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意识是20世纪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尤其在现代派文学中，它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这个概念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不同的文学样式中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就法国文学而言，追根溯源，荒诞意识至少可以推到17世纪散文家、哲学家和数学家帕斯卡尔那里。帕斯卡尔的名言：“人是会思想的芦苇”，把人类看作在现实世界和命运面前弱不禁风的生物。他还进一步说：“可以设想大量的人戴着锁链，统统被判处死刑，其中有的人天天在别人的目睹下被屠杀掉，留下来的人看到自己的状况跟他们的同类一样……这就是人类状况的图象：”帕斯卡尔虽然还未提出荒诞的概念，但他表达的是人类无可奈何的悲惨境遇，已经包含了荒诞意识。19世纪下半叶是各种思潮迭起的时代，各式各样现代意识露出端倪。有的诗人接触到人类牛存状况这个重大问题：例如，兰波的《醉船》写的其实是人的异化：醉船象征着人；醉船在大海中漂流，象征着人的命运飘忽不定。在戏剧方面，雅里（18731907年）的《于布王》及其系列作品颇具荒诞意味，于布王象征着“人类永恒的愚蠢，永恒的奢侈，永恒的饕餮，发展成暴虐的卑劣本能，饱食终日者的廉耻、德行、爱国心和理想”。《于布王》的内容滑稽幽默，以嬉笑怒骂的形式表达了有闲者的某些荒诞本质，它与超现实主义和荒诞派戏剧是一脉相通的。
荒诞意识的再次出现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超现实主义描绘的梦幻境界和表现的幽默意趣，包含着荒诞意识。30年代，欧洲各国，包括法国，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出现了不同寻常的现象。在政治上，法西斯主义的抬头掀起了一股狂热的极右思潮，给欧洲人民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在经济上，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席卷欧洲各国，引来空前的灾难，人心惶惶，前途茫茫，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个老问题又提了出来。一些将目光投向世界的小说家，敏锐地接触到种种难以解释的现象，他们的作品表达了深沉的荒诞意识。
首先要提到的是马尔罗，马尔罗是一个作家，同时又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他早年曾在印度支那进行冒险活动，并以自身经历写成小说。由于他见多识广，广泛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物，见到不同制度的国家的风土人情，所以他的思维没有局限在一国一地的小范围，而是能够从世界范围来考虑人类状况，同时，他密切注视着欧洲的风云变幻，嗅到强烈的政治火药味，对人的命运不免深感忧虑。他的小说《征服者》（1930年）就渗透了荒诞意识。小说主人公加林虽然投身于社会节命，却不把这种行动当成一种目的，而是当作一种手段。他力图通过参与“伟大行动”来消除生存的空虚。马尔罗笔下的人物不是为了某种崇高目标而斗争，他们只是在反对生活的荒诞……做出英雄行为的时刻，就是要面对威胁生活的种种情况：软弱、痛苦和死亡，拒绝命运的安排。既然上帝抛弃了这个世界，那么，人便不可能追求无限和永恒，只得从暴虐事件加剧的人类危机中抽取出崇高境界。