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先生传略
陈光磊 陈振新
陈望道，原名明融（单名融），字参一、任重，笔名有佛突、雪帆、晓风，等等。浙江义乌人，生于一八九一年一月十八日（清光绪十六年农历腊月初九）。陈望道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史、学术史、教育史上都据有着光荣的地位。
一
陈望道出生在浙江省义乌县河里乡分水塘村的一户农耕之家。陈望道的父母生育三男二女，陈望道居长。父亲对他们兄妹督教甚严，既要他们知书达礼，又要他们保持农家本色。陈望道从六岁至十六岁，在村上的私塾里攻读四书五经等传统书籍，并在课余学习拳术和参加田间的各项劳动。
陈望道出生的年代，正值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宰割，一步一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境地，同时，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少年陈望道感受到时代的风云，他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渴望自己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本领，用于强国兴邦。十六岁那年，他离开山村，进义乌县城绣湖书院（现义乌市立绣湖小学）学习，他抱着“教育救国”的想法，认为要使国家强盛起来，首先要破除迷信和开发民智，于是又回到分水塘村，邀人兴办村学，招募村童入学；同时，还同村上一些激进的青年，动手砸毁庙宇神像，认为这些封建迷信，是套在民众头上的一条精神枷锁，要使民众觉醒，非起来砸碎这条锁链不可。陈望道在村里办学一年后，深感自己知识不足，便前往省立第七中学（金华府学堂）就读。他对数理化等现代科学知识的学习非常努力，并获得优异的成绩。在金华府学堂毕业后，陈望道为实现自己“科学救国”的理想欲赴欧美留学，于是他先来到上海，补习了一年的英语和数学，为赴欧美留学作准备。然而限于当时种种条件，他没有能去欧美国家，只能舍远就近前往日本，为了资助他出国留学，陈望道的父亲变卖了许多田产。
一九一五年初，陈望道到达日本东京，先在东亚预备学校进修了一段时间的日文，然后分别到早稻田大学法科、东洋大学文科、中央大学法科求学，同时还到东京物理夜校攻读。最后毕业于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士学位。
在日本留学期间，陈望道非常关心当时的政治，积极投身于留日学生组织的各项爱国活动，参加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和复辟帝制的运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并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这时候，他结识了日本著名的进步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筠等人，并同他们一起积极开展十月革命的宣传和马列主义的传播活动，热烈向往十月革命的道路。就这样，陈望道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共产主义的思想。
二
一九一九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响应五四运动的感召，陈望道在这一年夏从日本返回祖国。陈望道回到了他的故乡浙江，在杭州，经友人推荐介绍他结识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经校长数次到陈望道下榻的旅馆去面见陈望道，聘任他到浙江一师担任了国文科教员。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前身，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址原是一所全省秀才考举人的贡院，一九0五年贡院被拆除，由留日学生经亨颐负责，按照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图样监造，于一九0八年建成。经亨颐出任校长很有声望，主持校政，名师云集：沈钧儒、张宗祥、沈尹默、夏丏尊、李叔同、刘大白、俞平伯、叶圣陶、朱自清等名家都先后在此执教。五四运动兴起以后，在杭州浙一师师生率先响应，学生纷纷组织起来，走上街头，向市民进行爱国宣传。这时，校长经亨颐和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许多进步教师，都觉得时代精神大大地改变了，本校在组织上、教授上、管理训练上，也应该大大地改革一番。学校采取了一系列的革新措施，其中影响最大的两项是：学生自治和国文教学改革。国文教学改革是由陈望道与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等四位语文教员——被称为“四大金刚”——发动和推行的，那就是：一、“国语科的教授，一律改用白话”；二、传授注音字母，为普及白话的必然要求；三、出版国语丛书，如《新式标点用法》、《国语法》、《注音字母教授法》等。他们选用鲁迅《狂人日记》等新近的白话文做教材；在教学法上提倡“学生自己研究，教员处指导的地位”。这种对以背诵和模仿为能事的旧传统教育方式的猛烈冲击，在当时的确是令人震惊的！
陈望道还支持和参加本校师生编辑的多种张扬新思潮的刊物，其中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和《浙江新潮》最有影响。《浙江新潮》是由杭州五所学校二十多名青年学生组成的“浙江新潮社”刊行的，其中“一师”的施存统、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等和甲等工业学校的沈乃熙（夏衍）、汪馥泉等颇为活跃。《浙江新潮》第二期（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发表了施存统写的《非孝》一文，竟引发了轰动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
施存统是一个刻苦力行的学生，对母亲也是很孝顺的，他写《非孝》一文，意在反对不平等的“孝道”，主张平等的爱。这下竟触动了封建卫道者们的神经，引起了社会保守势力的恐惧和憎恨。反动当局即命省教育厅查办“一师”，责令经亨颐校长开除《非孝》的作者，并借题发挥，以“非孝、废孔、公妻、共产”这种骇人听闻的罪名来撤职惩办陈望道等四位语文教员。这实际上是全盘推翻一师的教育革新，扼杀正在兴起的浙江新文化运动。经校长坚持不屈，抵制不办。反动当局就乘寒假之际，于一九二0年二月将经校长调离一师。这引起了一师师生的激烈反抗，师生赶回学校组织请愿，发表宣言，要求当局收回成命。可当局一意孤行，最后竟调动军警进驻学校，妄图强行驱散学生，停办学校。
一九二0年三月二十九日，当局竟增派军警至七八百人，要把学生一个一个地拉出校门，学生们就聚集在操场席地而坐以免被个别地拉走；至中午时分，全副武装的军警大批开到操场，将三百多名学生团团围困。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情愿为新文化运动作先驱的牺牲！”说时哭声四起。陈望道疾步走到学生中间，高声喊道：“同学们，我和你们永远在一起，你们不要哭。”接着他就带领学生跟军警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这时有名学生跑到警长面前说：“你不肯牺牲五十元一月的薪俸来摧残我们，我却宁肯牺牲性命以全人格！”说着就拔起警长的指挥刀要自杀，被体育老师胡公冕奋力救下。陈望道就向军警大喊道：“学生被逼得要自杀了，你们还不赶快后退。”操场上的哭声冲天，悲痛凄怆，连警察们也不禁落泪了，警长只得下令撤退三尺。……
浙江一师师生们高举五四运动大旗的英勇斗争，得到全国各地各界的广泛声援和支持，连梁启超、蔡元培等人都致电浙江省当局告诫不能“压迫过甚”。迫于情势，浙江当局只能接受调停，收回成命，不予查办“四大金刚”和调换经校长。进步力量胜利了！
