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译过很多书，喜欢倒装句，喜欢主语前写一大段形容词，那么读者能否接受呢？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能接受。另外是古典语言，我原来是洋包子，学英文专业，小时没上过私塾，古典很差，但年纪大了，总读了不少。在干校六年，“留级生”，后三年全部读书，看了许多古典，读了《昭明文选》，前后汉书，古代散文等，比较用功。我也抄，也“偷”，照抄古典的，效果很不错。汉赋名誉不大好的，说是堆砌。主席很注意汉赋，在庐山写了大段批语，讲从离骚到汉赋。后来“文革”中许多流传出，我自己抄了，编了文学语录。主席很重视木华，《昭明文选》里，可以读一读。找到读了，确是了不得。里头有两句我最欣赏：“轻尘不飞，纤萝不动”，写大海的。在写李四光时也“偷”了，写主席会见李四光时用了。有些人反映用得好，但他不知出处，是“偷”来的。
在《哥德巴赫猜想》里，写了一大段公式后，写仙鹤飞翔，“既散魂而荡目，迷不知其所之”——是汉赋，鲍照的，他是中古时期作家。我胆子很大，木华也“偷”，鲍照也“偷”。自己底子很差，就这么写，反映不错。
另外，写有的人如何，有的人如何，古代两把宝剑，古代炼剑，打扁，打一千锤，打一万次，打出最好的钢来。拂钟无声，削铁如泥。我在后记里解释一下，粉碎“四人帮”后，我写了首诗，寄诗刊，退回来了，是拂钟无声，他没看懂。怎么形容粉碎“四人帮”？一把宝剑打到钟上无声，但断了。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没走漏一点消息，没流一滴血，乾坤倒过来了，现在整个国家欣欣向荣，向2000年进军，都是从这开始的，在那一刹那。我写周培源写了这个。
我每写一篇文章都要歌颂、赞扬1976年10月6日那个时刻，粉碎“四人帮”，从这儿起，我们得救了，向前迈进了。我要用全部生命来歌颂这个时刻。
古代有很多很精彩的语言，有那么多大师。外国语言也要学。我们在座的是做语言工作的，但不大注意语言。“四人帮”时，根本不谈语言。要收集、提高、锻炼自己的语言。报纸是用语言来执行命题的，怎么能不注意语言呢？党报转《猜想》后，各地都转载了。我曾怀疑我的语言会不会被接受。我以为只在知识分子圈子、文学青年的圈子里，有公社副书记，说干部和社员都看了。读给全体社员听了。不要存在一种顾虑，读者不懂。读者远远超过我们的才能，厉害极了。文章中一点点痕迹都看得出来。我的老底，有现代派，现代派的东西混了一点进去。有的读者指出了，我也不怕它。因为有思想统帅。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太谨慎了，看到文章中与现代流行的语言不同，就改。《湖北文艺》让我改，不能不改啊！他的刊物啊！改是应该改的，改的时候要手下留情，编辑不改，我心里不安。最近一篇给袁鹰同志，他不改，我很不安。编辑同志了解一个时期重大意义，当然要改，要改得作者高兴，让作者佩服，改得好。这都是文学一般都要讲的，报告文学一般也包括进去了。
接着徐迟谈了构思问题。他说：这是很费脑筋的，大家都有经验。都写文章的，有个腹稿。我最近给人民日报写的文章，要经中国科学院和本人同意，很花了一点工夫。