马尔罗在《关于《征服者》的演讲》中说：“对加林来说，根本问题不在于了解怎样才能参加一场革命，而在于了解怎样才能摆脱所谓的荒诞……加林是这样一个人：在逃脱人面临的最具有悲剧性的东西，即荒诞的范围内，他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榜样。”马尔罗将人类状况放在重大政治事件的中心，以便写出它的悲剧性和崇高，这就是1933年问世的《人类状况》的主旨。马尔罗认为这种悲剧性与崇高的结合构成了人的本质。在小说结尾，老吉佐尔陷于孤独，逃到日本，在节日的一天，思考着人类状况，他认为人的悲剧没有消除，也不可能消除，但是人的使命在于控制这种悲剧性和死亡：“人类是迟钝的，笨拙的，因肉体、血液、痛苦而笨拙，永远符合自身，就像一切趋向死亡的东西；但是，连血液、连肉体、连痛苦、连死亡都消失在天上的光辉中，就像音乐消失在寂静的黑夜中一样。”在这部小说中，马尔罗对人的命运的思考还不是消极的。虽然他描写了上海工人起义的失败，充满了悲剧性的意味，但是，这种悲剧性又蕴含着事业和行动的崇高，因而主调仍然是高昂的。小说结尾符合历史真实：革命转入低潮，这使主人公陷人沉重的思索，但还没有完全丧失信心，只是处于悲观绝望之中。总之，马尔罗对人类状况的哲理思考并没有得出结论，而只是提出了疑问。
1937年出版的《希望》是根据作者本人在西班牙的亲身经历写成的一部小说。马尔罗探索的是生和死的意义。他认为，悲剧之所以崇高，完全在于人的生命超越了死亡而达到最高峰；由于参与历史事件和积极争取更好的个人命运，马尔罗反对绝望，他认为英雄行动就是反对绝望的证明，小说着重描写绝望心理和英雄主义的对峙。马尔罗在小说中有一段描写的是马纽埃尔倾听音乐：“马纽埃尔第一次听到比人的血液更沉重，比人在大地的存在更令人不安的物质的声音：这就是人的命运无限的可能性。”在马尔罗笔下，人在行动中生与死具有同等的可能性，生与死的流动构成了人的悲剧。不过，马尔罗认为人的命运和英雄行动能紧密结合，这是处于悲剧状态中的人惟一得救的道路。
40年代以后，马尔罗转向艺术史的研究，但是，人的命运问题仍然是他的探索中心，他在《阿尔登堡的胡桃树》（1943年）中指出：“死亡是一切问题的中心：迪埃特里赫的自杀、上帝的死、人的死、文明的死、在现代战争的技术中暴死的本能。”在《绝对的货币》（1947年）中，他重新提出入的能力无限的主题，以及人的精神由悲剧性和毅力构成的主题：“每一部杰作都是对世界的提炼……每个艺术家对他的奴役状态的胜利，以充分展开的形式，汇合艺术对人类命运所取得的胜利”。他在《寂静之声》（1951年）中提出了著名的论题：“艺术是一种反命运。”换句话说，艺术家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人类面对悲剧存在的出路……总起来说，马尔罗是第一个在自己的创作中较多地探索荒诞问题的法国作家，他不仅在小说中表现了荒诞意识，而且力图在艺术史的探索中阐明这种观点。
罗歇·马丹·杜伽尔在写作《蒂博一家》（19221940年）的最后一部分《尾声》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战争乌云笼罩着欧洲上空。马丹·杜伽尔深切地感到战争灾难迫在眉睫，从而把自己的感受融化到小说中。小说末尾由昂图瓦纳的日记组成。他是个军医，中了毒气弹，受了重伤，生命垂危。他临终前的日记表达了他对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对人生和命运发出厂深沉的感叹。他写道：“四年战争没有别的结果，除了屠杀和一堆堆废墟，最爱作征服冒险的梦想家大概不得不承认，战争对人类、对各国都变成无法弥补的灾难。战争的荒谬在各方面已为经验所证实。”他对战争进行思索的结果是：“战争使我看到自己身上最卑劣的本能和人的一切最深层的东西。”随着死亡的逼近，他的怀疑论变得明确了：“对人的完美性不要存有过多的幻想，希望由人类安排的世界变得‘纯洁’。”他想到宇宙的无垠和自身的渺小，“我注定撒手尘寰仍然不大明白自己——也不明白世间。”昂图瓦纳原是个富有才华的年轻儿科医生，战争夺走了他的生命，他的悲剧是时代悲剧的写照。他至死仍然不明白命运为什么这样戏弄了他。无疑，他要表达的是一种世界荒诞的意识。