不过，在当时的形势下，阵望道还是离开了一师。
三
陈望道英勇地挺立于五四钱江潮潮头的奋斗气概，引起了中国文化思想界对他的瞩目。
一九二0年三月，陈望道接到了《民国日报》邵力子的来信，说《星期评论》社戴季陶约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并给了他戴所提供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和陈独秀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于是，陈望道回到了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着手翻译工作。
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0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那个时期，报纸上已刊有马克思、恩格斯所著《共产党宣言》中译文的章节和片段，但却没有一个人用全文把它介绍到中国来。诚如恩格斯所言，“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异常困难的”。陈望道知难而进，夜以继日地译书，终于在一九二0年四月底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工作。
一九二0年五月，陈望道接到了《星期评论》社电报邀请他到上海赴任该刊的编辑。于是，陈望道带着《共产党宣言》的译稿到达上海。在《星期评论》社，他会晤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沈雁冰、李达等人。他把译稿连同日文、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了陈独秀校订，最后由陈望道改定。译文原准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但因该刊的进步倾向被当局发现后勒令停办，《共产党宣言》直到一九二0年八月，才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首次刊行问世。此书一出版，就在社会上尤其是文化思想界引起热烈反响，受到广泛欢迎，初版千余册，旋即售罄，立时于九月重版。后来又一次一次地再版重印，成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内流传最广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它的刊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促进当时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一九二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到北京会晤李大钊，四月到上海会晤陈独秀，并同上海一批先进分子进行座谈，陈望道也参加了，谈的就是建党问题。一九二0年五月，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沈雁冰、邵力子等人在《新青年》编辑部天天碰头，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大家都觉得必须建立中国共产党，于是就先秘密组织起来，对外就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一九二0年八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称“共产主义小组”）在《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是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有八位：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陈独秀为书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实际上担负起了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乃至筹备组的任务。陈望道作为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在党的创建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陈望道除了参与和主持把《新青年》杂志改组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还和邵力子一起把《民国日报》刊物《觉悟》变成了小组的外围刊物；他又翻译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书及《马克思底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底解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还对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攻击马克思主义、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行径进行批判；他参与《共产党》月刊（一九二0年十一月始）和《劳动界》（工人周刊，一九二0年八月十五日起）的创刊和编辑工作——这些都是为党的创建从思想、理论上进行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陈望道担任共产主义小组的劳工部长，在组织工人运动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一九二0年五月一日，他和陈独秀、施存统共同发起和组织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纪念大会——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一九二一年五月一****又参与组织了“五一”纪念活动。一九二0年十一月、十二月，他直接参与筹建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及纺织、邮电工会，他到沪西工人区宣讲劳工神圣和劳工联合。他参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一九二0年八月二十二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他也是负责人之一。他参与上海外国语学社（共产主义的干部学校）的活动——这些都是为党的创建从群众基础和干部培养上进行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一九二一年六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与上海早期党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取得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应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与陈独秀、李大钊联系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随即写信通知全国各地党组织选派代表出席大会，就此开始了“一大”的筹备工作。陈望道被推选为“一大”代表。在筹划召开会议所需经费时，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社拿点经费出来，陈独秀不同意，为此李汉俊和陈独秀发生了矛盾，陈独秀竟无理指责李汉俊要夺他的权，而且无端把陈望道也牵涉进来。他散发书信，说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要当“书记”。这在同志间造成很不好的影响。陈望道对这种无中生有的指责，怎么也接受不了，认为“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他坚持要求陈独秀澄清事实，公开道歉。傲慢的陈独秀不肯这么做。于是，陈望道一气之下表示再也不愿接受陈独秀家长式的领导，因而也就未去参加党的代表大会。