我写李四光时，我先找了湖北省地质局的同志谈，他说：噢，太大了，这个题怎么写呀？他是李四光的学生，给我一些资料。到北京，看李夫人回忆录，原想写从国外回来，写到总理会见，集中点写这个，中心点回到国内，一万多字。后来，他女儿说，人家要问一生贡献的。不准备写一生，因为很麻烦，后来加了这一条。我到华北油田住了十天。石油部很高兴，地质部也不是很不高兴。两个部领导没意见，工作人员有意见。为了不得罪任何一个部也费了不少力的，动脑筋。构思要花很大工夫。我讲这个，毫无保留，毫无顾虑，毫无余悸。在执笔之前要多下工夫，要打腹稿。写陈景润时，有两个问题：一是能不能写？白专道路，定了的，很多人劝我：算了，何必呢？二是“文革”写不写？我都作了肯定。写这个人并在写这个人时写“文革”，后来还是写了。担风险。写“文革”更麻烦了，写了几次写不下去。后来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第二段，讲让敌人强大起来，自己后退，退到无路……两句诗，从这里展开写“文革”的。
有人写信说，你写李四光为什么接近“文革”时止笔了？是不是“禁区”？我决心要写。第三个写周培源，一访问，很难写。和林彪、陈伯达斗争，和“四人帮”斗争，目前和北京市委斗争，很难写。你还想不想在北京住？30、40、50、60、70年代的周培源，觉得不行，重新构思，没有好办法。写李、陈二文不够美，不够漂亮。“老毛病”犯了。写完周的初稿，到云南写一植物学家，写了十天，一个月，植物学家的文章写完了。我就转到周文章来了。我给臧克家打个电话，多长？两万三？你的文章越写越长了，我早有感觉这样子不行了。他叫我到他家，他选了两篇古文给我，都不超过三百字，亲自给我讲解。人家写三百字，这么流畅，这么深刻，而你一写两万！当然也是可以的，你总得精练精练啊，你回去研究研究。正要写周培源，他给我个启发。我回来琢磨，又到北大去，找到周培源，谈了话，他夫人说，算了，不要写了，有什么好写呢？一个人说一顿。他三姑娘说徐迟再来我把他轰出去，不赞成嘛！第二天又找周培源谈两个小时。在哲学系、文学系各谈几个小时。哲学家是很不错的，他提供一个细节，10月8日得到消息去报到。全国人民都有这个经历，兴奋情绪，将信将疑，夜里出去散步，没带人到古庙，一个房子里有灯光，有一读书人—— 一个知识分子睡着了。边上有篇文章，看了一遍，把裘装解下，轻轻盖到读书人身上。第一段五十字，极精练，写当时环境和情绪。历代文选都有这篇。第二段考状元，考完了，卷子评定了，主考听名字，闭目，突然而起，听名字，拿笔：第一名！当天晚上看读书人。然后昏君把左公抓起，打得要死，听说恩师被打，拿很多钱买通官老爷进去一看，打得一塌糊涂。老师站起：你来干什么？国家这个时候，你跑来干什么？你不走，打死你！第四段，到士兵中看望，人家劝他，不要来了，我们很好。他说：我老师叮嘱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构思启发了我。哲学系，有回忆，有展望，构思完成了，写一个晚上，所有过去的事情，都是回忆，没得到消息前，写四千字，怎么受“四人帮”压，受气。然后，小顾跑来送好消息，暂时进入个人回忆。四十七岁，周带北大队伍迎接解放军，七十四岁的周怎么带队伍在天安门会师，党旗、国旗、校旗……文章是要构思的。
谈到细节，徐迟说，你要动笔写了，有个关键的东西就是细节。细节有时很小，《地质之光》结尾，地球仪转动，急速地转动……《猜想》里，过春节，领导送水果，很小，似乎没必要。但大量东西展开了，送他，他不收，又追上，关门，激动，搞一加二，都是要有细节。现在写总理的文章比较多，都回忆，往往该写点细节的地方没有写。廖承志的文章写得细，王炳南写抓蒋介石的文章也有细节。细节不需要多，过去梅兰芳讲过，我只要做三个动作就让你相信我是个女人，他找到古代妇女典型化动作了。解裘，是一个细节，第一名，枷锁要砸他，冒严寒到士兵中去……要说总理，感人细节太多了。但现在悼念总理的文章，明明有细节却没有用。有的文章就是因写了细节而感人的。
我决心不写悼念总理的文章，我每篇文章都要写到总理。我讲三个细节：