塞利纳是一个怪才，他对社会有独到的观察。《茫茫黑夜漫游》（1932年）以无情的笔触披露了现实世界的种种丑恶现象，社会关系、价值标准、传统法规的光华于是被抹去了，黑暗、污浊的景象被揭露无遗。小说卷首的一首歌集中表达了作者的主旨：“我们生活在严寒黑夜，人生好像长途旅行，仰望苍空寻找出路，天际却无指引的明星，”塞利纳把西方社会比作严寒黑夜，他描绘的底特律汽车工厂被形容成一个“巨型的钢盒”，人禁锏在里面，变成了机械的无生物，是这个巨大机器的一个部件，像荒诞的噩梦一样可怕。人想在社会中寻找出路则是徒然，“现实是一场无休无止的垂死挣扎。这个世界的现实就是死亡。”塞利纳又写道：“生活就是这样的，这是一缕消失在黑夜中的光芒，也许人们永远不会明白，什么也找不到。死亡就是这样。”在塞利纳的笔下，世界是一片荒诞的图像，人类无望地在其中挣扎，这幅图像入木三分地表现了30年代的西方世界。
虽然马尔罗、马丹·杜伽尔和塞利纳只是三个在小说中表现荒诞意识的作家的代表，但从他们的作品中，已经足以看了，在30年代，荒诞意识确实在法国小说家的头脑中明确地、强烈地存在着，并且成为他们作品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反映了他们对现存社会的一种基本概念。
应该说，荒诞意识真正与小说结成一体的，是存在主义小说。尤其在加缪的小说中，荒诞主题几乎成了小说的最强音，它体现在小说的情节中和人物形象之中；荒诞是加缪对现实世界的基本看法。
《局外人》（1942年）是加缪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小说通过主人公默尔索的生活，写出形成荒诞的社会原因。默尔索是个阿尔及尔的小职员，他对周围事物已经无动于衷，失去一切关心，他身上只留下最基本的需要的冲动：饥渴、睡眠、女人的陪伴、夜晚的凉爽和海水浴带来的休息。总之，只剩下一个年轻而健康的人的肉体需要，只有这些需要才能把他从懒洋洋的习惯中摆脱出来，对他来说，构成他周围人的道德准则的一切义务和美德，只不过是一种令人失望的重负，他干脆统统弃之不顾，甚至连他母亲去世也引不起他多大的痛苦。他的内心非常空虚，平日像掉了魂似的无所适从，毫无愿望，毫无追求，以致在沙滩上盲目地对阿拉伯人开枪，打死了一个阿拉伯人，默尔索是荒诞人的典型。这个典型对社会生活的冷漠，对人与人之问关系的无动于衷，是其显著的外在特点。加缪不仅描绘了荒诞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而且描写了他对社会司法制度和宗教的态度。默尔索被指控犯了杀人罪而锒铛入狱。司法机构要求默尔索参与到预审法官、律师、公众和报纸在他周围玩弄的、体现了虚伪价值观念的一出闹剧之中。官方的道德由偏见和伪善编织而成，在默尔索那里撞上了一堵由固有的真诚心态组成的墙壁，起不了任何作用。默尔索懒洋洋地，然而干脆地拒绝参与这出由法官们认真而严肃地上演的闹剧，在众人眼里，他因此而变成—个局外人，一个危险的变质分子；在这些人看来，这出闹剧反倒是真正的生活。默尔索被送上绞刑架，并非由于他犯下的罪，而是因为他没有接受法律核定的信条和习俗。他的全部行为就是对这些信条和习俗的否定。于是，强大的正统秩序压碎了这毫无防卫的心灵。他和司法机构之间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因为这种和解是建立在伪善的荒诞联系之上的。