****“一大”以后，陈独秀以中央局书记名义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要求上海、广东等地建立区执行委员会。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陈望道被推选为****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陈望主持刚建立起来的上海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展开了许多活动。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陈望道出席****上海地方委员会在宁波会馆召开的“德社会学者纪念会”，并发表演说。为纪念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陈望道又于四五月间两次参加****上海地方委员会举办的纪念会和演讲会：四月二十三日，他随同中央书记陈独秀前往吴淞出席中国公学马克思学说演讲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五月五日，****上海地方委员会在北四川路怀恩堂举行纪念会，他又偕同沈雁冰到会发表演说，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是上海党组织第一次举办的马克思诞生纪念活动。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到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辅成路辅德里625号举行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高君宇、王尽美、邓中夏、施存统、李震赢、杨明斋、陈望道、项英等十二人，代表党员一百九十五人。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二大”后，因为对陈独秀家长制作风依然如故的不满，陈望道提出辞去****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职务。一九二三年八月五日，****上海地方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代表中央出席会议。在会上******代表中央说：对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的态度应该缓和。这是******为维护党的团结和针对一些青年党员因不了解陈望道而态度过激提出来的，******建议把陈望道等编入小组。
一九二三年八月至一九二七年四月受党委派，陈望道在上海大学这所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工作，担任了中国文学系主任和学校最高议事行政机构评议会的评议员、“上大丛书”审查委员会委员、《上海大学周刊》编辑主任等职，尤其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中，他临危受命，接任了教务长和代理校务主任之职，直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上大遭查封。他和全校师生一起参加社会革命的实践，为党培养了许多人才。
继上海大学被查封后，一九二八年地下党创办的另一所上海艺术大学也被查封。于是，地下党又接手经办了一所中华艺术大学。一九二九年秋陈望道出任中华艺术大学（简称“中华艺大”）校长一职。陈望道主持中华艺大，正像他在上海大学一样，鼓励师生关注社会现实，到工厂中去、到群众中去开展活动。这样，艺大就吸引了不少进步师生和左翼文化人士，成为他们活动的一个中心场所。陈望道作为艺大校长，于一九三0年二三月间曾三次邀请鲁迅到校讲演。鲁迅对于他主持中华艺大是热情支持的。一九三0年三月二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立大会，假座中华艺大召开，就是得到了陈望道的支持和配合的。中华艺大于同年5月被反动当局查封。
四
陈望道在参与党的创建和进行革命活动的同时，还积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早在一九二0年九月即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一边热情培养学生并鼓动学生走向社会参加革命，一边与社会上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组织进步社团、创办进步刊物和********；与此同时他还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学术研究活动，翻译、著述和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论著，成为有广泛影响的一位社会活动家和文化学术界著名的学者。
一九二二年，陈望道加入了“文学研究会”，成为早期会员之一。一九二三年，他与柳亚子、叶楚伦等组织了“新南社”，提倡文学与社会革命。一九二四年，他又与刘大白等编辑《黎明周刊》。一九二五年三月，他与叶绍钧、朱光潜、夏丏尊、朱自清等发起组织“立达学会”，出版《立达季刊》，并在《立达季刊》上发表了《修辞学的中国文字观》一文。一九二六年，他又在《新女性》上发表《中国女性的觉醒》、《现代女子的苦闷问题》等文章。
由于陈望道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很注重运用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他主张改革传统的以熟读和模仿为主的语文教学方法；并对白话文的普及和提高，新文艺的发展，以及文法、修辞的研究等，提出了许多积极和进步的见解。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在《学艺》上发表了《标点之革新》等提倡新式标点的文章。他是我国最早在刊物上明确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一九二二年，他又发表了《作文法讲义》，科学地阐明了文章的构造、体制和美质，独具特色，很有影响。他除了擅长文学、语言学、法学等专业外，对美学、因明学、伦理学等都很有研究。所著《美学概论》（一九二七年）简约明畅，并重视形式美的研究，被好友丰子恺用为教材。所著《因明学》是我国第一本用白话文阐释因明原理的著作。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陈望道面对自己许多战友和学生的牺牲，面对腥风血雨的浓重黑暗，他悲伤，他烦苦，他呼喊：“我要恸哭死者，凭吊人生！愿千千万万的生命不要这样抛了就算了。”同时他断言：“现在中国是在动，是在进向大时代去。”陈望道决心为进向大时代而鼓吹新兴的革命文艺。他和汪馥泉、施存统、冯三昧等人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合作办了一个书店——大江书铺，作为一个可以出书籍、办报刊的阵地，以组织作者队伍，团结读者群众。当时，他和鲁迅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他站在鲁迅一边，为发展新文艺而奋斗。陈望道筹建的大江书铺以出版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介绍新进的科学文艺理论等特点，活跃在上海书业界。如鲁迅翻译的苏联法捷耶夫的《毁灭》、沈端先（夏衍）从日文转译的高尔基的《母亲》，最早就是在大江书铺发行的。在鲁迅的支持和帮助下，他在大江书铺编辑出版了《文艺理论小丛书》、《艺术理论丛书》，发行了《大江》月刊和《文艺研究》季刊（鲁迅主编）；其间，他还翻译了《艺术简论》、《文学及艺术之技术的革命》、《苏俄文艺理论》和《社会意识学大纲》等著作，介绍国外新兴的文艺理论和社会科学学说，为建设新文化发展新文艺提供借鉴。