开国时，总理请宋庆龄从上海到北京来，做准备工作。总理先到她住的房子检查准备工作，把吃西餐的刀叉等餐具拿来看看，一盒子一盒子。周说：不行，你们还有好的没有？就去找了。从饭店找来最好的，看中了。说明事无巨细，他管那么大事情，细到那个程度，不知怎么描写总理的内心。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和蒋介石斗争，为党保存了许多人，这是一种感情。
车要到了，要去接人了，总理不放心，又到住的地方去检查，有剪刀没有？买把给我。总理走到一个花盆面前，用剪子修整这盆花，不知怎么写总理内心，尽善尽美。
开过会，住一段时间，宋要回上海，总理送行，宋上了车，车门口，车开了，车向前走了，总理跟车走，疾步走，车开得快了，总理跑步，后来跑得很快……
真正写文章的要写细节。采访时你不能对采访对象说，你给我两个细节。要与被采访者建立感情，到这个程度，他不回答你的问题，他忘了，讲出细节来了，不要笔记，只用耳朵听，用心记。
构思完成，全部工作精力放到细节上，把别的挖去，让人物活在纸面上。
我和陈景润建立了感情，第一次见面就像认识他，见过，仿佛贾宝玉第一次见林黛玉，关系很好，通信，我去看他，要爱上他。
我写植物学家，一般谈话要建立感情。浑身解数、全部功夫都在建立感情上。和他闲聊，扶着他回去，不要他谈。然后说好去热带植物园看，然后谈。我给省科委打电话，有个桌子，有灯，门能关上就行。他病了，进医院了，昏迷三四天了。他好了，恢复很快，怎么能采访呢？我和周围人都谈了，植物学家拄个棍，我和他谈了。我不仅爱他，而且崇敬他。
要采访一个对象，熟悉他，合得来，建立感情，要用最快速度捉住他谈话中的细节。
《资本论》第八章是最伟大的报告文学，正如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不能这样说，因是经典作家，有伟大的思想。读《资本论》许多人读不下去，恩格斯问马克思，这么难懂怎么办？马克思说，可以先读第八章。从第三段二百七十二页读起，保证你读得下去，动人得不得了！最好的最深刻的报告，最宝贵的细节。没有人让我讲，我不讲，有人邀请我讲，我要讲，我要“贩卖”这个（徐迟举起手中的《资本论》）。
谈到科学，徐迟说：怎么能写科学？让人害怕。而且科学种类这么多，怎么钻进去？那里面有人，有科学家啊，我们主要是报道科学家的，人我们懂啊。我们都是好朋友。对好朋友是最理解的。人是可以理解的。数学，大偶数，我一点点也不懂。李四光的地质学也不懂。我当然有点积累。1954年在天山谈了几天，包头一个工程师也和我谈。石油部门，大庆，找地质指挥所谈地质问题。《地质之光》多少纪，多少纪，我现在还晕头转向。先找科学家，然后才谈他一点科学。心理积累。看马克思数学手稿，愿以他的话作导语，后来改用元旦社论，就更好了。做一点研究，不懂不要紧，有很多资料，印好的猜想，看一点，用一点就够了。主要写人。不搞那门科学，写那个科学家。写那个人，写他的贡献，如何大量写他的研究成果，写多了，读者当然不高兴了，写他的经历，某些有趣味的细节。没有问题的。肯定没有问题的。大家都来写吧！我希望报上的文章再多写一点人的细节，我保证读者会高兴。
科学院送我一堆堆材料，看了后，感到不四个现代化不得了。现在科学发展了，就像我讲了话，袁鹰讲了话，不必记，散会后走到门口就可以一个人给一本印好了的记录。一个计算机，第二代的，第三代的，一秒钟几百万次运算。这样一个领域，你还不去怎么行呢？电子计算机哪儿都要用，连厨房炒菜也要用。是电脑时代了，人脑指挥电脑的时代。神圣的职责要到2000年去。科学技术界有这个雄心壮志，很可能变成现实的。这个领域非常广阔，到天文台看月亮。大望远镜，四米直径，没看见嫦娥吴刚，但看到了某某山，想过不了多少年，就可以去遨游了，再活十二年，我七十五岁，2000年，平均寿命可以一百岁。
1940年我很糊涂，已接触马克思主义，非常荒唐、幼稚。现在好一些了，到2000年，我一百零五岁，豁出命也要干这个。打倒“四人帮”就有奔头有信心。科学领域一定要进去，一定能进去。