荒诞人的精神特点是与他人的隔膜状态，他无法跟那些按照传统习俗思想的人找到共同语言。在加缪看来，这是僵化的道德和背叛这种道德的人之问产生破裂的直接后果。他在1957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讲话时，这样评论自己的这部小说：“商人的社会可以定名为这样的一个社会：在那里事物靠了标记而消失……它在本质上是一个人为的社会，在那里，人的肉体存在被蒙蔽了……这个社会……在它的监狱和它的财政庙宇上写下自由和平等的字样，这并不令人惊奇。今日，最受污蔑的价值无疑是自由的价值。”由此看来，加缪在《局外人》中力图对资本主义社会所标榜的自由和平等作出批判性的审查，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社会在空喊自由和平等，或者以这类口号作为欺骗手段；因此，人的自由价值完全被抹杀了，他的生存成了荒诞的存往。
1943年，加缪写出《西绪福斯神话》，对荒诞意识作出哲学上的解释，在加缪看来，现实的荒诞并不是偶然事件引起的结果，也不是政治人物操纵的结果，同时也不是在一定时期内主宰历史进程的阶级的贪婪带来的结果，荒诞是普遍存在的，永恒的，它的根源就在于生活本身的根本荒诞之中。他写道：“荒诞……是有意识的人形而上的状态。”他认为，在历史的进程中，个人淹没在一大堆无意义的事物里，这些无意义的事物就散布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人由于忙于自己的日常事务，一般不会觉察到这些无意义的事物。“起床、有轨电车、四小时力公室或者四小时工厂的工作、吃饭、有轨电车、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同样的节奏……”但是，有一天，脑袋精疲力竭，闪过一个想法：这样机械的回旋有什么目的呢？明白过来以后，人突然离开轨道，思索起来，可是他渴望了解的想法到处碰壁。宇宙是永恒的；人是要死的；人设法获得绝对真理，宇宙却只提供骗人的表面现象和相对真理，它反对人各种各样自大的企图，以便越过永恒设置的界限，满足自身的准则。荒诞由此而来，它是我们渴望获得明白无误事物的意愿和宇宙不可探测的秘密之间互相撞击的本质。从另一个角度看，荒诞是在一个离开了原有轨道，盲目地奔向灾难的社会里，个人的孤独。代替四平八稳的秩序的是，长期以来隐藏在内部的混乱，它突然显露出来，变成笼罩世界的普遍现象。没有人能够摸透这部疯狂运转的机器，没有人能够驯服它，没有人能够逃脱无舵、无帆的“茫茫黑夜漫游”。人人都待在“他的时代的苦役船上”，他不得不忍耐着，即使他闻到船上有鱼腥味。苦役犯监工在船上是太多了，而且海岬很难绕过……人成了世界的俘虏，这个世界的所有联系都陈旧了，从前的偶像被推翻，习惯的规律是惟一的罗盘，使人能够指导自己的行为。失去这最后的引导线，便等于永远完蛋。这种荒诞观念是加缪企图从一种新的角度，去表现普通人在生活中所遇到的艰难困厄。
加缪着意阐明的是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精神现象，这是一曲对现代文明衰落的哀歌。加缪从事小说创作的年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激战方酣的时期，法国沦陷在德国法西斯的铁蹄下，人们对自身的命运、对历史的进程感到茫然无措，陷入了近乎悲观绝望的状态中。这是存在主义，包括加缪表现荒诞意识的社会基础，也是人们社会心理在哲学上的反映。加缪宣称，发现荒诞意识绝不是哲理思考的结果，而仅仅是一个先决条件，一个建立“荒诞道德观”的出发点。《西绪福斯神话》是兑现这个诺言的第一个企图。加缪在思考，生活是否缺乏一切逻辑，希望是否枉然，拒绝逆来顺受是合乎情理的吗？他的回答是：否。“荒诞只有在人们不赞同它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人们不能逃避命运的安排，也不能不承认命运；会思考的人的尊严就在于不要离开不可忍受的现实，而是要向混乱投以挑战，要生活下去，在盲目信念的废墟上建立对健全理性的崇拜。