一九三一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因陈望道保护****学生，密令加以暗害。陈望道被迫离开了复旦大学，蛰居在上海寓所，专心致志地从事《修辞学发凡》一书的写作。他因有感于自古以来我国许多文人在文字修辞上花了很大工夫，却没有一部系统的著作，早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就已开始注意对修辞学的研究。他在复旦大学等校任教期间，又开设修辞学课程，编写修辞学讲义，不断加以修订，进行科学的、系统的研究。经过十余年的辛勤探讨，终于在一九三二年写成了《修辞学发凡》一书，由大江书铺刊行向世。刘大白在序言中由衷称誉说：这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书”。陈望道以他的这部著作完成了中国传统修辞学向现代修辞学的转变，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发展奠定了基础和开拓了路向，成为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一九三二年初，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五天，陈望道与鲁迅、茅盾、郁达夫、叶圣陶等四十三人，共同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抗议日本侵华暴行。同年二月八日，他又参加了中国著作家抗日会，被推选为秘书长。这是一个抗日爱国的统一战线组织，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陈望道为团结爱国知识分子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作出了很大贡献。一九三二年七月，为营救绝食八日危在旦夕的国际革命组织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的秘书牛兰及其夫人，他与柳亚子、茅盾、鲁迅、郁达夫等三十二人联名致电国民党当局，要求立即释放被害者。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四日，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上海文化学术界冲破重重阻挠，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纪念大会。陈望道不顾反动当局的戒备森严，特务密布，毅然同蔡元培等到会做了演讲，分别介绍了马克思的伟大学说和成就。他离家赴会时不带钥匙，慷慨面对白色恐怖，置生死于度外。为了揭露日本法西斯统治者杀害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的暴行，一九三三年五月，陈望道与郁达夫、鲁迅、叶绍钧、茅盾、洪深、杜衡、田汉、丁玲共九人发表了《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当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用最卑劣最凶残的手段，秘密枪杀了殷夫、冯铿、胡也频、柔石等五位革命作家，又无理逮捕了左翼作家丁玲和潘应人之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此事发出了《反对白色恐怖宣言》。陈望道同各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杨铨、胡愈之、邹韬奋、叶圣陶、柳亚子等三四十人，也联名致电南京政府以示抗议。他还参加了“文化界丁、潘营救会”，积极从事营救丁玲、潘应人的活动。
一九三三年夏，大江书铺由于站在左翼文艺运动的一边，出版的著作大量被禁，终于被迫歇业。同年七月，陈望道应安徽大学中文系主任周予同的聘请，前往任教“普罗文学”课程，不到半年，又因受国民党当局的迫害离职，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回到上海。这时国民党当局配合对苏区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在白区也加紧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提倡“尊孔读经”、“文言复兴”。陈望道和鲁迅等进步人士一道坚决反对并冲破这种文化“围剿”。一九三四年六月，陈望道提出以进攻姿态来捍卫白话文的策略，即也来反对白话文，认为它还不够“白”。于是，他与胡愈之、夏丏尊、傅东华、曹聚仁、叶圣陶、陈子展、乐嗣炳、黎锦晖、马宗融、王人路、黎烈文等十二人，针对“文言复兴运动”，发动了“大众语运动”，不但反对提倡文言文，而且对当时白话文出现的脱离群众语言的倾向也进行批判，提出白话文必须进一步接近活的口语，主张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展开了一场极其热烈的语文论战。在这次论战中，他发表了《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建立大众语文学》、《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大众语论》、《怎样做到大众语的“普遍”》、《文学和大众语》等文章，和保守反动势力作出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对“大众语”的建立以及民族语文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他提出的“大众语”就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语言”，成为大家对于“大众语”的共识。大众语讨论，很快就使文言复兴运动偃旗息鼓，并进而对发展民族语文展开建设性探究，也对后来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乃至汉语拼音的推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九三四年九月，陈望道在鲁迅的支持下，创办了《太白》半月刊。这是实践大众语的刊物，它与林语堂等人鼓吹所谓“幽默”、“性灵”的“闲适文学”，提倡半文不白的语录体而开办的《论语》、《人间世》等杂志相抗衡，用战斗的小品文去揭露和批判当时黑暗的现实。“太白”这个名称，意思是提倡“白而又白”、“比白话文还要白”的“大众语”；同时“太白”也就是“启明星”，寓意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接胜利的曙光而战斗。《太白》半月刊在陈望道的主持下，的确是办得很有生气的，譬如首倡在刊物上用民间的“手头字”，首创“科学小品”这样的新文体，开辟“掂斤簸两”的栏目，专登匕首式的杂感，在当时都是别开生面的。鲁迅这样说过：“杂志上也很难说话，现唯《太白》、《读书生活》、《新生》三种，尚可观，而被压迫也最甚。”（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四日致吴渤信）《太白》战斗了整整一年，出了两卷二十四期，最后被迫停刊。
