皮诺在《纽约时报》上著文质问美国政府：“我们的大量经济及技术援助维持着这一政府（指台湾当局）当权时，我们必须继续装作我们不能有所作为吗？”他要求制定新的对台政策，“其中包括一项原则：所有台湾公民必须有意见决定他们的未来及参加政府工作；否则……历史将再度指摘我们庇护一个衰微的独裁政体”。【40】
面对内外指责，******终于说话了。9月14日，他接见美国记者时谈到雷震事件。任何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看得出，逮捕雷震与“组织新党”有关，但******却矢口否认。他说“这件事与雷震筹组反对党的事无关”，雷震等被捕是因为《自由中国》登的文章“对‘共匪’是有利的”，“已有匪谍在该刊的幕后活动”，与雷震同时被逮捕的《自由中国》工作人员刘子英是“匪谍”，雷震知道而“仍予隐匿”。******还近似当面撒谎地吹嘘“任何人可以自由地在台湾从事政治活动”。针对国际上的谴责，******说，他已知道美国及其他国家引起了反应，但“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且雷震的逮捕是根据中华民国的法律而办理的”。他相信，将来“他们是会了解的”，【41】实际上是要以“内政”来堵住别国干涉此事的借口。
10月3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高等军事法庭仅用一天的时间就匆匆审完了“雷震案”。8日，公布审判结果：雷震因“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等罪名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42】这里，对逮捕审判雷震的直接原因——“组织新党”完全不提，使案件成了单纯的“法律事件”，这是******的“高明”之处。
11月胡适自美国返台拜见******。******有意冷落他，没有循例约见，后来才在不谈“雷案”的约定下与他见面。见面时也不是往常两人亲密无间式的自由漫谈，而是由工作人员陪坐，完全是官场形式，“表示两人有距离了”。到谈话临结束时，胡适与******有下列对话：
胡适：我本和岳军（“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引者注）先生说过，我见总统，不谈雷案。但现在谈到国际形势，我不能不指出，这三个月来，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措施实在在国外发生了很不好的反应。
******：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反共救国的政府，雷震背后有匪谍，政府不能不办他。我也晓得这个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应，但一个国家有他的自由，有他的主权，我们不能不依照法律办。
胡适又对军事法庭的草率审判表示了不满，******突然问胡适说：“去年××（原文如此）回来，我对他谈起，‘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雷震字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对你说过没有？”此问一发，胡适立即诚惶诚恐地说：“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忙用很长时间解释自己对******的“忠诚”。胡适原想借自己与******的个人关系为雷震求情，结果碰了一鼻子灰。【43】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44】
总统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绝不会办他。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反共救国的政府，雷震背后有匪谍，政府不能不办他。我也晓得这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但一个国家有它的自由、有它的自主权，我们不能不照法律办。这是他在九月十四日对美国西岸报人的谈话，今日重说一遍。
胡适的记述似是纯白描式，无感情色彩。但汪荣祖、李敖在《******评传》中引用这篇日记时有如下感慨：“这最后25个字，写得极见内功，不愠不火，但把蒋对他的态度，画龙点睛了。为了雷案，他显然被******‘见外’了！”【45】
11月23日，胡适听到“国防部”驳回了雷震的上诉，维持原判的消息，黯然地说：“很失望，很失望。”胡适的个性决定了他不能为好友抗争到底，他继续留在台湾当“院长”，心情可想而知。雷案一年半后，胡适在台病逝。他的葬礼隆极一时，******夫妇亲至灵堂悼唁，******并送挽联：
适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监察院”在多方压力下，也曾成立“雷案调查小组”，但******亲自下命令，不准该小组成员和雷震谈话，其调查自然成了过场，结果便也可想而知。雷震案引起国际注目，“大赦国际”也曾要求******为雷震减刑，******根本不予理睬。******终于通过逮捕雷震，查封《自由中国》，使“中国民主党”死于胎中，沉重打击了**********，一度春意萌发的反对党顷刻间烟消云散，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得以较长时间的稳固。
五 接见参加“阳明山会谈”的学者专家
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一直是在“戒严体制”下借助军警的镇压实行的，不仅剥夺了民众的基本政治权力，也违反了它自己一手制定的“宪法”，于“法理”不合，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起就有人要求召开一次“国是会议”，对“非常时期”的政治运作进行规范，国民党也不断许诺要于适当时期召开各界人士参加的“反共救国会议”，以“建立反共救国联合阵线”。【46】但在实际上却一再延宕，拖着不开。1960年“雷震案”发生，《自由中国》被查封，国民党陷入困难处境，“遭到各方人士的批评”。******强渡难关，以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使自己第三次出任“总统”，“也引起相当的反弹”。所以******在当选后“终须面对如何收拾人心的问题”，召开一次有社会各界代表参加的会议，共商“国家大事”已到了不容再拖的地步。【47】因此，有了1961年的“阳明山会谈”（亦称“阳明山谈话会”）。