加缪正是把这种崇高的光圈罩在西绪福斯的头上。西绪福斯是古代传说中的永恒苦役工。他把巨石推至山顶，可是石头又重新滚落下来，他只得下山重新推动石头，如此无穷反复。这个“天神的无产者”，充分意识到落在他身上的命运完全不合理，这种清醒认识成为他取得胜利的信心。西绪福斯不会自暴自弃，呻吟叹息，乞哀告怜，他蔑视刽子手们。他没有能力消除不公正的天神强加给他的惩罚，他把自己的苦工变成反对天神的愚蠢行为的大声指控，变成拒不低头的强大精神的证明。“西绪福斯教导的是忠诚不贰，否认天神，掀动巨石……这个宇宙今后没有主宰，他觉得宇宙既不贫瘠，也不是毫无价值……向顶峰推进的斗争本身，足以使人心充实。必须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西绪福斯的思维方式是三段论法：既然一切是荒诞的，因此一切是有价值的，“一切也是允许的”。西绪福斯完全吸取这一教训：“荒诞的人……没有什么可辩解的。我从他无辜的原则出发。”加缪认为一切人的命运都已注定，惟一绝对的真实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价值的等级，“重要的不是活得更好，而是活得更长”；往者没有提供可供支持的东西，未来也没有指出可遵循的目标；必须学会充分享受每……个掠过的时刻。西绪福斯的观念在默尔索身上得到体现。默尔索屈从于他惟一的愿望：这就是他要向别人的脑袋射进一颗子弹。西绪福斯由于受苦而变得聪明，默尔索在牢狱中也能看清虚伪的“德行”。
1943年至1944年，加缪发表了一组文章，在解放后结集为《致一个德国友人的书信》。在这些书信里，加缪对人间的不平等现象作了深入一步的思考，他的结论比以往要积极一些：“我们长期以来一致认为这个世界没有更高级的理智，我们都感到失望……但是如今我得出了别的结论……这就是您容许我们的状况不合理，决心增添点什么，相反，我却觉得人应该肯定正义，反对持久的非正义，创造幸福，抗议产生不幸的世界。而我呢，我拒绝容许这种使人绝望和这个受折磨的世界，我仅仅期望人们重新找到他们的团结一致，以便同他们令人厌恶的命运进行斗争……我继续认为这个世界没有更高一层的意义。但是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中有某些东西有意义，这就是人，因为只有人才要求有意义。”加缪没有放弃《西绪福斯神话》的基本观点。但是他在该体系中加入了一系列伦理观念。战争的进程使加缪认识到要起来反对荒诞的命运。
这就是《鼠疫》（1947年）所描写的内容。鼠疫是法西斯的象征，也是荒诞的现实和存在。然而，小说的主人公们不再像默尔索那样，对现实的丑恶漠然置之；他们起来与之坚决斗争。他们认为“单独幸福会令人羞愧……不管我足不是愿意，我知道我是属于这里的人。这件事关系到我们大家。”每个人对他周围发生的事都负有责任，他的意识在强烈地召唤他：为了共同目的一起进行斗争，大家团结一致，不怕危险，抢救患病的人。《鼠疫》表现了善良人奋不顾身地与邪恶事物斗争的场面，说明加缪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加缪后来对自己的创作思想作了总结：他这一代人“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正当希特勒政权和最初的牵涉革命的案件同时确立的时候，恰好20岁，后来又面对两班牙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的天地，布满折磨和牢狱的欧洲，才完善了他们的教育。今日他们应当抚育子女，在一个受到核武器毁灭威胁的世界上完成他们的事业，我想，没有人能要求他们乐观。再说，在我国和欧洲，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拒绝了虚无主义，开始寻找一种合理的存在。他们必须在灾难的时代形成一种牛活的艺术，为的是第二次再生，然后公开地反对死的本能。”这种不向荒诞现实屈服的思想在《鼠疫》中得到充分体现。