对此，胡愈之曾做过如许的评价：“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文化‘围剿’的黑暗日子里，陈望道同志组织了一支反文化‘围剿”的别动队，这就是大众语运动和他所主编的《太白》。大众语运动主要是为了抵制当时文言文复辟的逆流，也为后来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开辟了道路。《太白》对于胡适、林语堂之流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给以有力的打击。正是在这一时期，陈望道同志与鲁迅在同一战线上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在三十年代文化‘围剿’和反‘围剿’的搏斗中，国民党反动派终于‘一败涂地’，人民的觉悟大大提高，陈望道同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陈望道文集·序》）
五
一九三五年《太白》终刊后，陈望道应聘赴广西桂林良丰师专任中国文学科主任，并任教文艺理论与文法学的课程。在良丰期间，他与师专的师生一起创办了《月牙》刊物，办得很有生气。同时，他还积极扶植和提倡话剧。一九三六年夏天，良丰师专合并到广西大学，陈望道继而在广西大学任中文科主任。一九三六年九月，党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巴金、郭沫若、茅盾、夏丏尊、鲁迅等二十一人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陈望道此时虽人在广西也在宣言上签了名。
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抗战爆发，陈望道辞去了广西大学中文科主任职务回到上海，在地下党领导下，与韦懿、郑振铎、陈鹤琴等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抗日联谊会，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在“孤岛”上继续坚持敌后斗争。他们曾积极为当时的一些主要刊物《世纪风》、《文汇报》、《译报》副刊、《大美报》等写稿，并热情支持《鲁迅风》这一进步刊物。为动员广大民众奋起抵抗日寇的侵略，陈望道还积极提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亲自到难民所去开展扫盲、普及教育的新文字宣传工作，成为上海战时语文运动的一位重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一九三八年，他曾在地下党创办的社会科学讲习所任课。以后，他又与陈鹤琴等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担任副理事长。同时，他又热情支持“上海新文字研究会”等抗日的群众性文字改革组织，帮助青年们修改了拉丁化新文字理论中诸如废除汉字一类脱离实际的过“左”的提法，改正了方案中的一些错误和缺漏。他还主编《译报》副刊《语文周刊》，先后发表了许多文章，对新语文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敌伪势力开始侵入租界，敌伪特务机关已将陈望道列入黑名单。但他从容面对，继续自己的活动，并且还争取丁福保、马叙伦等各界人士的支持，于十一月份以“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的名义发起举办了为期十天的大规模的“中国语文展览会”，对青年和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育大家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这一时期，他编制了《拉丁化汉字拼音表》，发表了《中国语文的演进和新文字》、《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拉丁化北音方案对读小记》及《补记》、《语文运动的回顾和展望》、《从“词儿连写”说到语文深入研究》等文章，对语文改革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他还在语文学术界发动关于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这次讨论，从一九三八年开始，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历时四年之久。讨论的总的倾向，就是革新《马氏文通》以来，中国文法研究不从中国语文的实际出发，一味机械模仿和照抄照搬外国文法的传统风气；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汉语的词类区分，并由此而涉及整个汉语文法体系的各方面。在讨论中，陈望道先后发表了《谈动词和形容词的分别》、《“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文法革新的一般问题》、《从分歧到统一》、《回东华先生的******（论文法工作的进行、文法理论的建立和意见统一的可能）》、《漫谈文法学的对象以及标记能记所记意义之类》、《文法革新问题答客问》、《答复对于中国文法革新讨论的批评》、《文法的研究》等十余篇论文，从方法论上批判了机械模仿、生搬硬套的错误，并且提出了“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序言）的许多建设性意见。他首次明确提出了用功能观点来研究汉语文法的见解，可以说是这次讨论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这对于今天汉语文法研究也还有着现实意义。他又把讨论的文章编辑成《中国文法革新论丛》，于一九四三年由重庆文聿出版社印行，为汉语文法学史提供了一部有价值的文献。
一九四0年秋，陈望道从上海经香港转赴抗日后方，回到迁校重庆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一九四二年起出任新闻系主任，直至一九五0年，前后共八年。陈望道是我国现代新闻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一位创始人。他早在一九二四年，就在复旦大学国文部开设了新闻学讲座等课程，一九二七年出任中国文学科主任以后，又扩充为新闻学组，与邵力子、叶楚伧等共同讲授新闻学课程。办学数年，颇具声誉，遂于一九二九年九月正式成立新闻学系，这是当时全国首创的一个新闻教育机构。
此次陈望道主持新闻系，就把“宣扬真理，改革社会”作为办系的一个纲领。他于任职的第二年（一九四三年），提出“好学力行”作为系铭。这正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办学原则——学行并重，理论联系实际。为了实践这个原则，陈望道从一九四四年四月开始募集资金筹建新闻馆，同年九月奠基，一九四五年三月落成。为了募捐，他在烈日炎炎的七月亲自到重庆市活动，借住在友人家，中午以烧饼充饥，晚上睡在满是臭虫的床上。在邵力子等校友的支持下终于募捐成功。新闻馆落成时，他因疲劳过度，卧病一个多月。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复旦新闻馆举行开幕典礼时，他作了《新闻馆与新闻教育问题》的讲话。大学里建立新闻馆，是当时新闻教育事业中的一个创举，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新闻界的广泛赞许和热烈祝贺，重庆文化界、教育界人士萧同兹、王芸生、潘梓年、胡秋原等和复旦师生五百多人参加了开幕典礼，《新华日报》发来了“为新闻自由而奋斗”的贺电，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发来了“新闻自由万岁，中华自由万岁”的演讲辞。陈望道筹建的新闻馆有十几间房屋，设有编辑室、会议室、印刷所、图书阅览室以及收音广播室等，为新闻系的教学和实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地。