徐迟最后感谢主人的邀请，他说：我只讲这一次，说了算数。陈景润是数学家，他的逻辑钢铁般坚硬。他说了是算数的。陈景润不坐小汽车，乘公交汽车，国务院、科学院给他一套房子，他不去，仍住那个六平方米。
袁鹰说徐迟讲了思想、学习、业务，生动而丰富。说他年岁比我们都大，但劲头那么足，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在接徐迟来时的小车上，我问他：《猜想》前面引那数学公式你怎么学习的？他说他一点也不懂，全是照搬来的。
1978年10月12日
接到方冰同志电话，让我到辽宁大厦出席一个座谈会，说是中国作家代表团从黑龙江访问结束后到达辽宁，在这三十多位作家中有一半是诗人，辽宁的诗人们与代表团的诗人们聚会一下。
粉碎“四人帮”之后，被禁锢多年的新诗开始梳理自己的羽毛。一些诗人重返诗坛，大家向往交流，向往团聚。我赶到辽宁大厦，在一个宽敞的大会议室里已坐满了人。来辽宁的有艾青、苏金伞、公木、公刘、刘剑青、包玉堂、莎红、苗得雨、石英、郭宝申、李小雨、吴超、孙绍振；参加座谈的辽宁诗人有方冰、阿红、晓凡、厉风、解明、刘文玉、路地、高广成、柳清波、陈秀庭、姚莹、孙日成、丁晓翁、徐光荣、荆鸿、陈进化、李荔等。
方冰在开场白中讲道，诗歌是文艺的一部分，被“四人帮”搞得一塌糊涂，一团混乱。凡是不符合“样板戏”标准的都给否定掉了，说假话成风。文艺作品中诗最多，诗如何接受遗产，怎样在中国旧诗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怎样创新，都有赖大家探讨。阿红首先发言，他说，解放思想，怎样解放？“四人帮”打倒了，还是感到影响不小。肃清流毒是长期的工作，诗歌要不要有真情实感？要不要有真切感受？有很多诗看起来是借来的材料，从报纸上找材料，把散文缩了一下，于是产生“诗”。还有的叙的事，抒的情，都是仿制品。许多诗生活气息浅薄，不像在座的老诗人的作品那样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另外什么是时代精神？是不是用大话、玄话、高话喊出报纸上的话，时代精神就强了？如何理解时代精神？如何在作品中表现时代精神？打倒了“四人帮”，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国家和人民都充满了希望，同时我们也看到生活中一些不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东西，看不胜看，数不胜数，诗能不能接触？小说提出破禁区的问题，诗有没有禁区？能不能突破？新诗如何创作？如何发展？十年二十年后，一百年过后，新诗的形式会怎样？
方冰说：诗为政治服务怎么服务？刊物上纪念日特集，为什么不“打”人儿？我常常不愿看。阿红说：《诗论》里面写的是启蒙的东西。艾青说：“放毒”不少。方冰对艾青说：你的诗启蒙不小，我到延河就背着你的《大堰河》。艾青见没有人接着发言，便开玩笑说，这么多人，压场，干脆散会吧！他说，我们也希望听一听，脑子活动活动，否则僵化了。点名讲话是最僵化的办法，点到谁谁头疼，自由发言最好。每个人脑子里至少有十个问题吧，但为什么不拿出来？总是有原因的，或者没抽烟，没喝水，早饭大约都吃了吧？不要把写诗的同志、写诗的朋友叫“老前辈”！公刘认为，阿红提的问题扼要、准确。路地说，目前诗歌不大活跃，将来一定会活跃。“比较勇敢”的人才能成为诗人。都是写应该说的话，而不是写想说的话，一百年、一千年也不能繁荣。中央提出了解放思想，但下面步履艰难。总是“没见过，这行吗？”包括一些编辑，一些地方领导，所以省内文艺状况不能令人满意，拿出的作品不招人读，不如去读唐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