在加缪的作品中，荒诞意识有三重表现。第一，加缪在小说中塑造了荒诞的人，荒诞的人是荒诞意识的集中表现或形象体现：荒诞的人的出现标志着荒诞意识真正与小说融为一体。如果说，荒诞意识在以往的小说中还未能成为主人公的内在思想的话，那么，在加缪的小说中，这已成为事实。这种质的变化说明荒诞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已达到一个新阶段。第二，加缪不仅在小说（还有戏剧）中深入地表现了荒诞意识，而且从理论上作出了明确的阐述。他论述了荒诞意识的哲学含义，分析了荒诞意识在现实中的存在状况，把荒诞意识作为存在主义文学集中阐发的观念。荒诞意识确实部分反映了当今欧美国家的本质社会现象，就这一点来说，它具有价值是毫无疑问的。第三，荒诞小说从卡夫卡的小说中受益甚多，尤其是《局外人》，与卡失卡小说绝对悲观的结尾是相似的。不过，加缪的思想并没有完全悲观绝望，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他的思想也在发展。《鼠疫》中积极的、进取的、与荒诞现实对抗的描绘，就反映了加缪思想中较为乐观的一面。
存在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作家是萨特，他的第一部小说《恶心》（又译《从恶》）写的就是存在的荒诞，萨特着意写入物对现实的厌恶心理。主人公洛根丁“厌恶存在”，“厌恶……在我身边的一切事物”，因为“我外面的世界那么丑恶……世界的存在本身那么丑恶”。他由此而产生了荒诞的概念，这个概念“虽然没有清楚地阐明什么，我却是懂得找到了‘存在’的关键，我的‘厌恶’的关键，我的生命的关键。“在萨特笔下，主人公与社会格格不入，万事万物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他对现实感到完全绝望。他拒绝存在，不管这是什么形式：“我找到了同一种愿望：把存在驱逐于我身外。”除了洛根丁，自学者也是现代文明产生的一个奇特人物。他按字母顺序通读市图书馆的藏书，但是他完全是一个可怜的书呆子，似乎是为读书而读书，而不考虑读书是为了什么。萨特以此讽刺了传统的人文主义。至于那些有财产的人，他们趾高气扬，走出教堂或博物馆时耀武扬威。萨特把他们说成是“混蛋”。通过这些人物的描绘，萨特写出了这个荒诞世界的众生相，他们是这个荒诞世界的畸形产物。
萨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集《墙》（1943年）汇集了精神异化的儿种形象：有的企图以无意义的行为使自己出名，寻找一些极其无聊而又出奇的事去做，以打发百无聊赖的空虚生活，甚至想杀人，对人类充满仇限，犯罪以后又没有勇气自杀，只得束手就擒；有的面对死亡感到绝望，这种绝望是等待不到任何上天的援救和没有信念支持而产牛的情感，同时他也感到忧虑，这种忧虑是对“完全而深沉的责任感”的意识，绝望和忧虑形成了一种孤单感；有的力求深入到精神病人的世界中，不是将精神病人当作一样东西来看待，而宁愿让精神病人扰乱自己的世界和生活，同时他又怀疑精神病是一种更灵巧的恶意表现；有的对没有性能力的丈夫混合着爱和厌恶，离去后又返回到他身边，内心充满不可解决的矛盾；有的由于家庭和环境的影响，逐渐走上右翼的政治道路，成为一个“混蛋”。《墙》对社会和人类状况的荒诞提供了一幅鲜明而形象的图画，它通过不同的人物写出各种荒诞意识。
在《自南之路》（1945-1949年）中，萨特描写了几个人物寻找自由的过程。他们处处走入死胡同，得到的结论是：“自由就是恐怖。”法国评论家米歇尔·泽拉法说：“这部作品展现了—个文明的阶段，主人公意识到他对历史的责任感，但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创造历史。”萨特力图通过个人的命运去展示历史进程，表现人类状况。他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看到个人为阻止法西斯入侵而奋不顾身，表现了个人的坚强意志；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个人的势力难以在一件实事中获得成功，死亡笼罩着人物的心灵，他无法去改变历史进程。