新闻系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复新通讯社”，由陈望道兼任社长。通讯社下设编辑、采访、总务三部，所发稿件多为各大报社所用。陈望道任系主任的新闻系是全校民主力量最强的一个系，地下党的很多同志都在新闻系工作。新闻系学生常以录音实习之名，收听延安广播，辑录新华社的重要消息，及时传播于复旦校园，再传播于社会，被复旦师生誉为“夏坝（复旦所在地）的延安”。此事，不久即为国民党“中统”特务发觉，******下手谕责令教育部长朱家骅对陈望道等予以查办。陈望道与地下党同志共同商量对策，并得到章益校长的化解，才避开了危险。正是在陈望道的主持下，复旦新闻系在重庆的艰难岁月里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一九四四年那一年，报考新闻系的学生为五百四十三人，占了那一年报考复旦大学学生数二千七百八十七人的百分之十九，而当年新闻系仅录取三十人，也就是说，每十八人中才能被录取一人。一九四六年随校迁回上海，直至新中国成立，新闻系不断进步，影响日盛。陈望道被誉为“记者之师”。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后不久，******亲临重庆参加国共会谈。其间，******安排时间会晤了复旦大学的陈望道、张志让、周谷城等教授，给大家很大鼓舞。他们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同广大进步师生一道举办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大型讨论会。陈望道在发言中愤怒地抨击国民党打内战的反动政策。一九四六年一月，旧政协开幕之际，陈望道和周谷城、张志让、卢于道、张孟闻、方令孺等教授，又参加了重庆复旦大学进步学生团体举办的“和平建国座谈会”，呼吁人们起来为争取和平、民主和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而斗争。
一九四六年夏，陈望道随同复旦大学从重庆迁回上海。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内战和卖国的政策，上海地区大专院校的进步组织——大学教授联谊会，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于一九四七年年初正式成立。陈望道首批加入了这一秘密组织。为了团结更多的教职员投入到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斗争中去，不久，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旨在联合华东地区十六所高等院校的国立大学教授联合会，陈望道出任联合会主任。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后，学校内部进步力量和反动特务势力之间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陈望道始终不顾个人安危，站在进步力量一边，尽力保护革命师生。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教育部策划将复旦大学迁往台湾，引发了复旦师生的护校斗争，全校组织了“复旦大学师生员工应变委员会”，以团结护校和迎接解放。陈望道作为教授代表参加“应变会”，并任副主席，为团结护校、迎接解放作了许多工作。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将他列入黑名单，妄图加害，由于上海的迅速解放，他们的阴谋才未能得逞。五月二十六日，上海解放的前一天，“大教联”改选理事会，一致同意推选陈望道任理事会主席。六月初，“大教联”在南京路金门饭店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与“讲助会”合并，改组为‘上海大学教育工作联合会”，陈望道又被推选为会长。这些都是对他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所作斗争的肯定。
六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张志让、陈望道等十七人组成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张志让为主任，陈望道为副主任，周谷城为教务长。因张志让在北京任职，始终未能到校，学校工作由陈望道负责。于是他便挑起重担，配合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代表李正文，带领全体校务委员，着手对旧复旦的接管。
陈望道主持校务委员会对旧复旦大学实行接管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让在解放前夕因受国民党特务迫害而离校的师生返校复职和复学。第二件事是，根据政府的统一安排，在一九五0年进行了第一次院系调整。复旦大学的海洋系并入山东大学，上海暨南大学的文、法、商三院，同济大学的文、法两院，以及浙江大学、英士大学的部分系科并入复旦大学。之后，校务委员会又聘请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教授学者，如冯雪峰、唐弢、李健吾、徐铸成、刘佛年、陆诒、倪海曙、周有光等名家，以充实学校师资力量。接着又逐步调整了院、系两级的领导班子。为集中精力搞好校务委员会的领导工作，陈望道自己辞去了文学院长、新闻系主任的职务，另聘恽逸群为新闻系主任。
一九五一年复旦大学党组织宣布公开，从此，陈望道主持校务委员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展开工作。他贯彻新中国的教育方针，对学校的旧体制进行改造，并提高全校师生的思想认识。从一九四九年秋至一九五一年底，全校进行了五次课程改革，使教学任务得以明确，教学秩序走向正常；同时，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改善办学条件，改善师生员工的生活。这样，就成功地带领全校师生稳步地把旧复旦纳入了向新复旦转变的轨道。
在一九五0年初步院系调整的基础上，一九五二年又进行了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又有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金陵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等十四所大专院校的有关文、理系科并入复旦大学。调整后的复旦大学成了一所相当完备的、大大加强了基础理论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由于一九五0年、一九五二年的两次院系调整，把连同复旦自身在内的十九所高校整合在一起，一时间群星际会、人才荟萃，但各校校风不同，学者教授又都个性迥异，复杂的局面是可想而知的。此时，陈望道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这样，如何把旧复旦转变成为新复旦的重任就历史性地落在了陈望道的肩上。陈望道气度恢宏，以谦让精神精诚团结大家，又善于协调和团结各方面的人物和力量，而且党政配合默契，终使复旦局面稳定，出现了团结奋进的新气象。自然，他也就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关于学校的发展，陈望道说：“高等学校的发展一般有三个阶段：一办校务的阶段，二教务的阶段，三科学研究阶段。如果一所学校只停留在办校务和教务的阶段，不进一步向科学研究阶段发展，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肯定不能提高。”在一九五二年，对于经两次院系调整后形成的新复旦，校务办了，教务也办了，现在要发展、壮大就必须搞科学研究。陈望道认为：一个学校不发展科学研究，教学工作就上不去，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他说：“要对文化有所创造，不能把别人的东西翻来复去地讲。教师一定要从事科学研究，要进行创造性劳动，否则文化事业就不能发展，教育事业也不能发展。”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复旦大学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在每年校庆的同时举行科学报告讨论会。在一九五四年的校庆节，陈望道专门为复旦校刊作了如下的题辞：“综合大学应当广泛地经常地结合教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为祖国建设服务。今年校庆的种种活动——如举行科学讨论会，著译展览会等，就以促进科学研究为中心。这是一个创举，希望大家合力完成这个创举。希望大家踊跃发表现有的成就，争取更大的成就。”