经过一段筹备，1961年6月9日“行政院阳明山会谈筹备处主任”袁守谦宣布，具有“反共救国会议”和“国是会议”意义的阳明山会谈将从7月起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次以财政经济为中心议题，第二次以文化教育科技为中心议题，第三次“为各党派及无党派的社会贤达有关政治的会谈”，第四次为综合性的会谈。每次为期在10天左右，由“行政院”分别邀约台湾内外的各界领导人、学者参加，地点在风光秀丽的台北阳明山，为此当局计划拨1400万新台币。【48】
“行政院长”陈诚专门发表“文告”，阐述召集阳明山会谈的目的及当局希望会谈的内容。关于会谈目的，陈诚说，“光复大陆”胜利在即，当局“更需要每一位国民尤其是海内外各界领导人士，共同贡献其聪明才智与能力，以加速争取最后胜利，政府为适应此种要求，乃决定分别邀约海内外人士，举行阳明山会谈”。对于会谈的内容，陈诚说：【49】
这次会谈的内容虽甚广泛，但其要旨亦可归纳为以下四点：一、商讨反攻复国大计，积极解救大陆同胞；二、加速复兴基地的经济发展，增进人民生活，充实反攻力量；三、加强海内外的团结，一致为复国建国而努力；四、交换对政府应兴应革的意见，造成更多的成绩和更大的进步。
本来，台湾民众期望召开一次由社会各界参加的重要会议，是要商讨解决现行的政治体制问题，但从阳明山会谈的议程和陈诚确定的商讨内容来看，台湾当局是要人们把注意力放在遥不可及的“反攻复国”上，邀集社会各界名人、专家对其工作提出“建言”，以示其“虚怀若谷，礼贤下士”，以笼络社会各界，消弭不满。因而，不少人对会谈反应冷淡，有些人不愿参加。被国民党称为“友党”的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张君劢就拒绝与会，并不满地说，阳明山谈话会“是无关痛痒的集会，其无益于国事，更易见矣”。【50】
1961年7月1日，以“财经问题”为中心的第一次阳明山会谈在台北市郊阳明山庄举行。会谈由“行政院院长”陈诚主持，参加者为台湾工业、农业、商业、财经界有影响的人物和有关学者83人（其中20人来自海外各地区）。第一次谈话会共进行了七天，其基本程序是：“政府”有关部门作工作报告，再由与会者分组讨论，发表意见建议，有关部门负责人随组聆听，最后由各组形成“讨论结论”，“供政府采择施行”。【51】陈诚在第一次谈话会结束时称，“现在我们要开始执行第三期经建计划，而各位所提的农工渔矿的建设性意见，将作为修订这个计划的依据。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当交有关部门研究办理”。他还表示，“这次会谈的结果，即是政府行动的开始，尚望诸位在会谈结束后，仍能随时提供兴革的意见，俾可造成更大进步”。【52】
以讨论文化、教育、科学问题为主的第二次阳明山会谈是8月25日开始的，仍由陈诚主持。受邀的与会者106人（其中海外各地区66人），主要来自教育、学术界及新闻界。第二次谈话会与上次相比，除讨论主题不同外，人员构成上也有明显变化，即来自台湾以外的人占了半数以上，第一次会谈代表中没有一个来自美国，而这次却有31人。这说明当局希望扩大谈话会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国的影响，以达宣传目的。
******一改对上次谈话会不参与的态度，从会谈的第二天开始，即分五批接见了参加谈话会的学人（以海外学人为主），逐一听取了他们的意见。8月30日，他还设宴款待了参加第二次会谈的全体人士及第一次会谈的台湾人士。接见中，他阐述了下列意见：
一、欢迎海外代表回台参加会议。******表示，“他早就希望旅居海外的学人，多回国考察，他对海外的学者们这次回国参加阳明山会谈，非常高兴”。希望海外学者将“凡有益于促进政府进步的”意见都要贡献出来。他说，谈话会集这么多专家于一堂，“就国家的根本问题——教育，共同交换经验、阅历、思想和见解，一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53】
二、鼓吹“反攻必胜”，希望学人们能为此努力。******一再说，大陆共产党政权“无论在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下，已完全濒于崩溃”，台湾“要准备随时援助大陆的抗暴运动”，“我们反攻复国，在军事上、政治上，是毫无问题的”，“反攻复国的运机，已经一天比一天更加迫近”。【54】他指出，在“反攻”前后学人们可发挥两种作用：第一，“研究反攻期间教育、文化、社会的问题”，联系海内外各界参加“反攻大业”，他称，“这才是我们反攻复国能胜利成功的最大关键”；第二，“反攻”成功后，“国家建设”要依赖学者专家，他对被接见的学人说：“反攻复国是政府的责任，复国以后建国的问题，是各位在座的学者专家们的责任。”希望他们随时准备“参加复国以后的建国工作”。【55】
三、强调团结，批评党派观念。在两次阳明山谈话会上，都有人乘机提出了一些超出当局许可的建议，尤其是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制”，对“友党”开放政治权力。如提出要国民党与青年党、民社党制定“三党共同纲领”等。对此，******在第二次会谈结束的宴会上称，“大家都是反攻复国的同志，也都担负了反攻复国的责任，除对‘共匪’之外，我们是不好再有党派观念存在的。因此，我今天愿以至诚，提出这一个概念，并愿以此和大家相互勉励，团结一致，努力完成反攻大陆、救国救民的宏愿”。【56】以坚决维持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党派观念”，来反对别人权力共享的“党派观念”，这在******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实际上“党派观念”最深的正是他自己。