这个矛盾他无法解决，小说也就始终没有写完。这个矛盾也存在于萨特的理论之中。根据他的哲学观点，人的孤独是一个基木命题：人不可能指望得到上帝的任何救助，因为人不可能先于自身的实存而存在。结果是，人被抛弃了，不得不独立承担自身的自由。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说：“人被罚作自南之人。”因此，人必须选择一个约束他的本质观念，逃避这个选择是不可能的，“自由是选择的自由，而不是不选择的自由。实际上，不作选择，也就是作出了不作选择的选择。”由此产生自由的荒诞性，它强迫人们承担对世界的责任。在《自由之路》中，萨特就写了这种自由的荒谬性。
萨特有不少地方同加缪相近。例如他们在小说中都塑造了荒诞人的形象，《恶心》中的洛根丁，《墙》中的伊比埃塔，《艾罗斯特拉特》中的希尔拔都是荒诞的人。萨特同样把荒诞意识作为自己的小说最重要问题之一来表现。不过，萨特跟加缪也有不同。第一，萨特更加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写，“他人就是地狱”这个论题虽是在《禁闭》中提出的，其实贯穿于萨特的小说创作中。在萨特看来，爱和友谊都逃避不了这种严峻的生存规律：“与他人相比，我成了多余的人。”人与人任何真正的沟通都成为不可能：每个人都将自己封闭起来，否则便要“沦为虚无”，或者处于屈服的地位。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人无法给别人带来任何帮助。萨特从人与人的关系这个角度去写存在是荒诞的，“没有道理，没有原因，也没有必然性。”第二，萨特更加注意描写人的异化。他十分注重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精神因素。例如，同样面对死亡，默尔索更为坦然没有多少恐惧。而在萨特笔下，面对死亡的人思想是复杂的，他意识到这是一种选择，足命运的安排，只能无可奈何；同时又感到恐惧和求生的欲望，他的精神处于扭曲的状态之中，《艾罗斯拉特》的主人公的反常行为也是精神异化的结果。荒诞的现实使他的行为变得怪戾，他的心理产生了变态，他对妓女的态度以及开枪杀人都是心理变态的表现。第三，在艺术手法上，加缪力求单纯，他的文字具有占典散文质朴的美，而萨特则企求多变。《恶心》继承了福楼拜的小说《布瓦尔和佩居谢》的写法，场面和插曲分散开来写，语调时而讽刺，时而滑稽，时而像梦呓，时而写幻觉，时而作形而上学的思考。在《墙》中，他打破作家对人物加以全部控制的写法，让读者投入自己的思索，“每个人物都是一个陷阱，让读者投入自己的思索”；“每个人物都是一个陷阱，让读者陷进去，从一个意识投入到另一个意识之中，就像从一个绝对的、无可挽救的世界投入到另一个同样绝对的世界中，让读者对主人公的疑虑感到疑虑，对人物的不安感到不安，被人物的存在所困扰，屈服于人物的重压之下，被人物的感觉和情感所包围，就像被不可攀登的峭拔悬崖所包围那样。最后，让每一个人物的脾气和每一个精神活动包含全人类……”在《自由之路》中，叙述角度相继按几个人物的视点来回变换，改变了单一角度的叙述方式，以上这些小说技巧分别从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多斯、帕索斯等外国作家那里撷取而来，因此，萨特的小说技巧具有更多的现代因素。