一九五六年，党中央向全国知识分子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陈望道认为复旦大学已经发展到了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阶段。他邀请了陈建功、苏步青、周同庆、周谷城、吴文祺、谈家桢、吴征铠等著名教授举行座谈，讨论如何规划推进复旦的科研活动。他又召开校务委员会议，讨论复旦当前科研的问题，提出要求，得到了大家的支持。这样，整个复旦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文理各系科，科研工作都很活跃，取得了很多的成绩。陈望道在一九五六年校庆的开幕词中说：“我们希望我们学校将来成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非常美丽的小花园。”同时，陈望道也始终把搞好教学、培养人才作为学校工作的中心任务。他主持的校务委员会，对复旦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秩序、教学纪律的管理等方面，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改革，制定规章，使复旦的教学质量不断地得到提高。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七日，****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十六所高校被指定为全国重点大学。陈望道认为，对于一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全国重点大学来说，开展经常化的科学研究工作，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这里还有一个学风和校风的建设问题。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复旦大学的校务委员会和行政办公会议，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和一九六三年的三年时间里，曾先后多次讨论学风和校风的建设问题。尤其是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六日，陈望道主持召开了一次在复旦校史上堪称空前的专门讨论学风的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所以堪称“空前”，是因为会议是在全校大会堂（今相辉堂）召开的，出席的范围除全体校务委员外，还包括了全体教职工、全体研究生和行政负责人员。召集这么多人，专门座谈学风和校风的建设问题在复旦的校史上还是第一次。就在这次扩大会议上他对学风、校风建设作了全面的论述，接着又在一九六三年校庆开幕式上作了重要的阐释。他认为学风问题是学校工作中最广泛、最基本的问题，是学校“一切种种的综合表现”；学校应该培养学风、提高学风，这要靠大家长期不懈的努力来形成。他提出学风、学风建设最主要的两个方面：一是要有好的思想来指导教学和科研，这就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为工作的指导——而坚决反对用马列主义词句贴标签；二是实践上要专心致志向科学技术作精益求精、坚持不懈的努力——也就是讲究实干，反对说空话。
陈望道除了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外，还历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华东高教局局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代表，第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代表和第三、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他积极参与了政协的工作和人大的一系列活动。
一九五一年六月，陈望道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先后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主任委员等职。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学习唯物辩证法，认真贯彻执行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政策，为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积极分子，作了大量的工作。他常在百忙中抽空找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同志谈心。他还始终不渝地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大陆的神圣事业贡献力量，曾多次撰文向台湾广播，直到晚年还在病榻上，向海外同胞呼吁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
在外事活动中，陈望道先后两次出国访问。第一次是一九五六年秋天，由他率领的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应邀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格莱爱夫斯代尔脱大学建校五百周年的庆祝活动。第二次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他随全国人大代表团赴越南作友好访问。通过上述访问，增强了与被访问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