按最初的计划，阳明山会谈应该是四次，但第二次之后就再也未见召开，无疾而终。虽然当局没宣布原因，从第二次谈话会的进程中仍可看出一点蛛丝马迹。第一次座谈会上，谈论的多是关于经济建设的具体问题，所提建议大致当局可以接纳。第二次座谈会上，与会学人在发展教育、科学方面也易与当局达成“共识”，但他们也提出了许多当局视为“禁区”的问题，如国民党与其他党的合作问题、“党政分开”问题、“宪法”问题、“新闻自由”问题，有人直言不讳地指出：“政府的进步最大的是军事和经济，但在政治方面，似觉做得不够。”【57】当局既然表示要“虚心接纳各方意见”，虽觉刺耳，也只好硬着头皮听下去，颇为难堪。而以后的谈话会主题是敏感的“政治”，一旦放开，结果可能更不可收拾，故当局不如尽早停办，免得弄巧成拙。
从会谈时间的安排顺序也能体察到台湾当局的“苦心”，前面两次的内容都是台湾当时并不十分敏感与紧急的财经和文教问题，而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却被排在了后面，最后又无故取消。且在当局邀请的名单上，“许多更具分量更重要的政治人物，无论是国内外，都没有参加”。【58】
台湾当局为显示其“开放”而大事张扬的阳明山会谈，就这样匆匆收场，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注释：
【1】《台湾历史年表》（1945—1965），第324页。
【2】《台湾三十年（1949—1979）》，第101页。
【3】《联合报》，1960年2月20日。
【4】《联合报》，1960年1月11日。
【5】《联合报》，1954年3月21日。
【6】《中华民国年鉴》前页所载《中华民国宪法》。
【7】《联合报》，1960年2月13日。
【8】《联合报》，1960年2月15日。
【9】《联合报》，1959年12月24日。
【10】《联合报》，1959年12月26日。
【11】《对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致词》，《蒋总统集》第2册，第2034页。
【12】《对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致词》，《蒋总统集》第2册，第2036页。
【13】《联合报》，1960年2月22日。
【14】《联合报》，1960年3月2日。
【15】雷震：《雷震回忆录》，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8年版，第77页。
【16】《联合报》，1960年3月4日。
【17】《联合报》，1960年3月4日。
【18】《联合报》，1960年3月12日。
【19】《联合报》，1960年3月14日。
【20】《联合报》，1960年3月22日。
【21】《对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闭会致词》，《蒋总统集》第2册，第2037页。
【22】《对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闭会致词》，《蒋总统集》第2册，第2037页。
【23】《联合报》，1960年5月21日。
【24】《宣誓就任第三任总统致词》，《蒋总统集》第2册，第2364页。
【25】《雷震回忆录》，第29页。
【26】李筱峰：《台湾民主运动四十年》，台湾自立晚报社1988年版，第59页。
【27】《雷震回忆录》，第360页。
【28】《雷震回忆录》，第107页。
【29】《婉辞各方发起祝寿并提出六项问题广征建议》，《蒋总统集》第2册，第2326页。
【30】《雷震回忆录》，第110页。
【31】《雷震回忆录》，第76页。
【32】《雷震回忆录》，第69页。
【33】《雷震回忆录》，第74页。
【34】《台湾历史年表》（1945—1965），第289页。
【35】《雷震回忆录》，第331页。
【36】《台湾三十年（1949—1979）》，第109页。
【37】《联合报》，1960年9月6日。
【38】《联合报》，1960年9月5日。
【39】《雷震回忆录》第51页。
【40】《雷震回忆录》第37页。
【41】《联合报》，1960年9月15日。
【42】《联合报》，1960年10月9日。
【43】《雷震回忆录》，第160—162页。
【44】《雷震回忆录》，第180页。
【45】汪荣祖、李敖：《******评传》，台湾商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818页。
【46】薛正良：《阳明山会谈》，载台湾《历史月刊》第30期，第49页。
【47】《阳明山会谈》，载台湾《历史月刊》第30期，第50页。
【48】《联合报》，1961年6月10日。
【49】《联合报》，1961年6月10日。
【50】《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五十年（1961）5—8月》（初稿），台湾“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1982年版，第468页。
【51】《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五十年（1961）5—8月》（初稿），第686页。
【52】《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五十年（1961）5—8月》（初稿），第701页。
【53】《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五十年（1961）5—8月》（初稿），第1195页。
【54】《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五十年（1961）5—8月》（初稿），第1200页。
【55】《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五十年（1961）5—8月》（初稿），第1156页。
【56】《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五十年（1961）5—8月》（初稿），第1201页。
【57】《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五十年（1961）5—8月》（初稿），第1164页。
【58】《阳明山会谈》，《历史月刊》第30期，第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