除了存在主义作家以外，表现荒诞意识较多的当代作家是贝克特……他的第一部小说《穆尔菲》的英文版发表于1938年，法文版直至1948年才问世，以后他还出版过《莫洛亚》（1951年）、《马洛纳正在死去》（1952年）、《瓦特》（1968年）。贝克特的小说得益于卡夫卡。不过，在卡夫卡的《城堡》中，主人公向城堡前进，城堡是寻找的对象，可是永远接近不了。而且贝克特的主人公转向回忆，叙述他来自哪里，目前状况如何，他们不是寻找，而是流浪，莫洛亚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然后等待死亡。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何去何从。小说叙述的地点越来越小，从《莫洛亚》的荒原和海滩，转到房间、床、餐馆门口的桶。人物也不断变换：流浪汉、病人、残废人、瘫痪者、落魄的人、一只头、一张嘴一人物淡沦最多的问题是：人而对死亡的境况。莫洛亚是个永恒的流浪汉，他是永恒荒诞的象征。《马洛纳正在死去》写道：“得啦，生活在流逝，必须利用它。再说，我是死了还是仅仅在垂死挣扎，这并不重要，我将像以往一直所做的那样去做，并不知道在做什么，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是否存在。”在《莫洛亚》的结尾，连声音也死了；在《无名无姓的人》的结尾，就写得更加可怕，死亡迟迟不来临，只能听到“字句，仅止而已，必须继续下去”、从内容和表现形式来看，这些小说比萨特利加缪的小说走得更远，不妨把它们也看作是一些荒诞小说，它们是贝克特的荒诞剧的先声。贝克特在小说创作上是存在主义与新小说派之间的一个过渡性作家：他的小说已包含了新小说的主要特点，荒诞意识就是其中一个方面。
本文不准备对新小说派其他作家的荒诞意识进行考察。以上的概述是想见出法国20世纪小说中的荒诞意识。究其实，荒诞意识是现代人面对社会、而对现实、面对世界的一些不合理现象感到无法解释，因而产生困产惑，最终以扭曲的方式去评判和表现这些现象而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面对命运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态度对命运的突如其来，强人而不合理感到束手无策，成为命运的玩弄对象，人便显得可怜、渺小、弱不禁风，受到命运的摧残；另一种态度面对乖戾的命运敢于抗争，持这种态度的人认为命运的捉弄虽然不可避免，但却是不合理的，它违背自然和正义的社会准则，因而必须与之斗争，也有可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前一种态度较为消极，从现实情况来看，它产生于社会恶势力猖獗的时期，或者在人们的精神信念处于危机的阶段，后一种态度比较积极，它产生于人们同恶势力进行殊死斗争的时期。
作为对现实世界进行观察的一种方式，持这种态度的作家将现实世界看作无处不存在荒诞不经的现象，因而荒诞意识的归宿点往往是悲观主义的这类作家认为世界的本质是荒诞的，它无规律可寻，无法掌握，不受人的控制，是世界在主宰人。既然一般说来人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人就必须陷入悲观绝望的境地，即令人在某些情况下能够起来反抗不合理的邪恶事物，而且取得了胜利，但是，从整部作品的情调来看，压抑、沉重的氛围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主人公们虽然战胜了恶势力，可是，在这个世界上，荒诞事物还会随时出现；作家无法指明未来的世界究竟如何，给读者的印象是前景并不乐观。总的说来，荒诞意识是同悲观论密切相连的。
此外，荒诞意识将世界现实看成以非理性形式出现，因而它的表现形态也主要是非理性主义的。荒诞现象本来就是不合常情、不合常规、滑稽突梯的。所以，在事件与事件之间的组接，在文字和对话之间，自然会出现互不连贯、缺乏联系、突兀跳跃的情况，甚至发展到难以理解的地步。在内容与形式之间，荒诞意识的表现倒是相互一致的。诚然，荒诞人也有以理性的方式进行思索的，例如默尔索，他的思考虽然有许多地方跟常人不同，但是理性思维仍然主宰着他的思索，因此，荒诞意识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不能说成只有一种。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