陈望道虽然工作和社会活动繁忙，但仍不失学者本色，一直坚持搞学术研究。从一九五二年以来，他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常务委员、复旦大学一级教授、******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华东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文字工作者协会主席、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上海市普通话推广委员会副主任。他不辞辛劳，为革新语言学的研究，为繁荣和发展语言科学，为促进和实践语文改革运动做了许多工作。一九五五年十月，他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文字改革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他为确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科学概念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努力贯彻和实践党和国家的语文政策，在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一九五六年元旦，陈望道在上海受到******主席的亲切接见。谈话中毛主席很重视和关心他的文法修辞的研究，这给了他很大的鼓舞。这时他正在筹建复旦大学文法、修辞、逻辑研究室（一九五八年改名为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准备在学校中有计划地展开科研工作。后来他就亲自主持这个研究室，明确主张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从汉语的实际出发，运用功能观点，探索汉语文的组织规律。他积极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发表了《对于主语宾语问题讨论的两点意见》、《怎样研究文法修辞》、《漫谈〈马氏文通〉》等文章。他在《漫谈〈马氏文通〉》一文中评述了《马氏文通》以来汉语文法研究的各种倾向，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功能学说。他很注意我国文法学术遗产的整理。一九六二年，他经过确切考证，纠正了过去认为明代卢以纬曾著《助语辞》一书的旧说，查明了卢以纬是元代人，他著的书名为《语助》；又考证了《语助》成书于泰定元年，即公元一三二四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一本分析虚字用法的专著。
一九六二年三月，陈望道接任了《辞海》总主编的任务。对待******主席亲自倡议的这项建国以来最大的辞书修订任务，他是极为负责的。他在主持工作期间，努力排除“左”倾思想的干扰，改变先前人海战术的编写方法，确定了分科主编责任制。在与副主编罗竹风等的紧密合作下，经过全体编写人员四年的辛勤劳动，《辞海》（未定稿）于一九六五年出版发行。成书时，他为书名题了字。
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陈望道曾多次在上海语文学会和高等院校作学术讲演，并到南京、杭州等地讲学，展开学术交流活动，促进语文研究的发展。
一九六六年“**********”开始后，陈望道作为校长，运动一开始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许多诬陷不实之词强加到他的头上。造反派到他家破“四旧”，砸了他创办的语言研究室；他主编的《辞海》（未定稿）也被打成是集封资修大成的大毒草，自然，也剥夺了他的工作权利和相关待遇。他被迫拄着拐杖，一天三次参加所谓的“抗大清队学习班”。一天，终因体力不支，滑倒在复旦大学老教学楼前的石阶上，得了轻度中风，从此再也不能单独远行了。后来因为******总理指示要对陈望道加以保护，对他的冲击才没有继续升级。
一九七二年，陈望道复出工作，委以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名义。这时，他主持的语言研究室得以部分恢复，在研究室恢复部分工作以后，一九七三年他出版了《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和《汉语提带复合谓语的探讨》两本学术论著，接着又着手修订《修辞学发凡》一书，同时进行《文法简论》的撰稿工作。
一九七三年，陈望道应复旦大学学生会之邀，特为复旦大学团委、学生会举办的书法展览会题了笔力苍劲的“又红又专”四个大字，表达了他对青年一代一贯的期望。这以后，陈望道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差，经常住院治疗。在一九七三年八月，陈望道抱病出席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于一九五七年六月由****中央批准重新成为****党员，但未予公开）；一九七五年一月，他又抱病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一九七五年初夏起，陈望道的健康状况日益变差，得长期住华东医院治疗养病。这样，他就只能在医院里进行并完成《修辞学发凡》的修订工作；也只能在病榻上对《文法简论》的书稿逐章逐句地定稿。年逾八旬的他依然思维清晰，对书稿字斟句酌，《文法简论》终于在一九七六年底完稿并送出版社。在科学研究上，他真是生命不息，攀登不止。
陈望道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人生。一九七六年病情危重之时，他意识到自己生命的里程行将完成，需要对自己的身后事作个交代。当时，市领导、校领导常不断有人到医院来看望，他们总要问陈望道还有什么要求，请尽管提出来。而他总是这样回答：我个人没有任何要求，只是希望把复旦的户口划归市区，学校周边的环境能加以改善。有一次还特地请校领导来谈了三点：一是他再三表明个人的确别无所求，希望学校继续做好争取复旦户口归属市区的工作；二是他着重谈了对学科发展的想法，当时有人提出可以把语法和修辞两门学科合并起来，他认为这两门学科有各自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不应合并也无法合并，复旦在这两门学科的研究方面都有自己的传统和成就，希望学校在今后学科发展中要重视这两门学科的不同特点，让语法学和修辞学都能得到健康的发展；三是向组织表示，自己一生教书，别无财产，只是爱好读书，留有数千册藏书，愿意悉数捐赠学校图书馆，作个留念。——这就是陈望道的遗嘱。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陈望道病情突然恶化，经多方医治无效，于十月二十九日凌晨四时逝世，终年八十七岁。陈望道去世后的第二天（十月三十日），上海市举行了向陈望道同志遗体的告别仪式。在陈望道去世后的第六天（十一月五日），又为陈望道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后，陈望道的骨灰由复旦大学党委领导和陈望道的亲属一起护送至上海革命公墓安放。
一九八0年一月二十三日，****上海市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为陈望道举行了隆重的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陈望道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民主和科学艰苦奋斗的一生。几十年来，他为中国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他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历史见证人和积极参加者。他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祖国的文化科学和教育事业。他为我国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语文运动和语言科学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同时对于文学以及人文科学的其他方面也都有认真的研究，他的著作是文化学术方面的宝贵遗产。他治学谨严，重视立场、观点、方法，强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富有创新精神。他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主持复旦大学校政，为国家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究。他的革命精神、学术成就和教育业绩，永远值得人们学习和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